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勇于探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从1948年开始陆续出版后，在意大利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狱中札记》又先后被译成法、德、英、俄、日五种文字。20世纪70年代，国际范围内掀起了研究葛兰西的热潮。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葛兰西思想的价值。

1983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狱中札记》中文版。它必将促进我国理论界对葛兰西思想遗产的认识与研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然而，也不能不指出，这个译本存在一些问题，应该提出来，供读者在研究参考时注意。

首先，中译本所依据的俄译本是一个陈旧的并有严重缺陷的本子。

目前，《狱中札记》权威、完备的原文版本有两个。一是1975年都灵埃诺迪（Einaudi editore）出版社的四卷本。它是葛兰西研究所在杰拉塔纳（V.Gerratana）教授领导下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它的主要特点是：（一）忠实可靠——全部文字对照手稿校订，甚至连葛兰西删掉的文字也都一一列出，并加以说明；（二）按笔记本与书写时间顺序编排，更便于人们把握葛兰西思想发展的脉络。另一个是1977年罗马联合出版社（Editori Riuniti）出版的新专题六卷本。它以埃诺迪出版社的四卷本为蓝本，文字与四卷本完全吻合。这个版本的优点是便于人们进行专题研究。六卷分别为：（一）《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二）《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三）《民族复兴运动》；（四）《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五）《文学和民族生活》；（六）《过去和现在》。

显然，中译本所依据的蓝本不是源于上述两个版本。中译本是根据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葛兰西选集》第三卷译出的。而俄译本在当时只能根据埃诺迪出版社1948年的旧专题六卷本翻译，那就难免有疏漏。

不仅如此，俄译本是选本，从篇幅上大约仅为意文版的五分之一。从量上看，也很难反映《狱中札记》的全貌。

最主要的是：苏联编译者不是根据文章的内在价值进行客观地选择，而是以自己的好恶主观地进行取舍，这就不仅是内容残缺不全，甚至有舍本逐末的偏差。请看实例。

《狱中札记》意文版第一卷——《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共有六个部分。俄译本只节选了两部分，尤其是删掉了此卷的核心部分——“Ⅲ.对《社会学通俗教材》1592367企图的批判札记”和“Ⅳ.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从量上看，这两部分共计一百多页，约占该卷的一半；从质上看，应该说最能反映葛兰西哲学的本质特征——既批判历史唯心论，又批判机械（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特别是第三部分，这些札记不仅是对布哈林机械论的批判，而且是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的批判，对国际工人运动中泛滥一时的庸俗决定论的清算。通过这两部分，既能了解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又能找到他某些失误的症结。苏联编译者在当时的形势下，可能是对与苏联官方哲学有关的部分特别敏感，而有意作了回避。

再如第四卷《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意文版共计498页，分为六个部分。而俄译本只取了“现代君主”这一部分，其余五部分全都舍去。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将葛兰西对马克思政治思想最大贡献的“阵地战”思想也排除在外。要知道，葛兰西正是从意大利和西方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同俄国社会结构作了比较与区分后，才提出了有别于十月革命（“运动战”）的“阵地战”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思想的。即是说，西方资产阶级要比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他们不仅拥有前沿阵地——反动政权，而且拥有众多坚固的“堡垒和战壕”——思想文化的领导权，如学校、教会、道德观念、习惯势力等。因此，西方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攻占市民社会的一切阵地，这只能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苏联编译者显然对这种独特的见解存有异议。但是，如果把“阵地战”思想抛弃了，葛兰西又何以称为“西方革命的战略家”呢？

窥一斑而知全豹，其他各卷就不一一列举。

其次，有的译文不够准确，把本来就费解的文字弄得更加晦涩。这里有三种可能：一是俄译的错，二是汉译的错，三是“错中错”。

笔者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读了《狱中札记》中译本第423页的一段文字：“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并不是更加依赖于娓娓动听——外表上活跃一时的激奋与热情的媒介物，而是依赖于‘不停地坚信事业’的——不仅是夸夸其谈的，而且是提高到抽象—数学精神的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实践生活积极的融合；必须从劳动活动形式上的实践，推进到科学活动的实践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仍如堕五里雾中。对照原文一看，才恍然大悟：短短的五行文字错译多达五六处。有的属于词义不对，有的意思截然相反，有的将原来的句子结构打乱，故出现了逻辑矛盾。现将原文和笔者译文附上，供读者比较参考。

原文抄自1977年联合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22页。

“Il modo di essere del nuovo intellettuale non può più consistere nella eloquenza，motriceesteriore e momentanea degli affetti e delle passioni，ma nel mescolarsi attivamente alla Vita pratica，come costruttore，organizzatore，persuasore permanentemente perche non puro oratore—e tuttavia superiore allo spirito astratto matematico；dalla tecnica-lovoro giunge alla tecnica-scienza e alla concezione umanistica storica…”

笔者译文：

要做新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在于善于辞令——外在的和暂时的情感与热情的动力，而要做为建设者、组织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由于不是纯粹的演说家）——但要超越抽象的数学精神，积极投身到实践生活中去；从技术—劳动到技术—科学以及历史的人道主义观念……

这里，《狱中札记》中译本此段文字的小错暂且不提，择其主要的有：

（1）motrice——是“动力”，不是“媒介物”。

（2）persuasore——是“劝说者”（词），而不是“坚信事业”（词组）。

（3）non puro oratore——为“不是纯粹的演说家”，并非“不仅是夸夸其谈”。

（4）superiore a～——是“超越～”，而不是“提高到～”。

（5）由于（3）、（4）的错误，严重歪曲了原义，似乎葛兰西赞同“夸夸其谈”，主张“抽象—数学精神”，从而与“不是……娓娓动听”及“和实践生活积极的融合”相矛盾。

（6）句子结构搞乱了。把对“劝说者”的补充说明放置到“建设者、组织者”的前面作定语用。

在中译本418～428页的短短十页里，错译段还有不少。

如第418页：“所有社会集团，即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

显然，“知识界阶层”使“知识界”具有同一性，从逻辑上说不通，这是同语反复。如果说，知识界阶层是部分，知识界是整体，那也与实际不符，因为整个知识界并不同一，而是从属于不同阶级（社会集团）。查对了原文，根本没有“知识界”这个词，只有代词“gli”，译成汉语为“给它”，从上下文看，它≠知识分子阶层，否则，应用“a sé”，“给自己”；这样，“它”只指社会集团。即是说，每一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使此社会集团具有同质性（omogeneità）。

再如第419页：“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以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方面领域中的‘专家’。”

这里“大部分”实际上是“通常”（“per lo piú”）。“专家”应为“专门化”（“specializzazioni”），“代表人物”纯系译者添加的。笔者译文是：“每个新阶级随自身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知识分子，通常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个方面的‘专门化’。”（参看《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意文版第4页）

还如第428页：“‘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应当要做各种程度的划分：党能够具有多数的成员，具备比较高尚的品格……”

这里，并没有做各种程度的划分，冒号后面只提一种程度。怎么回事呢？译错了。原文是：“un partito potrà avere una maggiore o minore composizione del grado piú alto o di quello piú basso，”在“o”（或者）的前后有“maggiore”（多）、“minore”（少）和“alto”（高）、“basso”（低）两组对应的形容词：应该泽成：“……一个党可能有或多或少的成员，具备或高或低的素质……”

还须指出的是：由于译者的哲学功底不够或一时疏忽，有时将哲学范畴混同于一般概念，譬如质=质量，量=数量。

要知道，量与质作为哲学范畴有着特定的含义：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部规定性，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规定。量是事物存在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是一种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规定性，包括大小、高低、长短、粗细、深浅、轻重、快慢等。

质量与数量作为一般概念、日常用语，其含义大相径庭，前者通常指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后者仅指多少。

从原文看，它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quantità（量、数量）和qualità（质、质量）。这就须视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定。

请看实例：

其一，原文：

L’economia studia queste leggi di tendenza in quanto espressioni quantitative dei fenomeni；nel passaggio dalla economia alla storia generale il concetto di quantità.è integrato da quello di qualità e dalla dialettica quantità che diventa qualità quantità=necessità；qualità=libertà.1592368

中译本译文：

〔政治〕经济学作为现象的量的表现来研究这些倾向率；在从〔政治〕经济学转为普遍的历史的时候，量的概念补充以质的概念和变为质的辩证的量的概念。1592369数量=必然性，质量=自由。“数量—质量”的辩证法（辩证的相互联系）与“必然性—自由”的辩证法同一。1592369

笔者译文：

经济学把这些倾向律作为现象的量的表现来研究；当从经济学转到普遍的历史时，量的概念由质的及变为质的辩证的量的概念补充，量=必然，质=自由。量—质辩证法与必然—自由辩证法同一。

这里，可以看出：译者起初译成哲学范畴，但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另外第一句把“作为现象的量的表现”的修饰对象搞错了。不是“经济学”，而是“倾向律”。

其二，原文：

Cosa sono i fenomeni？Sono qualcosa di oggettivo，che esistono in sé e per sé，o sono qualità cha l’uomo ha distinto in conseguenza dei suoi interessi pratici （la costruzione della sua vita economica） e dei suoi interessi scientific，cioè della necessità di trovare un ordine nel mondo e di descrivere e classificare le cose （necessità che e anch’essa legata a interessi pratici mediati e futuri）？1592371

中译本译文：

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是不是一种存在于自身之中和为自己而存在的客观的东西，或者这就是人由于争取自己实际的（建设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科学的利益，也就是由于在世界中去寻找一种程序，描述我们周围的事物并分类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也与实际利益，与未来利益间接联系）所选出来的一种质量？1592372

笔者译文：

现象是什么？它们是某种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客观的东西，还是人由于其实际利益（建设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科学利益，即由于在世界中寻找一种秩序和对事物进行描述及分类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与间接的或未来的实际利益相联系）而区分的质？

实事求是地说，这段译文并没有大毛病。小错有：

（1）“in sé e per sé”通译为“自在自为”，这里译得累赘些；

（2）添加原文没有的词或词组，如“争取”“我们周围”；

（3）“mediati”（间接的）修饰“剥益”，而不是“联系”；

（4）较大的错是将“qualità”译为“一种质量”：其一，不是“质量”，而是“质”，其二，不是“一种”，原文中没有“una”（不定冠词——“一种”），实际上省略了部分冠词“della”（泛指多种质）。

限于时间与篇幅，不可能将译文中的所有问题一一指出，仅举几种典型误译。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原文直接翻译《狱中札记》，最好根据1975年的四卷本或1977年的专题六卷本，在新的译本问世之前，理论工作者最好阅读原文版或其他文种的较好译本，这个以俄译本为蓝本的中译本仅供参阅。

在此篇短文的结尾，再说些题外话。这也可说是准备拙文时的副产品。笔者一向认为（也是相当一部分国外葛兰西研究者的意见）：葛兰西的“实践哲学”（filosofia della praxis），是在法西斯监狱这一特殊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称谓。要知道，他在狱中写的每一行字，包括书信、笔记，都要经由法西斯当局检查。葛兰西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不用（也不可能使用）“马克思主义”，而用“实践哲学”代替。其根据之一是用实践哲学的创始人”（“il fondatore della filosofia della praxis”）称呼马克思。现发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他把罗莎·卢森堡发表在1903年3月14日《前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与进步》（“stillstand und Fortschritt im Marxismus”）一文称作“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与进步”（Progressi e arresti nello sviluppo della f’ilosofia della praxis”）结论是清清楚楚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而且，据我所知，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只在引述索列尔原话时，抄录了“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从没有出现过，至少没有在使用“实践哲学”时，又提到“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不应再在“实践哲学”这一概念上耗费过多的笔墨，尤其不要将它看作葛兰西标新立异的哲学路线，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葛兰西围绕“实践哲学”所写的文字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是一回事，像柯尔施、卢卡齐等人所要建构的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另一回事。葛兰西与柯尔施、卢卡齐不同，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坚决拥护，也表现在他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做的贡献。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联系20世纪20～30年代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实际，尤其是是在庸俗决定论和机械论盛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看待葛兰西坚持历史辩证法，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阉割其革命灵魂所作历史功绩。总之，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葛兰西，他不是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非常有趣的是，从意大利到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共产党人对此做出肯定回答，而个别西方学者（从佩里·安德森到卢齐亚诺·科莱蒂）出于政治目的都喜欢把他同卢卡齐、柯尔施相提并论。

（原载现代外国哲学编辑组编《现代外国哲学》（10），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