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人”现象归结为政治统治对技术进行操纵的结果，由此呼吁一种“新的科学规划”。哈贝马斯既不认可马尔库塞的时代诊断，也不赞成基于该诊断的科学规划，并以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框架重新解释了马尔库塞的问题，但其仅仅诉诸大、中学生抗议活动的应对策略却不免令人失望。重审哈、马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将技术和科学意识形态化了的观点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马尔库塞基于主体哲学价值论视野的科学规划的失当。美国学者费恩伯格站在马尔库塞一边，批判了哈贝马斯的技术价值中立论，阐明了马尔库塞技术合理性批判的必要性，并在修正了的哈贝马斯的技术交往论视野下论证了“规范”进入技术设计的可能性，但同样令人不满的是，他对该“规范”的可操作性并无任何实际的提示。国内学者吴兴明先生关于设计的三个规范维度的阐述，可以看作对这一遗憾的弥补，也可视为对马尔库塞问题的最具针对性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