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社会资本的兴趣开始剧增已经10余年了，但至今人们对这个概念依然莫衷一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缺乏对“社会资本是什么，以及社会资本不是什么”的明确界定。尽管早期詹姆斯·科尔曼从有利于特定的个体和法人行动者的功能出发，界定了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但在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衔接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现在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从功能出发对事物进行概念界定，存在“倒果为因”的风险。科尔曼之后，社会资本通常被理解为：有效的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社会结构和网络，这些结构应该具有规范性的内容（例如诚信和互惠），通常，通过这样的社会结构，集体行动的结果或收益得以实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存量”（stock）和“流量”（flow）进行区分，一定“存量”的资产通过生产环节，一段时间后即可实现一定的收益“流量”。那么在这里，什么是存量，什么是流量？哪些变量对于由社会资本实现收益是必需的？这种关于“存量”和“流量”的区分，为资本的类似分析奠定了有效的基础。但是，有关对社会资本的这两方面进行区分和测量的方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罗伯特·帕特南后来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创新性的诠释，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信任、规范和公民交往网络的结合。这就产生了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帕特南认为，如同美国一样，意大利社团中特有的横向关系，是导致南部和北部地区公民交往网络和公民社会存在广泛差异的主要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帕特南建立在“托克维尔式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对于美国之外的国家和环境背景来说，这种理论尤其显得有限和狭隘。事实上，迪亚尼（Diani）在对伦巴第地区有关社团成员关系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时，给出了在社会资本“高”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公民参与的原因和结果的解释，和帕特南的一般性解释相比，这一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并且与当地环境紧密联系。

关于民间组织在促进公民社会、民主参与和发展方面的作用的研究，是当代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虽然这种持续研究非常重要和必要，但是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在社会和治理的各种复杂领域中广泛应用，却并没有使得人们对基本的概念框架了解得更为清楚，反而使得概念混淆的程度有加深的趋势。

现在，关于社会资本的任何一项新的研究，都必须试图解决一些复杂的概念问题。例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像信任和互惠这些符合规范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社会网络和结构中一些更为客观的方面（特别是那些社团中的成员关系），是否都应该被视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在一定的相关程度下都是独立变量？由于信任有不同类型——在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在地方机构中、在代际、在“弱”和“强”的关系中、在工会和社会运动中、在政治体制中，以及在陌生人之间或在更广泛的社会框架中都存在信任，如果不同类型的信任在不同部门和国家之间几乎或完全没有相关性，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种普遍类型的信任，使之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在有数据支持其他替代结论的地方，我们是应该采用一般性的社会信任，这种信任本质上来源于社团成员内部的关系和同外部相互连接的桥接关系（罗伯特·帕特南的概念），还是应该考虑采用替代和互补的因果机制，在社团成员交往关系的可能性和利益中，通过预先存在的信任或不信任的程度来解释这种成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