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两个问题，文化延续的一般问题和中华文化延续问题。

人类文化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创造性，二是继承性。文化的创造性，来自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文化的继承性，基于人类的重复性活动。无论创造性还是继承性，作为文化现象又有其独特的存在形式，那就是思维和语言，以及以语言为前提的其他共识符号。文化的创造性，无疑是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成果；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成果，又要靠人类语言以及其他共识符号系统（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记录下来，以实现文化的继承性。虽然语言以及其他共识符号系统也是文化创造性的产物，但自从有了这种文化成果的“特定载荷形式”之后，文化的创造性就不再是从零开始，而是以继承为前提的创造，这又是继承对创造进行制约的另一方面。文化的创造性和文化的继承性，构成文化延续问题的两个基本的方面。

无论文化的创造还是文化的继承，都有一个价值选择问题。一定的价值选择规定着一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的价值选择既存在着必然性，也存在着自由度。价值选择的必然性，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687550，即首先要解决吃、穿、住、用、行的问题，由此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说的全部历史必然性。这是人类文化发展之所以形成共性的原因。以这种历史必然性为前提，又存在着价值选择的自由度。对于这种自由度，过去我们重视得不够。但是，如果细想一下，同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社会制度，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社会意识，以及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哲学、艺术风格、行为方式等，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文化发展中价值选择的自由度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还会看到，距离直接物质生产活动越远，价值选择的自由度越大。事实上，在统一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形形色色、各具个性的文化共同体。价值选择的自由度，恰恰是人类文化发展之所以形成个性的原因。

形形色色、各具个性的文化是怎样区分的呢？这已经属于确认个性文化的具体标准问题。有人把这个标准说成“共同心理”，也有人说成“共同语言”。在我们看来，语言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语言与逻辑不同，逻辑表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思维现象，逻辑不能有个性（不能说你有你的逻辑，我有我的逻辑）；语言则是以逻辑共性为前提的特定思维方式的外在物理形态，因而是有个性的；不同的语言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原因在于语言形式是有选择的“自由度”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往往是一致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心理”可以看做是由共同语言标明的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心理表现。因此，个性文化可以用“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相结合的标准来确认。1687551

由以上的说明可以知道，文化延续问题不单单包括一般的文化创造性和文化继承性问题，同时还应包括具有选择“自由度”的个性文化的创造性和继承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谈谈作为一种个性文化中华文化的创造和继承，即延续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古埃及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等，都有一个生成、发达和衰落的过程。以汉语为标志的古老中华文化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但中华文化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只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然后就由其他文化所继承和替代，汉语是唯一记载了这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种民族语言（这是外国人对汉语历史文献十分珍视的一个原因）。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经过了几次重组。能够以“自组织”形式进行重组，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我们看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先秦，是一个文化的创造和形成期，百家争鸣。秦、汉初，是文化的选择期，选择了儒家为主，辅之以道家。两汉，大发展因为所选择的文化核心思想适应了天朝大国精神上的统一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1687552的需要，并因而适应了当时广袤国土上小农经济发展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又重组（佛学传入、出现玄学），又选择，到唐代，形成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主流思想，又大发展。再往后，则出现了以宋、明理学和心学为核心思想的后期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只可看做一种惯性的适应。虽然这段时期内，在精神文化上有发展、有创新，在生存技术方面也有发明创造，但整体上已开始抑制人类更大的创造力的发挥——对外越来越不开放，对内科举考试限制人的思想，重文轻理造成自然科学发展相对滞后，致使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社会力量——知识精英们的心思主要用在“读书做官”上，而官场则进一步腐败下去。如果说，汉、唐文化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那么，宋、明文化就是坐在农业文明之上不求进取的文化，以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生成和发展。到清代，已是古代文化的衰落期。

然而，20世纪头30年（实际上从明末顾炎武、清代乾嘉学派、康有为就已开始），中华文化又进入了一个重组和创造的新时期，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胡适提出“复古解放”，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于是又选择，出现了工业救国、科教救国、民主救国、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保护国粹等一系列方案。这些方案对不对？都对，又都不对。因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是“救亡”——解救中华民族之危亡；而解决救亡问题的主要社会力量，在当时只有农民。“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687553。于是文化选择的必然性起了主导作用，“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又是一次选择，面对的问题，实际在“五四”时期也已经提出，即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实现现代化。但现在的情况又与“五四”时期不同：那时没有主权，现在有主权；现在形成的新的传统思想（有人说是“第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儒学传统（有人说是“第一传统”）也不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来的，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所以，正是现在，中国进入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为文化选择的“自由度”提供了广阔的新天地，因而又为中华文化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光明前景。但是，切不可盲目自满，切不可捡起个别外国人的说法，鼓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陶醉。有识之士，倒应当冷静地倡导“危机感”。因为新时代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毕竟是太晚了。

总之，作为个性文化的中华文化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创造、选择、继承、发展，再创造（包括吸纳）、再选择、再继承、再发展，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此应当得出几点什么看法呢？

第一，文化选择包括创造、继承和吸纳（文化传播问题，我们没有专讲）三个方面。选择是有“自由度”的，但不能离开选择的“必然性”，否则个性文化就要死亡。就中华文化的延续而言，选择的重要性表现为，选择得好则繁荣昌盛，选择不好则苟延残喘。

第二，文化创造是重要的，没有创造文化的生命力就停止了。创造的动力来自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的条件要求宽松的、活跃的政治环境；创造本身，当然要解放思想和有饭吃。

第三，继承只能有选择的继承。就是说，并非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那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于有着辉煌过去的中华文化更是如此。否则，包袱太重。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首先应由专家们去研究，“继承”。就当前现实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而言，只能是祖宗的和外来的，哪个方便，哪个好，便“继承”哪个，不能“为继承而继承”。外国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华文化的延续，最要紧的是继承“兼容并蓄”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