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化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进行研究，在以往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早已出现。比如康德的文化定义，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说等。将文化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学科，早在19世纪60年代也已经出现。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可是，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不断有人又再提出将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并有学者写出著作进行尝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论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对文化的研究，还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本身对文化的研究，都没有明确回答关于文化问题的社会诉求，换句话说，社会关注文化问题时所一再提出、一再要求学术界给予回答的中心问题，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

那究竟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概括起来，就是关于近、现代大型文化群体的特殊性问题。近代问题，比如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封建时代比欧洲更先进的中国？为什么同是殖民地，北美十三州（英国的殖民地）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建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而中美洲、南美洲也同时或稍后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却没有建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中国，而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更发达的西欧、北美？现代问题，比如为什么南非经济发达？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世界各民族地区都能生活得很好？为什么20世纪亚洲出现“四小龙”，南美洲和非洲没有出现？又比如，为什么德国总理能够代表德国政府向二战受害国的人民虔诚地悔过、认罪，而日本首相却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比较顺利，而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码在初期遇到较多的困难？如此等等都属于社会关注文化问题，并希望通过对文化整体特殊性的研究给予回答的。

请问，哲学、历史学、文学，抑或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给出过满意的答案吗？没有，因为它们各自有自己特定的角度，缺乏“整体性”视角。那么，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给出过满意的答案吗？也没有，因为它们虽有整体性视角，但自创建以来面对的多是小型的、变化缓慢的文化群体（资本主义以前的边缘化民族），一旦遇到“近、现代大型文化群体”就显得力不从心，因为那种面面俱到的研究方式难以驾驭情况复杂、变化迅速的大型文化群体（研究的进展甚至还赶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因此，剩下的问题便是，文化学的创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吗，能答复情况复杂、变化迅速的大型文化群体的特殊性问题吗？

关于这一点，现在还只能说，仍处于尝试之中。就中国的文化学研究来看，它有三个思想渊源，也形成了三种学术思潮。其一，从20世纪7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文化学研究，到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文化学研究，其源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这股文化研究思潮，虽然提出许多理论构架，但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完整的考察文化特殊性的理论和方法。其二，由西方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升华产生的理论科学——文化学。这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L.怀特开创的，这位人类学家又被称做“文化学之父”。这方面的成果，无论实证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已经被大量翻译引进到了中国，并得到许多青年学者的认同和发扬。但这个思潮的理论方面，也还不够成熟。比如，L.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中用“符号”界定人类文化。虽然“符号”可以从人类社会的全部属性中准确地划分出“文化一般”，并且“语言符号”也因而可以从中划分出“文化特殊”，但这还只能算是形式上的划分，符号和语言符号并不是文化一般和文化特殊的本质属性。而关于文化一般和文化特殊的本质属性问题，也还处在继续探索过程中。再就这个思潮的实证成果而言，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个很好的先例，然而，后继的研究又显得苍白，寥落。其三，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频频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重要目标之一是要搞明白中华文化的特殊本质。可是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大多仍局限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西文化之争的思路。且不说古代文明并非仅有“中”、“西”两端，就说现代文明或文化（简单来说，文明可看做文化的对象化，而“正在实现着的文明”还是称之为“文化”更全面、更容易理解），试问，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算“中”还是算“西”，如果不与这些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大文化进行比较，又如何能搞清楚中华文化的特殊本质？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觉得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仍处于尝试和探索的阶段。其实，国外的文化学研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新兴学科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历。

综上所述，笔者的拙见便是，只有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现代的变化迅速的大型文化群体的特殊性（特殊本质）问题，文化学这门科学才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