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How Does Chinese Foreign Assistance Compare to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文章框架：中非合作论坛的关注事项；中国对外援助；美国对外援助；中国正在商业活动和对外援助间做出更加明确的选择。

观点摘要：

1.2016年7月29日，中非合作论坛（FOCAC）在北京就实施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后续行动举办了“协调员会议”。该会议重点关注习近平主席去年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的十大中国-非洲合作项目，旨在开展真正的合作，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当“协调员会议”首次集中于实施后续行动时，该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一些疑虑，即很多人担心虽然中国政府对许多国家做出援助和合作的承诺，但是这些项目并不可能总会变成真正的项目。

2.诚然，问题依然存在。与发展援助委员会（DAC）——西方人民对该机构比较熟悉——提供的资金相比，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义似乎是混乱的。然而，作为DAC模式之外提供援助的最大经济体，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它与DAC模式变得越来越相似。

3.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经历了几次变革。1973年前，中国以纯粹赠予的对外援助模式为受援国提供设备。在这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GNI）的1.07%。这一级别的援助满足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目标，即所有DAC成员都在20世纪60年代向该组织捐款：基于官方和私人的资源，捐助国1%的收入应该被用于发展中国家。

4.然而，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政权，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很快就超过了其国内金融所能承受的能力。从1973年开始，为了削减国内预算及优先发展国内经济，中国的对外援助领域模式从进行贸易及合资等互惠互利的领域逐渐转变为当前的经济合作模式。

5.报告认为，作为一个外国援助的接受者，中国正在吸取自己的工业现代化经验。如今，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以国与国为基础，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并旨在连续获得自然资源和海外市场。这明显不同于当前的DAC模式，其成员要为公共健康和教育提供超过80%的援助，并普遍与民间组织合作，以提供和实施援助。然而，考虑到对外援助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和DAC模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6.在20世纪60年代，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福利国家”理论和罗斯顿（W.W.Rostow）“经济发展阶段”概念的影响，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当时刚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鼓励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等以宏观经济规划的方式密切参与对外援助。这三个机构还强调，需要各国在多年有计划的参与对外援助基础上为对外援助做出规划并承诺给予资源。

7.这些机构将线性阶段论应用于自己的模型，该理论假设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工业化实现。发展像道路、水坝和电信设备等基础设施，可以使经济效益渗透到其他行业，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迁移。DAC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动机是“促进经济和商业利益”，包括持续在前殖民地获得自然资源、原材料和市场（尽管是非正式的）。

8.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DAC成员提供对外援助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领域，或“人类的基本需求”，包括农业、计划生育与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贡献者——美国大幅增加了针对贫穷的援助，包括全球健康援助、发展援助、千年挑战公司进行的援助、灾难援助、移民和难民援助及食品援助。

9.报告在最后写道，中国正在商业活动和对外援助间做出更加明确的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区域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中非合作论坛（FOCAC）和“一带一路”倡议，承诺给予相关国家或组织大规模贷款，其中包括对外援助。中国外交部在“协调员会议”后正式宣布，投资合作正在取代对外援助成为中国-非洲合作的新引擎。同时，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的成立来改善受援国人民的生计；中国商务部管理下的对外援助部门很可能更多地关注提高受援国人民的福利；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营部门等相关合作伙伴也将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