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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当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用来描绘转折年代的诗句被澳门人感叹地无数次引用时，他们实际上在讲述着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澳门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正在演绎着激动人心的神奇，澳门人迎来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面对1999年澳门回归与2002年博彩经营权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与社会变革，不要说偶然造访澳门的异乡客流露出惊讶感慨的神情，就连当年两项事业的推动者、参与者与生活在澳门的见证者同样声称超乎想象。
或许人们可以忽视周遭点滴性的渐变，然而，即使是熟视无睹的人，对于身边不断发生的光怪陆离现象与未曾停演的人间活剧，都难免产生尝试了解的冲动。正因为如此，当下澳门正在发生什么？澳门进入了什么样的发展周期？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本书首先追问的对象。
现象性描述澳门巨变的文本数不胜数，它们为开辟政治社会学的抽象分析累积了厚实的数据基础。首先，澳门经济以异乎寻常的高速实现跨越式增长，外来投资蜂拥而入，GDP动辄以双位数递增，财政收入丰盈充裕，与此同时，收入分化、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其次，利益多元与社会结构的分化，新职业群体与新社会群体不断出现，其中，体制外生存的外劳及新移民群体、边缘态的博彩职业群体与虚假的中产阶层的迅速规模化，既冲击着澳门原有社会职业构成、阶层结构与人口结构，也日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再次，社会政治势力改组，利益关系取代意识形态跃升为政治势力分化重组的主要动因，由传统社团紧密合作凝聚而成的政治统一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快速冒升的新兴社团及其组织的抗争性街头社会运动日见频繁，博彩资本集团利用政治舞台影响政府决策争取利益优势地位的行为初现端倪，政治渗透活动与具有国际色彩的事件接踵而至；最后，社会文化变迁与主流价值亟待重塑。伴随着博彩文化影响的强化，外来文化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涌入，澳门原本相对封闭与保守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沿袭已久的处世规则与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冲击，新的主流文化与价值重建步伐迟滞，消极文化现象的负面影响扩散，居民精神家园的失守与社会心理的失衡催生的社会问题日见频繁，居民开始前所未有地体验着“快乐并痛着”的奇异感觉。
素以和谐与稳定而闻名的澳门社会，在回归之后，出人意料地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矛盾的剧增，社会运动的频发，文化价值的冲突……上述不和谐社会现象的集中出现其实表征着澳门社会正在步入以利益分化与结构重塑为重点的加速转型期。
转型理论告诉人们，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与社会运行的序间状态，它不是指单项性社会因素或单个社会领域的变化，而是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方式主要有大规模激进式变迁与渐进式累积两种形态。前者往往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持续性社会动荡与强控制方式的确立为特征；后者则常常以生产力发展为先导，进而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体制的更替与观念的创新。尽管现代社会转型不再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然而，即使是因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渐进式社会转型同样会因异质性因素的不断生长与旧有秩序的日渐解体，而难以避免社会结构、社会体制与文化价值的断裂与失范现象出现。一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稳定，那么，现代性的生长，即走向现代的过程则孕育着不稳定。
因此，要防止与消除转型期的“断裂和失衡”，尤其是避免出现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描述的法式社会结构变化的“马拉松效应”
新社会体制的探索动因往往导源于面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而传统管理模式与工具的失效或危机。在前现代社会，对抗社会危机偏好选择“乱世用重典”式的超强控制，那么，现代社会更加重视危机与风险的防范而非事后控制，因此，以制度建设推进秩序重构便成为应对转型社会的风险与危机的优先选择。换言之，社会转型实际上也是制度转型。通过制度调适或重建，使之与发展中的现实社会相匹配，从而缔造出和谐、理想的社会秩序。
按照过去既有的经验，每当出现社会管理危机或社会失序时，人们自然地归责于政府，于是，政府在享受着推动经济发展荣耀的同时也成为社会问题的受责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远非政府单方所能控制，社会局部性问题的出现恰好说明了政府主导秩序单一性的缺陷，仅仅指责与改革政府并不能完美地解决社会管理问题。其实，一味地强调政府独力承担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的背后暗含着视政府为社会唯一管理主体的主观判断，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误区。因此，当人们开始将专注于政府改革的目光投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时，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距离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善治”目标越来越近了。实际上，现代治理的兴起就是寻求治理现代型社会危机的产物，同时，又为探索复杂社会中富有治理效能的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按照治理理论的价值主张与操作结构，结合澳门现有的制度资源与体制条件，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破解澳门治理困境的要求，需要从多维度而不是单线性来设计与思考新治理体制，既重视政府元治理角色又不仅仅强调政府管理维度，而是将思维扩展到政府及其之外的市场（企业）、第三部门（社团）、公民等多元社会主体，综合运用多样化治理手段，使不同治理主体相互合作与补充，不同治理手段相互配合与完善，并连接成网络状治理结构，最终形成具有强大治理效能的以政府主导—多元参与为特征的合作型治理体制。
建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型治理框架，需要从澳门现有的基础与条件出发来确立建设重点。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限制与取消多个领域内的专营制度，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鼓励非政府部门进入，促进公共服务与政府管理效率的改善。②提升政府自身能力。有效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前提。由于政府承担社会元治理角色，因此，能否履行好政府的主导性职责，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社会管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包括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服务与社会平衡能力。其中最核心的能力是公共政策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所以，有必要以提升政府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两大能力建设作为政府变革的重点，以高水平的公共政策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解决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回应市民的新诉求。同时，鉴于回归后出现的高官腐败案令社会民众对特区政府的高期望受到挫败，严重影响了特区政府的信誉与管治权威，因此，必须加强特区政府官员的道德建设，实现廉洁从政。③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社会治理理论既强调社会自主与社区自治也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培育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现代型公民社会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虽然澳门民间社团的活动领域相当广泛，承担的功能也十分繁重，但是，从有效治理所需要的现代型非政府组织来看，民间社团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调整与变革。民间社团既要推进内部民主选举与民主管理的真实化，增强社团对其成员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又要切实增强社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令社团切实发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有效监督与制衡政府的功能，以及真正承担起类似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角色。④完善社会协商合作网络。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不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威发号施令，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是一种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需要更多地采取协商与合作来完成。虽然澳门政府与民间社团之间曾经有过长期合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与过程，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而且形成了广泛的合作网络，但是，回归以来澳门社会政治生态出现新的变化，改革需要考虑拓宽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沟通与对话的渠道，除了原有的社团体制外，还应该建立直接面向社会底层群体的沟通联系机制，设立容纳社区精英的分区性管理、咨询机构，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协商与合作网络。⑤建立公共责任机制。治理理论倡导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同时，要求参与治理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治理过程既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过程，又是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责任落实过程。在澳门，同样应该强调参与治理过程的责任化。要求参与治理者之间订立问责制度，任何参与主体的失职行为必须依照责任契约受到责任的追究。真正做到参与主体与责任主体的统一，从而形成共同参与、协同解决的公共治理责任机制。⑥塑造新型政治文化。鉴于长期殖民统治下的澳门缺乏基本的民主参与治理的机制，同时，对于外来的殖民政府及其官员来说，少有强烈的责任约束，因此，在回归之前，民众政治冷漠与政府贪渎成风是当时流行于澳门的普遍政治文化现象。尽管回归以来澳门政治文化已经有所转变，但是，与构建合作型参与式治理的文化要求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改革要通过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实践与建立政府官员问责制等多种手段与途径，努力塑造与培育以参与和责任为核心包括平等、信任、合作与效率等在内的新型政治文化。
具有根本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过程。然而，社会运行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它不可能等待。社会运行中不断涌现大量新矛盾与新问题，必须得到及时解决。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制度的综合性特征是无法仅通过单项性制度建设即告成功的，它是由多项不同机制协同而成的。因此，有关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可以分阶段、分步骤逐步推进，既要有短期的治理政策发挥实时治理效应，并提供长期制度建构的稳定社会环境，也需要不同的时段性治理机制发挥组合性治理效用，从而最终形成高绩效的网络式社会治理结构。在短期性政策调节方面，主要是控制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公共政策作为社会调节的基本手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回归后公共政策的重心放在开放博彩经营权、促进经济增长与降低失业率上，那么，随着经济的成功启动与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内部原有的资源、利益等平衡受到冲击，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因此，公共政策重心应该适时进行转移，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政府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经济发展条件下居民对交通、能源等不断增长的需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教育与社会福利的资源投放，增加居民非就业福利，保障弱势居民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机会均等。在长期性机制营造方面，从澳门实际出发，选择在现有制度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的方式进行持续性建构，引入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强化现行社会管理体制的薄弱环节，重点加强市场机制与法律机制建设，改进政府管理，引导社团变革，鼓励社会参与，推进社区自治，逐渐形成以“政府主导、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功能互补、责任明确、运转灵活”为基本特征的参与式合作型社会治理体制，从而为澳门的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
从提出一种理想治理体制到规划该制度的建设重点及培育阶段，可以说，它自始至终散发着浓郁的理性主义哲学思绪，流露出技术主义的思维传统。然而，在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中，理性主义与技术主义曾经遭遇到深刻的怀疑与尖锐的批评，极而言之者甚至视理性主义与技术主义是极权主义与乌托邦式空想社会的思维渊薮。对理性主义政治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