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回新居委会、回辉居委会，聚居着近万名回族，使回新居委会、回辉居委会成为海南岛一个非常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对海南岛的黎族而言，三亚回族属于外来者；与汉族移民相比，三亚回族属于少数派。不仅如此，三亚地方社会流传的关于三亚回族是东南亚“番客”后代的故事使三亚回族成为“特殊中的特殊”。凭借这些有限的资料，近代不断有学者试图构拟出三亚回族的民族史，却因为分歧太大至今仍莫衷一是。反倒是三亚回族坚持着自己作为“番客”的历史记忆，使得三亚回族的“民族史”与三亚回族独特的语言和虔诚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一起成为三亚回族最显著的“民族特征”。

民族史在人类学的回族研究中历来受到重视。杜磊在其研究中就以“民族溯源”（ethnogenesis）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析概念分析回族“少数民族化”的过程，认为民族国家意识下回族知识分子和民众通过对回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拟构塑造了回族的民族意识1848185。张中复在对西北穆斯林的研究中也认为，“在当代中共以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形态，来建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共同历史意识时，与部分西北门宦史息息相关的‘回民起义’史观亦成为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进而成为牵动当代回族民族认同意识的一个特殊的部分。”1848187这类研究的重点，跳出了对“回族”社会史的线性描述，强调回族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社会生活的互动。

对人类学来讲，理论争议最终需要回到田野加以研讨。要讨论回族的族性问题，就必须积累足够的关于回族的民族志作品，尽可能全面地归纳中国各地回族的社会文化特点。在中国回族中，海南省三亚市的回族是最为特殊的，他们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的方言，他们的历史与东南亚社会有很深的渊源，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其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博士Pang，Keng-Fong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三亚回族为对象完成的民族志作品。Pang在论文题目中称三亚回族为“说南岛语的穆斯林（Austronesian-speaking Muslims）”，以语言和宗教信仰为三亚回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加以定位。Pang发现三亚回族会根据具体的语言场景界定自己的民族属性，比如讲汉语时使用“回族”指代自己，而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内部交流时使用“aza\\Utsat”1848196指代自己。以此为突破口，Pang对三亚回族的族性、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在她关于三亚回族的研究中以“aza\\Utsat”取代了“回族”的表述，并认为对于三亚回族而言，“回族”这一概念是由国家塑造的。Pang的表述和结论都支持了杜磊关于中国回族的建构论观点。在Pang之后，孙九霞1848199也对三亚回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在孙九霞的研究中，回避了对三亚回族在语言和历史方面的特殊性的讨论，而是以三亚回族就是中国回族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为前提，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的变迁进行了讨论。

2010年3月开始，笔者踏着前辈学者的足迹进入三亚回族社区开展田野工作。随着田野工作和文献整理工作的深入，笔者了解到了三亚回族在语言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复杂特点，从而对Pang关于三亚回族族性非常翔实和深入的研究感到钦佩。不过，笔者认为Pang在强调三亚回族社会文化特殊性的同时，过于沉醉于族群理论的理论设定，反而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情景下的民族存在现状。因此，有必要对关于三亚回族民族认同的研究加以反思和深化。本文通过以“主位”与“客位”结合的方法分析田野调查材料，认为三亚回族族群认同的实质就是宗教认同；而在民族身份的实践表达中，无论是国家政治话语中还是地方社会中的民间知识里，无论是大陆的回族穆斯林还是三亚回族自身，都明确表达了“三亚回族是中国回族中的一员”这一基本看法。笔者相信，对三亚回族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回族族性的整体性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

2010～2012年，笔者多次前往三亚回族的聚居区进行田野工作，以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作为理论起点，重点追踪三亚回族最为关心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笔者发现，三亚回族通过对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接受和领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解释自我历史起源的一套话语。当这套历史记忆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表达出来，能够成为约束社会成员的要素，成为调适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建构伊斯兰教传播与回族形成的历史记忆，三亚回族也寻找到了自己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位置，完成了三亚回族社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同时，东南亚番客的历史记忆使三亚回族与其真实的和虚拟的“同胞”建立起关系，并通过实际的文化交流活动建构起三亚回族与东南亚社会的联系，而建立联系的实践过程中，三亚回族跨越空间的历史记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