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分析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时，有一个多数人都认同、都使用的判断：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国民对优质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现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这个判断从原则上讲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现实的教育状况下，什么是“优质”。

近十年，我在基础教育的第一线同中小学校长、老师、教育行政官员朝夕相处，总算了解了一点中国教育的实情，因此，我在思考“优质”教育问题时，渐渐发现了两个“支撑”性的前提：（1）中国80%的中小学在农村（甚至是山区），尽管有些农村镇改成了“街道”，但仍然是延续了千百年、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2）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从1985年算起，仅仅25年。25年前，我们改善“办学条件”的第一个目标和口号是实现“一无两有”，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事实上，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了不同的“优质观”，而且很难简单地用对与错、好与坏来评价。我看至少有四个利益主体。（1）政府和官员。多年来，各级政府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上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集中表现为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不断提高教师待遇，经济发达地区新办一所上规模的中小学，动辄辟地几十亩、逾百亩，斥资几千万至上亿元。政府需要“产出”和“回报”，这没有错，但由于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理解尚不足，因此，“产出”的标准往往就是高考、中考的升学率，因为这是“显在”的政绩，可以“一俊遮百丑”，于是“两率”高的学校就是优质学校。而事实上，一所新学校，除了校舍新、校舍漂亮、设施设备先进外，教师队伍没有变，生源没有变，区域文化背景没有变，若是几所小的学校合并而成，还需要磨合期，一两年内很难大幅度提高“两率”。（2）家长和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富裕，人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越来越高。在家长看来，优质学校的标准就是能让自己的孩子升入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花钱不在乎，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于是，择校风愈刮愈烈。但是，家长有两件事情理解不清：第一，孩子的身心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上最好的中学、读最好的大学，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第二，中小学是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基的阶段，要重视对孩子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的培养。而目前我们一些升学率很高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没有发展的后劲，一些升学率不很高的学校（包括职业技术学校）反而可以培育出未来能自主发展、自主创业的孩子。“优质”在这里又错位了。近年来，有一个大家都经常用的说法——“办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而有些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不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人民群众需要正确的引导。（3）第三个利益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这个部门挺不容易。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政府要求“升学率”的巨大压力，甚至若连续两年高考升学率不令人满意，局长的乌纱帽就有可能被摘掉，因此“升学率”不能不追求；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来自家长和社会的巨大压力，表现为“升学率”不高的学校家长不理睬，而且家长在评价学校办学上存在截然相反的利益诉求。学校若区分重点班、非重点班，成绩差的学生家长投诉；学校若不分出重点班，成绩好的学生家长投诉。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追求“零”投诉，便把矛盾推给学校。（4）最后一个利益主体是学校和校长。从理性上讲，校长和学校都懂得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但是，面对上述各种利益主体，哪个也不能得罪，因此，学校的“优质”发展呈现扭曲状态，校长们无法改变教育的不均衡，更不能在正确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实现真正的优质教育。

于是，当我们谈及“优质”教育时，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理性的思维。看来，从党政领导、主流媒体、社会各界到家长、学校，有必要通过一定舆论导向，回到教育的本原，回归教育的本质，站在新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高度，端正知识观、教育观、人才观，把培养一代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作为教育的功能、责任和使命。如是，人们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和判断就会趋向客观、合理；学校“优质化”的过程也将变成一个社会上各种利益主体都能理解、宽容、认同、接受的自然过程。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说：“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艰苦奋斗。”这几十年、上百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文化、教育水平为标志的“现代人”的素质上，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追求均衡的优质教育“不能不着急”，要只争朝夕，但又“不能太着急”，防止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