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经济，仅仅生产两种产品：热狗和小面包。消费者的习惯是，每吃一个热狗同时就要吃一个小面包，反之亦然。而劳动力在这里是唯一的投入品。”这段引文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心目中典型的经济学文章的写法，他认为经济学是思想实验的园地，即通过一个寓言或比喻，用最简单的方法抓住经济过程的逻辑。

另一个经济学家戴尔德拉·麦克罗斯基，则从表达的醒目性角度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考虑两个城市A和B交换一种资产X。如果X的价格在市场A和市场B相同，则可以说套利过程已经完成”。但她同时认为，这种写法尽管简洁，却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建议改写成：“在1870年，纽约和伦敦的市场上都有联合太平洋债券。问题是，两地是否以相同的价格出售该种债券？”

一种表述简洁明了，另一种表述具有描述性，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并无冲突，前者说的是经济学的思维过程，后者说的是经济学写作的修辞学。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谈经济学，但都把自己所关注的方面强调得很重要。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不打算饶有情趣地作这种思想实验，就根本不能作严肃的经济学研究。而麦克罗斯基则干脆地说：经济学家不把文章修饰好是不道德的表现。她将此项能力联系到经济学家如何做人上面了。把两个人各自强调的角度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构成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两个职业要求，或者说评价经济学家是否称职的两个标准。

克鲁格曼和麦克罗斯基都是公认成功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不仅因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而置身于重要经济学家行列（有一个关于世界经济学家的排名，克鲁格曼名列第166位），还因其最早对“东亚奇迹”提出质疑而被经济学界以外的广大读者所关注，并且以善于写作经济学短论著称，被认为是继加尔布雷思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麦克罗斯基不仅在英国经济史研究中硕果累累，更是以研究经济学修辞学、倡导经济学家写作美文而享誉重要经济学家的圈子。她本人的专栏文章，就是机智、丰满而且深刻的美文典范。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麦克罗斯基是唐纳德·麦克罗斯基，后来因其选择改变了性别而成为戴尔德拉·麦克罗斯基，其实是同一个人。

相对来说，克鲁格曼在主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成就更高，而麦克罗斯基在研究经济学修辞学问题上表现更为杰出。后者对于经济学的思索颇值得重视，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的评价可见一斑：“好好地想一想麦克罗斯基提出的问题，用你自己的答案与她争辩，你会因此而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分别看一看，在他们的眼里，经济学家应该怎样思考问题，怎样写好文章。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理论绝不是某些声名显赫的人物作出的某种权威结论，而是那些具有深刻想象力的科学家，经过饶有情趣的思想实验，得出的关于经济过程内在逻辑的总结。当然，这种理论逻辑还要用事实来检验。但用事实来检验理论假说，决不意味着用对事实的表面观察代替深刻的思想实验。用他的话说：“甚至要想知道哪些事实是相干的，也需要以提出假说的形式反复掂量所要检验的观点。”

实际上，克鲁格曼强调的是理论抽象的重要性。理论抽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你的是事物本质性的逻辑，而不是一件、两件甚至许多表面的事实。美国有位资深记者，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书《全球资本主义的躁狂逻辑》。这本书堆砌了一件又一件事实，声称全球供给正在超过全球需求，某些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整个经济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克鲁格曼用热狗-小面包的思想实验，清楚地指出了这本书的逻辑错误：把单一市场逻辑等同于整体经济的逻辑（萨缪尔森称为“合成谬误”）。克鲁格曼指出，热狗生产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确可能减少该部门的就业，但更多的工人可以转而生产小面包。既然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更多的热狗和小面包是合乎情理的，需求并不必然赶不上供给。

热狗-小面包的故事固然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简单化。实际上，热狗可以被置换为制造业，小面包可以被置换为服务业，进行思想实验的逻辑是不变的。相反，无论收集了多少事实，无论记者采访了多少当事人（热狗生产者也好，小面包生产者也好），都不能代替形成抽象的理论假说的思想实验。不懂得这种思想实验的人，无论他的名气有多大，吸引了多少普通的读者，他终究因为只是一个“票友理论家”（accidental theorist）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谬误之中。

麦克罗斯基强调的是，即使不能把经济学文章写得漂亮些，至少也要写得称职。而称职的基本要求在她那里具有道德评价的含义，因为任何研究工作者同时也应该是写作者。在其出版的《经济写作》（Economical Writing）一书中，她从十几个角度指导读者如何写好经济学文章，实际上是她自己在逻辑、修辞、段落结构等写作细节方面的经验之谈。但是更为基本的，而且对于使用英语的读者和使用其他语言的读者都有借鉴意义的忠告是，经济学家要读好书，包括读经济学之外的好书。她所建议阅读的作者包括简·奥斯汀和乔治·奥威尔、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梅纳德·凯恩斯等。麦克罗斯基很肯定地认为，经济学家写不好文章的重要原因是他们不读好书。

读好书帮助人们提高写作水平，这不是很有新意的说教。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把真理重复100遍也许不算过分。因为经济学家与不少自然科学家有时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共识，即认为他们研究工作的性质并不要求他们把文章写得漂亮。然而，读者对经济学家的期望，与他们对自然科学家的期望是不一样的。首先，经济问题是人人都愿意谈论的，或者说经济学界是票友理论家的天堂；其次，经济问题事关重大，“于善于恶都是危险的”（凯恩斯语）。于是，人们把经济学家使用专业术语看作故弄玄虚，而自然科学家使用专业术语则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也因此得到“沉闷的科学”之誉。

经济学家具有文学修养，的确能够达到吸引对象的效果，无论这对象是自己的同行，还是广大的普通读者。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读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帮助经济学家发挥想象力、提高文字能力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时直接借用经典文学作品的表述方法，也可以恰如其分地创造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效果。

例如，克鲁格曼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并非世界》（We Are Not the World）的短论，其标题就以一种辩论的姿态引起人们的注意——记得吗？有一首在国际范围流传的歌曲叫作《我们就是世界》（We Are the World）。而克鲁格曼文章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又似乎在陈述一个真理：“一个人所周知的事实是，日益增长的产品、资本和技术流动彻底改变了经济游戏的规则。”（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goods，capital，and technology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economic game.）这个句子是借用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的写法（注意：克鲁格曼与麦克罗斯基，甚至与梅格·瑞恩饰演的《网上情缘》中的女主角有相同的品位）。该书的第一句话是：“一个人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个拥有财富的单身男人，必定迫切地需要娶妻生子。”（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又如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写过一篇对比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短论，题目叫作《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借用的是狄更斯名著的书名。不仅这种借用本身就使得文章的题目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而且当你读过全文，随作者一同观察了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经济的特点，以及理解了该文章比较的两个经济体的异同之处后，你会又一次拍案叫绝：好一个“双城记”。

做学问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看待，要讲究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活得饶有情趣。经济学是学问，经济学家要讲职业道德，也要有情趣。所以，经济学家不仅需要具备作抽象的思想实验的能力，也要读好书，读各种各样的好书，还要愿意并有能力写出称职的、好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