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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余先生与张、李两位研究生谈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问题，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张：余先生，现今的科学发展使人与动物的界限似乎比以前更加模糊了。人类有思维，许多动物也有思维的分析、判断能力；人类有语言，一些西方科学家断言野生黑猩猩中间也存在着语言学家所定义的真正的语言。而教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幼仔说话的科学实验还证明，这些动物能够掌握人类的手势语或其他有形语言符号，可学到350～650个单词，并能与人类交谈，其智力可达到人类学龄前儿童的水平。
余先生：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科学的发展有时会使问题发生模糊，但这往往又预示着更深入的解决。谈到思维和语言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仅现代猿类，就是低等灵长类以及许多其他高等动物（包括鸟类）都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可是语言则为人类所独有，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是人类文化借以起步的基石。
李：先生，您的这种解释，使我的疑问更大了。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难道可以把语言和思维分开吗？动物没有语言，怎么能证明它有思维呢？再说如果动物有思维，不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思维又怎样存在，怎样发挥功能呢？
余先生：这里有一个符号问题要说清楚。思维是人或动物的大脑中枢对外部事物做出的反应，或者说是对外来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必须借助一定的符号系统才能运行和实现。但思维行程所使用的符号系统，并不一定都是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一种共识符号，即同一群体内不同个体的思维行程都共同使用着的一种通用的符号系统。这样的符号系统在除人类以外的动物界还没有出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无过于人类的近亲现代灵长类。我们不妨以现代灵长类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比如日本北方寒冷的山区有一种雪猴。科学家们为了研究雪猴的行为在山下滨海的地方建立了供食站，用小麦、花生、苹果等将雪猴引下山，进行观察。科学家们首先看到的是雪猴学习洗地瓜的行为。
沿海岸附近的沙地里长着地瓜，这在寒冷的山上雪猴是没有遇到过的。但雪猴很喜欢挖地瓜吃。1953年的一天，年轻的雌猴伊莫从沙地里拔起一块沾满沙子的块根，拿到水里洗净来吃。一个月之后，另一只雪猴也模仿着做了。又过了4年，已经有15只雪猴学会了洗地瓜。到1962年，这群雪猴几乎全都学会了洗地瓜。雪猴洗地瓜，起初是在附近的溪水中洗，后来发现带咸味的地瓜更好吃，于是就宁愿走较远的路到海水中去洗地瓜吃了。
对于雪猴来说，吃地瓜已经是一种新环境下的新行为，不是靠本能，而是靠后天的学习获得的。懂得地瓜可吃，好吃，只要拔出来尝一尝即可做到。但这里已经有思维上的分析、判断在内。而学会洗地瓜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系统思维过程。首先雪猴要懂得地瓜、地瓜上的沙子和水的属性——这就起码需要以下三个判断：地瓜可吃；地瓜上的沙子不可吃；水有冲洗沙子的作用。而后，雪猴要把这些抽象出来的不同的属性按照某一目的联系成一个系统：①目的——去掉地瓜上的沙子；②用手或牙齿去掉沙子比较困难，效果也不好；③用水冲洗比较容易，效果理想；④结论——先用水冲洗地瓜，然后再吃。这里已经出现了通过比较而形成的有关因果联系的思维形式（分析、判断、推理、综合）。最后，雪猴才能下决心去洗地瓜。雌猴伊莫无疑是完成了这样的思维过程，才发明了洗地瓜吃的行为方式。
在这个思维过程中，雌猴伊莫把地瓜、地瓜上的沙子和水叫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推断，一定有三个不同的符号代表着这三种对象。也许就是这三种形象在脑海里形成的表象的某种抽象出来的固定形式，但这样的形式已经与具体表象不同，已经成为思维符号。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符号，思维行程是无法进行的。
张：对，恐怕还不止这三个符号，还要加上先生所说的那些判断中的所有其他实词和虚词，才能构成判断和推理，进行现实的思维。然则，这些符号都不是语言符号吗？
余先生：不是。我们说过，语言符号是群体内部通用的共识符号。如若是语言符号，雌猴伊莫就可以直接与其他雪猴进行“交谈”，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全部告诉对方，另一只聪明的雪猴也用不着过了一个月之后才学会洗地瓜，它将会立即照着伊莫的说法行事，甚至不需要示范。
李：这就是说，它们还不能交谈。那么其他雪猴学会洗地瓜的思维行程可否做这样的分析：另一只雪猴见到伊莫洗地瓜的行为后，感到新鲜，引起了注意。起初，这只雪猴出于好奇和猴子特有的模仿习性进行个别动作的仿效，但不连贯，往往半途而废，因为不理解行为的目的。以后，它观察和模仿的次数多了，思维的行程终于达到了伊莫的水平，于是豁然开朗，也学会了洗地瓜。其余雪猴后来都前后不同地学会了洗地瓜，显然它们也都经历了第二只雪猴的认识过程。本来，这些猴子的智力水平也是相差无几的。
余先生：是的。智力水平相差无几的一群猴子，学习一种较复杂的行为方式需要1个月至9年不等的时间，这说明了什么呢？
张：自然说明它们不能进行思维行程的思想交流，它们没有像人类语言这样先进的思想交流工具……
余先生：重要的还说明，虽然已经有了可以仿效的榜样，但每一只猴子仍然都必须亲身经历发明者伊莫所经历过的思维符号的分析综合过程，并独自得出伊莫早已得出的结论，它们无法直接享用伊莫的智力成果。换句话说，这些猴子的思维全都是互不相通的个体思维。下面的材料继续证明着这一点。
1956年雪猴把人工撒在岸边沙地上的麦粒一粒粒地捡起来吃。可是有一天，还是那个聪明的伊莫捧了一捧带沙子的麦粒，站起来走到浅水处，抛入水中，沙子沉下去，于是捞起麦粒来吃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3只雪猴学会了伊莫的吃法。到1958年已有8只雪猴学会了这种吃法。
雪猴原来不会游泳。1959年实验人员向海里抛撒花生米，引诱雪猴入海。有的雪猴就跃入海中。一段时间内，这种“勇士”越来越多。后来它们学会了游泳。即使不抛任何东西，到了炎热的夏天，它们也以极大的兴趣到凉爽的海水里游泳，有些年轻的雪猴还从山岩上往海里跳，有的还会潜泳。
李：捞麦粒的情况与洗地瓜十分相似。但“捞”比“洗”的技术水平却要高出许多许多。难道聪明的伊莫已经懂得了沙子、麦粒和水的不同比重——这又是从三个对象上抽象出来的看不见的不同属性——因而用水去淘汰沙子，获得麦粒吗？这与人类的淘米技术又有何异？
张：我看伊莫很可能是使用了洗地瓜的原则。不是去“捞”，而是去“洗”麦粒的，结果却变成了捞麦粒。即使如此，这也说明它有举一反三的推理能力。至于其他的猴子，两年之内8只雪猴也学会捞麦粒，其解释则应当与前面相同。
余先生：我倾向于小张的分析。雪猴后来又学会游泳，反倒属于较简单的思维形式了。
张：刚才先生分析雪猴的个体思维时提到，每一个个体都要经历发明者伊莫所经历过的思维符号的分析综合过程。这是不是说，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符号，而这些符号是互不通用的，因而雪猴之间没有语言？
余先生：是这样。
张：可是，有什么证据表明雪猴以及一般来说动物的个体思维确实使用着因个体而异的特殊符号系统呢？还有，思维符号与它代表的客观对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余先生：关于第一个问题，最好的证据就是您一开始提到的人工培训下教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幼仔说话的材料。如果动物的思维行程中不存在只有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我们又怎能用人类通用的共识符号——语言符号去进行置换，从而使它们学会一部分人类语言，并与人交谈呢？要知道，这些猿类幼仔的思维形式、智力水平却不是人工培训所能奏效的，那是由遗传基因带来的，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猿类幼仔学到一定程度就学不下去了，这固然表明它们智力水准的限度，但同时不也说明，当它的个体思维中已经不存在相应的特殊符号时，更复杂的人类语言符号也就变得无从置换了吗？比如将“X射线”或“太阳黑子”这样的符号教给黑猩猩或大猩猩，它们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接受不了的，因为在它们的思维行程中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特殊符号。
张：我真没想到先生竟用我提供的材料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原来教黑猩猩或大猩猩说话并不证明它们本身有语言，而只是证明黑猩猩或大猩猩有掌握人类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恰恰来自黑猩猩或大猩猩的个体思维中存在着可以被人类语言符号所置换的特殊符号。可是，我觉得这里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动物的思维形式与人类的思维形式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包括必须使用符号在内，只是动物的智力水平比人类要低。
余先生：是这样。思维形式的一致性是通过思维符号及符号的系统结构表现出来的；但思维的符号系统又可以多种多样。这里所说的思维形式，即通常逻辑学所研究的对象，而“思维的符号系统”已包括人类社会中的共识符号系统——语言，语言则通常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全人类的思维形式是一样的，全人类的语言多种多样，就可以证明思维的一致性和思维符号的多样性。正因为思维形式是相同的，所以不同语言之间才可以互相翻译，翻译也就是置换。人以及动物思维形式的一致性，来自它反映的客观对象及事物的统一性，即世界的物质性；而思维符号的多种多样性，则由于它们是主观命名的。
我再接着讲几句特殊符号问题。其实，人类自身的思维行程中也存在特殊符号。当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时，脑子里对这个问题或现象就悬起一个符号，假定是X。随着研究的进展，X的内涵越来越明确，外延越来越清晰，等完全清楚后也许就会将这个X命名为A。可是此时的A还只是研究者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当别人问起A是什么时，研究者还得用大家通晓的共识符号系统——语言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说明。如果这种说明得到了同行们的赞同，以至得到社会的公认，那么A就由特殊符号转变为人类共同体的共识符号——语言符号了。如若在解释的过程中得到别人的修正，并将符号A改变为更恰当的符号B，那么B就作为置换了A的共识符号进入语言，而A就仅仅停留在只有第一个研究者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上了。一些新概念的产生以及表示这些新概念的新的语言符号的出现，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可见，只有思维个体自己懂得的特殊符号，并不是什么难以琢磨的现象。
李：现在我已经相信，动物的个体思维中确实存在着特殊的符号系统。可是，这种符号系统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客观对象映射在脑海里的表象呢？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认识主体所形成的表象应该说是一样的，就将表象当作符号进行思维，不是既简单又能作为共识符号吗？这样一来，动物不是也可以有语言了吗？
余先生：这正是小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思维符号与它所代表的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要害所在。首先，应当说，表象也是一种符号，因为它是主观的。但表象很难作为思维符号起作用。思维是一种运用概念及概念系统复制客观事物及过程的逻辑过程。任何思维都必须首先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稳定的概念符号系统才能进行。而表象却是一种变幻不定的主观映象。比如一个人，从正面看形成一种表象，从侧面或背面看又形成不同的表象，穿不同的衣服又有不同的表象。要想将这些表象概括起来，全面代表一个人，就得给他起一个名字。名字可以抽取表象系列中最具特征、最稳定的方面作为符号，也可以是与表象系列完全无关的一个符号，总之这个符号就成为代表该人的概念符号。如若名字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识符号），那么提到这个名字时，关于该人的各种表象，以及表象所反映的现象和现象背后的各种内在属性（概念的内涵）就会立即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就想起这是怎样一个人。对我们来说，一条河流、一座城市、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其次，作为思维符号，它所代表的内容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对象，常常是从一类对象或事物中抽取出来的共同属性或运动变化的共同特征。比如雪猴思维中“水”、“地瓜”，是某一类对象的代表符号，“洗”、“吃”等是某一类行为的代表符号。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属性或行为特征在客观上本是同个别的具体对象、具体对象的现象形态融合在一起的，但在思维行程中却能抽象出来，单独存在，并有符号做代表。在这里，表象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再次，思维符号中还有一大批孤立地看是同表象无关的。比如《教猩猩说话》中所引大猩猩科科的话，“你是鸟，我不是鸟”，系词“是”的表象是什么？“怪我太老实”，因果联系词“怪”、副词“太”、形容词“老实”的表象又是什么？
张：这最后一点确实讲清了思维符号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因而使整个问题也完全清楚了。我的理解是，高等动物有思维，动物的思维中存在着因个体而异的特殊符号系统。人类思维中也有特殊符号，但主要的是使用作为共识符号系统的语言。特殊符号不能用来进行思想交流，只有转变为共识符号才能成为思想交流的工具。动物思维中不存在共识符号系统，因而动物的思维仅仅是个体思维；人类思维中有共识符号系统，因而人类思维就不仅仅是个体思维，同时也是类思维。这是在思维和语言领域里人与动物的原则区别。
李：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动物界没有形成共识符号系统？怎样评价动物联合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形式？人类语言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余先生：这些问题我们下次再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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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上次小李问道，为什么动物界没有形成共识符号系统，怎样评价动物联合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形式，以及人类语言是怎样产生的？为回答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谈谈信号（sign）与符号（symbol）的区别。
在我看来，信号是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在认识行程上具有反映其他环节的功能，因而成了其他环节的信号。比如，鹞鹰的叫声对于雏鸡是危险的信号，布谷鸟的叫声对人类是能报知春天的来临，等等。信号与所反映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客观联系，所以它是客观的。谈到符号，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物理状态或形式，但这种状态或形式却完全是由认识主体主观确定的，它所代表的内容也完全是主观赋予的。比如，红色代表革命。红色是一种物理现象，革命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客观联系，只有当人们对红色赋予革命含义的场合，它才成为符号。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是符号，在这种场合红色就代表停止，并不代表革命。所以符号是主观的。美国人类学家L.怀特说：“‘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
如果把信号或者符号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放在人与人之间，放在动物联合体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我们又会看到另一种区别：对于人类来说，既存在使用信号的信息传递方式，也存在使用符号的信息传递方式，而且后者是主要的。比如喜悦的表情，可能是预示着某种行为的信号，而说一句话，则是用语言符号在传递信息，并且语言符号系统可以说载荷着全部人类认识，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可是对于动物来说，一般就只有信号，而没有符号。举例来说，昆虫在交配季节，雌虫分泌一种化学物质，使雄虫能在几公里内找到雌虫完成交配，该化学物质就是雌虫发出的求偶信号；蜜蜂和蚂蚁的舞蹈程式，也是向同伴传递食物来源的地点的信号。高等动物中，已经不局限于由遗传机制带来的程式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它们可以依据后天的学习建立起第一信号系统，因而其信息传递手段也高出一筹。比如鸟类的叫声，有的是维护领地的信号，有的是求偶的信号，都可被对方理解。哺乳动物群体中，一头动物的突然尖叫或猛跑，可能是发现敌害的信号，而雄壮的叫声或炫耀式的动作又可能是求偶的信号，这些都带有后天习得的性质。我们在马戏团里看到的各种动物做各种表演，就是驯兽员依据使动物“后天习得”的各种条件进行训练所得的成果。然而，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在最接近人类的现代猿类中间，有许多信息传递手段既像信号又像符号。比如黑猩猩中间的接吻、拥抱、拍肩膀、互相理毛，作为友好、亲密的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可以看做信号；而作为能够互相理解的友好姿态，又带有符号的意义。一头黑猩猩竖毛直立是发怒的信号，而它伸手向另一头黑猩猩要吃的，又是典型的符号行为。所以，动物联合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形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①只有先天的信号传递系统；②先天带来的加上后天习得的信号传递系统；③信号传递系统加上使用符号的萌芽。这三个层次标志着由低到高不等的动物联合体内部的信息传递方式。
李：先生关于信号的客观性和符号的主观性的说明，使我真正懂得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我是完全赞同的。只是转向同一动物联合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传输形式之后，似乎发生了一点变化。从信号的使用总是与动物自身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这一点看，仍具有客观性；而信号仅仅作为一种信息载荷形式，它又有其主观性的方面。此外，还可以看到信号和符号的另一种区别，信号传输系统一般是按照生物学原理天然长成的，它是一种非理智的、低层次的信息传输形式；而人对符号的使用，虽然也受到使用者生理、心理的制约，但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因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主观的，所以符号系统属于理智的、高层次的信息传输形式，主要表现在人类社会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呢？
余先生：小李的补充很好，我完全同意。
李：还有，先生谈到黑猩猩之间的信息传输形式时说，有许多情况既可以看做信号又可以看做符号，而且“伸手要吃的”是一种典型的符号行为。这与人类语言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余先生：黑猩猩是最接近人类的现代猿类，它的行为机制完全可以类比于作为人类祖先的古老类人猿。因此，黑猩猩中间出现使用符号的萌芽，正可以看做人类语言借以起步的生物学前提的类似物。然而，典型的符号行为在野生黑猩猩中间迄今为止也就只有“伸手要吃的”一种。仅有个别的符号行为，还不足以构成表现思维行程的共识符号系统，还不能用以进行思想交流。因此，黑猩猩中间的信息传输形式，无论作为信号还是作为符号，都只是思维结果的信息传递手段，而不是思维行程的思想交流手段，因而还不是语言。
张：我赞成先生的这个说法。我重读了那位认为黑猩猩中间存在着“语言学家所定义的真正的语言”的美国学者厄·门泽尔的实验报导——《带路者和它的伙伴》
李：请先生再谈谈人类语言的产生问题吧！
余先生：人类语言的产生与人本身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个问题又不得不从人类怎样脱离动物界说起。
大约500万～300万年前，在南非和东非大陆上生活着一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这就是现今所知确属人类祖先的古老类人猿。南方古猿与现代猿类相比，无论体重还是脑容量都与黑猩猩相当，因而它的智力水平也应当与黑猩猩相仿。为什么南方古猿能发展为人类，而黑猩猩的祖先以及现代黑猩猩却不能进化为人呢？近百年来，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于是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就成为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三部曲。可是，近30年来对野生黑猩猩的大量实地观察材料表明，这三种行为模式在野生的现代黑猩猩生活的不同场合也都可以看到，说明这个三部曲还不是从猿进化到人的充分条件。
因此，我赞成美国人类学家D.匹尔比姆关于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局限性的说法，他说：“黑猩猩不像人类那样必须依赖工具而生存。”
可见，人类祖先学会劳动还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必须依赖工具而生存”的环境条件；其二是智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后一个方面也就意味着语言的形成。对于黑猩猩来说，没有语言并不会感到多么不便；而对于南方古猿来说，无论从事狩猎还是改进工具，都有些话是非说不可的。狩猎活动多为计划性很强的集体活动，不仅预先要沟通思想，而且狩猎过程中也必须互通信息以协调行动，因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思想交流就非常重要。谈到工具的改进，这是以创造性思维为基础的，更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因此也必须交流思想。正是在这两种活动的推动下产生了语言。在我看来，语言的形成与劳动的出现应当是互为条件的，从时间上说大约都出现于300万～200万年前。至于人类语言具体怎样形成，直接的证据现今还非常少。不过我们可以依据黑猩猩的材料做一些推测。
既然黑猩猩那里已经有了使用符号的萌芽，有了个别的符号行为，那么符号能力起码不逊于黑猩猩的南方古猿，当迫切需要交流一些具体想法时，自然会创造出更多的表示具体事物的符号。既然黑猩猩学习人类语言在人工培训下几年之内就取得了那样高的成就，那么人类祖先在客观需要的推动下，用百万年的时间所创建的共识符号就决不会比黑猩猩所学到的少，何况这期间还包括脑的重建和智力水平的相应提高。
从现代人类学资料来看，最初形成的人类语言也主要是手势语，声音符号只起辅助作用。原因是人类发音器官的形成比手的解放和手的灵巧性的提高要晚得多。人类发音器官是由于完全的直立行走形态造成喉组织位置变低，声带进入喉腔之内，长出猿类没有的声带肌，口腔成为共振器等一系列生理变化构成的。所以，音节分明的声音语言的出现，起码是在直立人（150万年前，在此之前的人科生物仍然属于南方古猿属）之后，也有学者把它推迟到现代智人产生（5万年前）的时期。可见，语言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声音语言的出现，人类语言曾经有过一个由以手势语为主转变为以声音语言为主的发展演变过程。
张：先生这番丰富多彩的议论有许多新鲜的思想，我想主要是这样三点。
第一，并非任何能使用工具的动物都会发展出劳动。劳动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环境因素，也有人类的动物祖先本身的体质形态和智力水平的因素，其中包括人类语言的形成。
第二，许多学者把语言的形成混同于声音语言的形成，因而将时间大大推迟了。这是不合理的。余先生把语言的形成与劳动的出现相互联系起来，更合乎逻辑，也更有说服力了。否则就很难设想，尚不依赖工具而生存的现代猿类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掌握语言的能力，而在人类祖先那里却到劳动产生（以300万年前的石器为标志）以后，至少又过了100万年才产生了语言。
第三，人类的动物祖先走上“人和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道路，其标志就不只是工具制造或劳动，而且还要加上语言和人类思维（不仅有个体思维，同时还是类思维）的出现。
这里，我希望先生再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和人类社会开始形成”，劳动的形成、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形成算不算“人和人类社会开始形成”？
余先生：这个问题涉及什么是人，什么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以及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李：美国人类学家一般用文化划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而文化又以符号的使用为标志。比如L.怀特就将客观实在划分为三大部类，他说：“物理部类是由无生命现象所组成；生物部类由生命机体现象所组成；文化部类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即使用符号的能力所促成的事件所组成。”
余先生：语言，更一般地说，符号的使用确实标志着文化现象的开始。无论语言还是文化都属于人类独具的特征，因此用它来划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是可行的，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说，语言和劳动同时发生，也就承认了文化现象的同时出现，用劳动和语言来标志人和人类社会形成的开始，这与西方学者并无矛盾。
然而，说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我仍然认为在于人的社会性，在于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方面。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总要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对于社会运动来说，社会物质是什么？社会物质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这物质的社会关系正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而文化，无论当今有几百个定义，其侧重点则是在精神的方面。用精神的东西去标志社会物质运动，去划分人与动物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我以为不能算作一种进步。具体到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来看，正在形成中的人类共同体，其中既有已经形成的社会物质关系，也有尚未被社会物质关系所代替的原先动物联合体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生物学关系；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前者不断生长、不断完善，后者不断衰退、不断消亡，最后终于达到前者完全代替后者，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物质关系体系。这就是人和人类社会形成过程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化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直接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构成各种社会规范：先是否定性的社会规范——食物禁忌和性禁忌，后是肯定的正面的社会规范——图腾和图腾制度。正是这些社会规范，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维护着物质生产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然而，如果仅用文化来标明人与动物的区别，那就得从语言的形成开始划界，但此时人类祖先的共同体中还存在大量动物联合体的生物学关系；要想彻底划清人与动物、人类社会与动物联合体的界限，就还得搬出社会关系的标准来。可见，社会关系乃是标明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许多西方学者由于不懂得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科学含义，把“社会”这个概念在人与动物之间搬来搬去，甚至提出什么社会生物主义，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张：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希望有机会请先生专门谈谈社会概念和文化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