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围绕着“哲学—诗歌”会通问题而展开的论辩绵延不断，成为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化现象。直到近现代欧洲文明阶段，“哲学—诗歌”会通问题仍是法、德等众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质，是法国当代文学令人瞩目的创作风尚。无独有偶，在中国文明史上，包括儒道释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一条主线。可见，“哲学—诗歌”会通问题，是中西文明都呈现出的重要面貌和基本属性。唯其如此，它也成为中西文学研究者亟待重点研究的基本历史问题。就世界文化交融与对话的角度而言，对中西文化史中共同存在着的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和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已经并仍然会是当代中国学者与西方主流学者开展平等对话的重要途径之一。

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问题，又是两宋“理学—诗歌”关系问题的理论发生“元点”问题。两宋理学家基于理学的独特思维而展开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不但内在地会通了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影响到北宋中期直至南宋末年的诗学范畴表述方式和艺术审美取向，而且表征为包括理学家及其影响下的士人群体的诗歌实践。唯其如此，两宋理学家所展开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对于宋型文化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又逐渐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品格。从这一角度而言，王培友先生的新著《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选题前瞻而价值重大。当然，其因涉及上述若干重大问题而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很多挑战。

该著回应了当下国家文化战略层面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属性和民族特质的重新认识和大力倡导，发掘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对“道”对于“文”的重要作用和“文”与“道”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对近代以来饱受诟病的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文道观有了全新的阐释，确实看到了这一文道观对于宋代诗学发展及宋型文化特质生成的巨大作用。作者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核心的基本范畴，即“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从而也就为评价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理论研究的“元点”。众所周知，一切旨在推扬传统文化的政治举措必将促进纯粹学术的学理探讨。而唯有纯粹的基于理论“元点”问题的理论展现或者剖析，方能为推进文化传统的复兴、重构与发扬提供基石。从学术研究史而言，在世纪之交，有很多学者曾经提倡对中国传统学术开展“元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时大有形成风潮之势。但可惜的是，这一学术研究思潮似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渐趋消歇。该书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元理论”研究，但大的层面上可能受其启发和影响。无论是就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而言，还是就其选取的研究问题而言，该书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元理论”研究带来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的新拓展。可以说，作者以多年之功完成了这部著作，说明其具有非常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

该著是专题研究的典范，其关注生成环境、研究问题递进深入、聚焦问题重点、归纳问题特征等研究方法，透露出作者近年来所着力倡导的“文化生态”研究理念。他的著作重视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以专题研究为主线，往往抓住文道关系的文化生态生成环境、文道关系类型及特质、文道观念与诗歌创作、“文以载道”的诗学范畴及其诗歌创作表现等不同方面，提炼基本研究问题，形成其基本逻辑研究主线。这部著作总体上属于专题研究的类型。如第八章是两宋理学诗“载道”方式及其诗性品格建构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依次从诗学范畴、意蕴风格、表达方式及诗性品格等方面展开研究。这样做可以把文道观念与诗学实践这个专题拆解成几个小板块，分门别类地加以探讨，从而使所做论述更加具体深入。然而，这部著作专题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到章的层面为止，而是还在继续深入，落实到许多个案的处理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著立足文献，恰当地运用现代西方阐释学、文化哲学等不同的文本阐释方法，结合宋明理学固有的经典阐释传统，对两宋理学诗、理学家文道关系处理方式等很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贴近历史实际的研究。同时该书对于课题研究现状也进行了比较完备的梳理。毋庸讳言，当前在中国古代“儒学—文学”会通问题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者思想认识水平仍然具有局限性。一些学者罔顾两宋理学诗、理学诗派的实际，特别是一些学者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把理学定位为“唯心主义”而先验地看低乃至否定宋明理学，这一态度直接导致了研究者对理学诗、理学诗派的过低或者错误判断。尤其是，一些研究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更遑谈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贡献和探索。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学者经常以具有优势政治地位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乃至否定宋明理学文化。尽管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是偏颇的。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理学诗及理学诗派时，特别是在研究理学与诗歌关系时，仍然存在“两张皮”等生拉硬扯现象，如对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途径、关节点等问题，缺少学理性的探讨，习惯于从静止的角度推究理学对诗歌的“影响”“作用”，而从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学理性渠道如理学家思维方式、认知与体验的方式与诗歌表达方式的同一性等进行研究，则往往被忽视。一些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理学诗在会通自然界与道德界问题上的巨大贡献，而这一会通恰恰是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孜孜以求所未能解决的难题。由此可见，该书作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眼光已经跳出了具体的理学诗及理学诗派问题，而把相关问题放在世界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看理学诗及理学诗派问题的世界文化史价值和意义。特别是，该著作者已经关注到理学对于诗学概念范畴的潜转、转移、变化的作用，也注意到理学诗及理学诗派对于理学传播、理学体系构建等问题的重要价值，必将促进宋明理学文化思潮与文学发展之关系等相关研究的发展。

该著重视辩证思维的运用，顾及所研究问题的不同侧面。其以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为研究对象。在具有普通古代文学常识的人看来，理学家的文道观无非是文以载道之类的命题，涉及的是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王培友先生的新著能从多个侧面揭示出它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研究表明，在文道观方面，宋代理学家有的重道轻文，有的文道两分，还有的主张调和。在道器观方面同样有多种看法。至于理学家文道观念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实践，也往往出现相悖离的现象。上述差异和矛盾不但体现在不同的理学家之间，即使是同一位理学家，他的理论体系、观念和创作实践，也往往自相矛盾。全面揭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诗学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是该著的重要贡献。又如邵雍、周敦颐、程颢、朱熹等都是宋代理学家，这是他们身份的相同之处。可是，他们的文道观及诗学实践却各有特色。对于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及诗学研究实践，既看到相同之处，把他们与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区别开来，同时，又揭示他们文道观及诗学实践存在的差别，这种兼顾同和异的思维方式，是学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当下的许多学术论著中，经常出现或是求同而忽视异，或是关注差异而忽略一致性的倾向，认识上出现片面、偏执。总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一门学术功夫，也是辩证思维的具体运用。

该著在揭示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用力颇多，确实展现出众多理学家在文道观及诗学实践方面的不同走向。即以程颢和朱熹为例，两人的差异就很鲜明。程颢时而强调文以载道，时而又把圣人气象作为道体的表现。而朱熹的道与文的本末之说，倒是比较一贯的。再从诗歌创作来看，朱熹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他的代表作《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阐发的是《孟子·离娄下》心源有本的理念，他的这首诗确实是从道中流出。又如作者把程颢诗概括为“欲静中体贴天地万物，与人生机打成一片，常常强调以‘吟风弄月’‘体贴生意’为手段，以诗歌的‘感兴’来求‘道’”，他的理学诗代表作《偶成》《春日偶成》确实是这种境界。其中《偶成》诗结尾两句：“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虽是化用《孟子·滕文公下》之句，但具体取向与朱熹《观书有感二首》（之一）明显不同。诚如李炳海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这部著作“在揭示宋代理学家文道观及诗学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亮点颇多，对以往同类著述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

限于所研究问题的指向性，该书对于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没有全面展开。如对于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思维方式的探讨，作者提出的基于理学思维的“正名”与“归元”思维方式实际上也是先民的思维习惯，同时亦受儒学中的经学思维以及道释等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这一判断是非常精彩的，涉及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又如对理学家“文以载道”在诗学范畴的表现亦有不少类型和话语，但可能是限于篇幅及整体架构的考虑，本书并没有选取更多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期待作者后续研究成果的早日面世，或可与本书构成体系严整、各有侧重的研究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