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多的人把不和谐根源指向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甚至号召“反思”改革，主张重新调整基本收入政策。结论似乎是：第一，不和谐正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第二，改革开放之前“到处莺歌燕舞”。

毫无疑问，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公共政策的合理化方针，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条件，执政党的最基本职能是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人的温饱生存问题。

第一，只要市场在交易、商品经济在运行，那么，两极分化、收入差距乃是必然结果，任何企图在市场经济下消灭差别的思想都是一厢情愿的。

第二，试问，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和谐的吗？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普遍贫穷，几十种票证构成一道风景，二亿五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思想上，“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在这种状态下，有什么和谐可言呢？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七八年前讲，苏共的垮台在于“三个垄断”，即对所有制垄断、对政权垄断、对真理的垄断，可谓经典语录。邓小平讲，1978年前的二十年（即毛泽东时代），我们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我坚信，只有认识到这些，才会真正体会到邓小平理论的真实背景与伟大意义及其世界性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要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不是要否定二十多年来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创造和谐局面的立脚点在于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鼓吹“造反有理”，不是煽动“杀富济贫”，我的建议是：要强调法治，强调税收，反对腐败，尤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走向长治久安、社会和谐。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