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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性摧毁了上帝在天国的统治的同时，也瓦解了宗教所提供的对世界终极价值的解释。现代性用理性的“宗教”代替“上帝”的宗教，通过肢解式的分析和批判，撕裂了生活原有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人的生活领域从统一状态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各个不同部分，社会各领域的价值也发生了分裂。价值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主体性以及自由个性的肯定，是现代社会的进步潮流。但人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又感到价值、意义的丧失，从而驱动人们去追求一种对世界统一性的新的解释。
寻求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原则在当代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文明人不会再像原始人那样简单地依附于规则和习惯；他们的复杂生活已无法以那么简单的方式加以统一，所有东西也已不再能被标刻在一根木棍之上；然而，如果他要达到生活的统一，他就必须在更为复杂的行为标准中去寻求统一。”
韦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对现代社会所作的分析和批判，提供了一种揭示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视角，当然这不是唯一视角。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合的视野求解现代性问题，则是上述分析视角的传承和延续，是对寻求现代文明之统一的精神基础的尝试。然而，由于置身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又有着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设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作出何种取舍，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面临不同的选择。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是工具理性的过度泛滥，中国则是工具理性发展不足。
在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中，如何按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合的要求，破解制度现代性难题，顺利推进制度现代化事业，需要结合我国社会制度发展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进行新的探索。
本书第二章曾经指出，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审视，现代性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的个体主体性困境；市场逻辑与社会基本价值秩序的冲突；全球化导致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的冲突。制度现代化是制度适应社会关系的现代变革而发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将融注于制度层面，表现为制度现代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的个体主体性困境表现为制度体系中个体意志和社会公意的调适问题，市场逻辑与社会基本价值秩序的冲突表现为制度基本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契合问题，全球化导致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的矛盾表现为制度构建中的传统与现代制度、本土与外域制度的协调问题。在前面几章，本书依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合的尺度，以权力制度、利益制度和能力制度为基点，阐述了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问题的实然状态，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原则。
在本书中，对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采取了一种对制度系统加以分割的方法，就是把社会制度区分为权力制度、利益制度和能力制度，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角度分析现代性问题在上述制度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揭示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此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抓住制度系统的一些核心构件，便于把握制度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历史特征，揭示制度现代性问题的特质，其不足在于，不利于提出一个具有统摄性的社会制度现代化的主导原则，从这一原则透视利益制度、权力制度、能力制度三者关系的现实架构，并以此为依据求解当代中国的制度现代性问题。
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力本位将成为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制度构建的主导原则，也是求解制度现代性问题应该遵循的根本尺度。
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人们直接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占有物质生产条件，共同分配劳动产品，因此，人们只存在对直接的自然对象的需要。这时，利益关系仅仅是人和满足肉体需要的物质对象的关系，人们还没有相对的利益关系，或者说，利益关系还与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浑然一体。在这一时期，利益制度作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与社会的风俗禁忌和伦理规范浑然一体。另外，在这一时期，权力还不具有政治性，没有暴力作为后盾，权力制度也属于非正式的规则。
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个人很难再能满足自身多样化的需要，利益与直接的自然需要分离，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利益关系就超出了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范围，添加了人与人关系的内容，人们利益的满足程度，不再仅仅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取决于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及对人和土地的控制，从而使得利益关系具有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一方面是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依附，另一方面是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不平等的利益关系使人们利益满足不同甚至对立，又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出现催生了利益制度，这种制度在阶级社会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平等的，因此必须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干预和支撑。可以说，利益制度和权力制度不过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资料的相对匮乏——人类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社会形式。
在前现代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人对人的直接支配和控制，但这种关系的对抗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大敌对阶级的冲突，当这种冲突以暴力的方式进行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会蒙受损失。近代以来，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全面联系必然建立起来，在这种全面联系建立后，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实现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的实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残酷和血腥，而是靠产品的平等交换，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平等的特点。与利益关系的变化相适应，利益制度也摆脱了伦理和血缘性而被“净化”，具有平等性、互利性。
在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原来在自然经济社会处于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的利益主体，开始转变为进行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利益主体，也就是市场主体。利益活动成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利益原则也构成社会运作的主导原则。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每个人都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发，进行生产和交换活动。人与他人交往的主要内容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人只不过充当着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在利益实现中，价值交换所内蕴的平等自由要求逐渐汇集起来，将政治权力驱逐出了经济生活领域，权力结构作为利益结构的反映这一本质逐渐由内隐转为外显。而个体能力的发展也只从属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实现，能力关系也是从属于利益关系的。
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当今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体力）为基础，而是以头脑（脑力）为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由于崇尚知识而真正回归到人本身，客观上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追求。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人的能力为本。韩庆祥先生的能力本位观可以看做是对这一社会发展特征的科学概括。他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操纵和支配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力量将由血亲、权力、金钱转到能力上来，能力将成为支配和操纵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主导力量，能力本位将逐渐成为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构建的主导原则。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血缘和伦理作为维系人们联系的纽带的作用将逐渐弱化，利益原则在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是像西方社会那样任由利益原则主导一切，还是确立某种新的原则来抗衡和抵消利益原则的消极作用呢？后者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笔者认为，在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能力本位原则，对解决制度现代性问题有重要意义。只有以能力为纽带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人的存在和发展才能获得自主的内容和完整的意义；只有以能力为主导原则推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完善，我们才能实现从被迫的物的依赖向主动的、自觉的物的依赖转变；只有在能力本位原则的基础上，社会发展才能实现手段和目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真理性追求和价值追求的真正统一；也只有在能力本位原则基础上，社会制度现代化才能更好地协调个体意志和社会公意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价值与市场逻辑的契合，解决传统与现代制度、本土与外域制度的矛盾，使制度现代性问题的解决获得光明的前景。
以能力本位原则统摄制度现代性问题的求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立一种把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追求相统合，体现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相协调，在根本上能保证人们全面发展其能力、充分正确发挥其能力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如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实现教育效率和教育公平的统一、协调，保障人的能力实现全面发展；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竞争机制，创设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在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前提下，探索能够把人的绩效和能力相统一的分配制度；在社会组织建构中，为人的能力充分正确发挥提供有利的政策、措施和条件；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坚持按能取才，使真正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人们对其能力的所有权，以及人们对自己能力所创造的财富的支配权；建立健全能力评估考核的指标体系，注重科学性和全面性；党和政府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应很好地体现能力原则，着眼于人的能力全面自由发展。限于本书篇幅和结构，笔者只能勾勒出大致轮廓，不再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