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是17世纪西方与中国之间瓷器贸易的最大商家。1624年，荷兰人在台湾以热兰遮城为据点把中国瓷器运往荷兰和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瓷器贸易。经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手，“1604至1657年，运往欧洲市场的中国（高级）瓷器超过三百万件”。1728017但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陶瓷的外销受到沿海战乱的影响，输出数量大为减少。据荷兰东印度公司1647年1月15日的档案记载，在一船总量为123337件的瓷器从巴达维亚出发运往荷兰后，瓷器的供应迅速萎缩，甚至热兰遮城居民自己的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1728018同时，随着郑氏海商集团逐渐垄断台湾对大陆及海外的贸易，以台湾作为贸易据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变得很难进行。荷兰人与郑成功之间的贸易竞争非常激烈，福建沿海输入台湾的商品越来越少，以致在荷兰人统治台湾的后期，中荷陶瓷贸易量逐渐萎缩。1728019种种原因最终导致1657年中荷瓷器贸易的暂时中断。

明末清初的景德镇，战乱不断，清军与南明及三藩之乱时期清军与吴三桂等势力的拉锯战均在此进行。由于数次遭受战争摧残，景德镇窑业萧条。康熙十三年至康熙十五年（1674～1676年）是景德镇窑业的黑暗时期。康熙十三年五月，江西景德镇等地遭吴三桂、耿精忠等洗劫，大量民间窑场被焚毁，造成景德镇瓷业凋敝。数次遭受重创使得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大规模烧造和外销局面无法维持。据清初文献记载：“崇祯初时，窑无美器……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磁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至康熙初，窑器忽然清美……自十三年甲寅之变，江右盗贼蜂起，磁器复贵，较之昔年，价逾五倍，美者又不可得……自二十七年戊午，豫章底定，窑器复美，价亦渐平，几如初年矣。”1728020清初的海禁政策也限制了瓷器的海外贸易。康熙时期迁海政策的施行，导致景德镇瓷器在东南沿海的外销路线中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684年清朝开海。然而即使在海禁时期，广东沿海地区仍存在着走私活动，中国瓷器得以小规模地销往东南亚的巴达维亚、马六甲等地。1728021

在中国外销瓷器逐步退出西方市场的同时，日本九州地区的肥前窑业乘势兴起，其所产瓷器占据了部分中国贸易瓷在海外的原有市场。初期伊万里瓷器是以17世纪20年代景德镇民窑出口至日本的瓷器为样本，由来自朝鲜半岛的陶工烧制而成的。这些瓷器在以有田为中心的地区烧成，由伊万里港运出，故被称作“伊万里瓷”。17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有田瓷业在引进中国制瓷技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技术革新，再加上荷兰东印度公司严格的质量监督，其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能够烧制出可与景德镇瓷器相媲美的高品质产品，有田因此拿到了蜂拥而至的大量订单。日本瓷器的出口是依赖中国和荷兰船只进行的，江户幕府仅特许中国和荷兰船只在长崎出入。随着中国瓷器外销的缩减和中断，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转向日本，让日本窑场以中国瓷器为原型进行仿制，作为替代品，填补贸易活动中中国瓷器的缺失。1728022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有田购买瓷器。出口荷兰的古伊万里瓷最初主要是西方人喜爱的仿中国青花瓷的“芙蓉手”，后来是仿烧的中国转变期风格的青花瓷和五彩瓷。伊万里之所以能够制作五彩瓷，是因为中国内战造成景德镇制瓷工匠外流，有田吸纳了这些技术人员，并进行了技术革新。荷兰订购的伊万里瓷都是以荷兰人带入的中国瓷器和荷兰陶器为样本烧制的。

据记载，有田瓷器外销最早是在1647年，由中国船只装载174件粗制瓷器经由厦门运往柬埔寨。日本当时处于闭关锁国时代，对外贸易仅限于荷兰和中国商船在长崎进行。1650年，有田瓷器开始由中国和荷兰的船只向越南北部地区出口。1659年，按荷兰订单烧制的5748件伊万里瓷于长崎港被装上荷兰船只，运往巴达维亚，其中5548件商品加108件样品共计5656件瓷器被转运至荷兰，于1660年抵达。这批首次出口荷兰的5656件伊万里瓷为人像、茶杯、盘、瓶、芥末罐、黄油容器等五彩、青花瓷器。同年，另有5艘荷兰船只装载有33910件伊万里瓷器前往台湾、巴达维亚、荷兰、阿拉伯的穆哈、印度等地。此后长崎对荷兰的瓷器出口贸易愈加畅通，有田瓷器外销市场繁荣。直到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中国瓷器出口量剧增，有田瓷器在东南亚市场的占有量才大幅减少。1728023伊万里瓷器虽在欧洲风靡一时，但售价偏高，康熙中后期景德镇瓷器产量大增并被大量投放市场，夺回了被伊万里瓷占据的西方市场。

华商集团在肥前瓷器的生产和外销上，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长期来往日本，经营东亚贸易的郑氏海商集团。在中国货源短缺的情况下，它们当然会将日本肥前的伊万里瓷器视为重要的贸易物资。据日本学者统计，1650～1682年，约有400万件肥前陶瓷被输出，其中约有198万件是由荷兰船只所运送的，华商（唐船）的输出量则在203万件左右。1728024关于中国商船从事陶瓷贸易的状况，在荷兰、日本、英国、西班牙的史料中都有记载，已有学者进行过统计。1728025从统计数据中可知，这些中国戎克船在1661年之后，从日本大量运载瓷器至巴达维亚、万丹、广南、台湾、暹罗、菲律宾等地，其中驶往巴达维亚的船只数量最多，其次是万丹；瓷器中既有粗瓷，又有精细瓷器，其中1669年之后的瓷器运载信息中还明确地记载有彩绘瓷器。同时，这些中国商船还为有田窑业运送了大量青料。根据荷兰学者T.Volker的统计，1650年（清顺治七年）至1665年（康熙四年）有大量的中国青料通过来自福州、安海、漳州、沙埕、舟山以及安南的商船输入日本。1728026在日本有田数处窑址发掘的陶瓷遗物中也发现了写有“三官”“五官”“郑某”等和华人有关的铭文瓷片，所以学者们多认为郑成功所属的华商集团是当时驻留日本的华商中最具势力的，在肥前瓷器的生产和外销上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1728027前面提到的荷兰和日本的记录中就有关于台湾的东宁船从日本装载瓷器运至台湾、厦门以及暹罗等东南亚地区的内容。通过明郑转口的日本瓷器，也可能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出至印度甚至英国伦敦。而根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关记录，1664～1684年，不断有台湾船只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港，转口包括日本肥田窑产品在内的各式瓷器，而这些瓷器随着马尼拉帆船销售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这一点在马尼拉及美洲西属殖民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被证实［见图6-1（1）～图6-1（3）和图6-1（6）］。1728028

图6-1 各地出土的肥前窑开光青花盘

图6-2 出土的肥前窑青花云龙纹碗

除了上述地区外，东南亚其他地区也有肥前瓷器出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万丹及巴达维亚遗址、越南会安、泰国［见图6-2（1）］、柬埔寨等遗址及中国东南沿海的沉船［见图6-2（2）］中，均发现有这一时期的肥前瓷器。台湾作为当时重要的贸易转口中心，肥前瓷器的发现比较普遍。在台湾高雄市左营旗凤山旧城遗址1728029、台南县社内遗址［见图6-1（4）和图6-2（3）］、台南市区及安平热兰遮城遗址均有出土肥前瓷器，主要包括折沿开光青花盘、云龙纹青花碗、竹枝纹青花小杯、山水纹青花瓶以及唐津二彩陶器等。1728030其中折沿开光青花盘主要是仿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景德镇民窑烧造的克拉克瓷器风格，在日本又被称为“芙蓉手”。自1659年开始，伊万里开始大量烧造“芙蓉手”风格器物，用于代替明末清初转变期风格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它们往往根据荷兰订单烧制，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批量外销。这种盘和中国瓷器盘非常相似，只不过外底往往留有装烧过程中防止盘底塌陷的支烧痕。类似开光青花盘在台南、爪哇岛的万丹遗址、马尼拉西班牙时期Intramuos城址以及墨西哥城、安提瓜古遗址中均有发现（见图6-1），揭示了其外销的航线。肥前窑云龙纹青花碗（见图6-2）也是各地发现较普遍的器物，这种装饰在日本又被称为荒矶纹，在日本肥前地区的窑址中有出土，还见于越南中部的会安遗址、泰国大城府遗址以及福建东山冬古沉船中，其中冬古沉船被认为是和郑氏海商集团密切相关的战船遗址。1728031此外还有青花花卉纹碗、杯、瓶等（见图6-3），也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出土的这些肥前窑瓷器中既有订制的精细瓷器，又包含了文献中所谓的粗瓷产品。

图6-3 各地出土的肥前窑青花碗、杯、瓶

这一时期，挤占中国陶瓷海外市场的还有部分越南、泰国等东南亚的产品。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华商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曾大量从越南北部的东京（越南北河）运送陶瓷到巴达维亚等东南亚地区。据T. Volker统计，1663～1682年至少有145万件越南瓷器被输至亚洲市场。1728032实物资料包括中国台湾、日本出土的釉下褐彩碗，以及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沉船中常见的陶制平口小底瓶（见图6-4）。

图6-4 各地遗址出土的越南陶瓷

厦门港也是明郑统治时期的重要转口贸易港，荷、英、西等的文献档案中也多有船只从厦门港运载粗瓷至万丹等东南亚地区的记载，这些粗瓷可能是从长崎转运而来的日本肥前窑产品，也可能是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所产的粗制陶瓷。这一时期发现的中国陶瓷器中，景德镇产品的数量非常少，只在东山冬古沉船及台湾的遗址中有少量发现，数量更多的为福建民窑瓷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秋叶纹盘（见图6-5）。这种秋叶纹是明清交替之际，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装饰图案，在景德镇及南方地区的窑场中都有广泛使用，常常是一片树叶或单一多孔洞石的纹饰，树叶旁常题“一叶佳式”“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一叶清风”等铭文，多见于顺治、康熙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遗址和沉船中普遍发现的青花秋叶纹碗、盘多为典型的17世纪后半期中国南方生产的仿景德镇产品。在福建东山冬古沉船中发现的陶瓷器中，这种秋叶纹盘非常多，而且风格一致，盘的口径为14.3～14.6厘米，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题有“一叶清风”的铭盘，这类盘总体制作较粗糙，釉色多白中泛青，内外口沿及圈足饰青花弦纹，内底饰一片秋叶纹，旁题诗文“一叶清风”，青花呈色较灰暗；另一类为酱口秋叶纹盘，制作较精细，口沿施酱釉一周，秋叶纹旁题字“玉堂佳器，一叶清风”“合兴佳器、玉叶为记”等。此外，还见有较精美的玉兰花叶盘，青花呈色较艳丽，绘画精致，旁题“一叶知秋意，新春再芳菲”。冬古沉船中发现的秋叶纹盘多内外满釉，足端刮釉，器底黏有沙粒。这种秋叶纹盘在台湾地区发现的数量也很多，大多是康熙时期产品。类似的秋叶纹盘在年代较晚的越南“头顿号”沉船中（人们推断当为1690年左右）也有发现。“头顿号”沉船中的出水瓷器均为康熙时期风格瓷器，打捞物品中有“庚午年”款墨块，所以人们推测其绝对年代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之后。1728033和沉船中瓷器风格一致的青花秋叶纹盘，在漳州地区的诏安朱厝窑址、秀篆窑址有大量出土。1728034此二窑址出土的秋叶纹盘，釉色青灰，口沿一周酱釉，盘心以青花绘秋叶并书“太平年兴”和“禄”字方款，其胎釉特征和冬古沉船出水一致。平和县洞口窑址也见“一叶传芳”秋叶纹盘。在华安县高安下虾形窑址采集的青花兰花纹残片，白釉，釉面莹润，胎体致密，盘内底残留玉兰花枝，书写诗句“……得秋气新春……飞”，题“东溪”印章款，与冬古沉船的玉兰花叶秋叶盘也非常相似。1728035

图6-5 各地出土的青花秋叶纹盘

与秋叶纹盘同期出土，且发现数量很多的还有一种文字纹青花碗（见图6-6），这也是17世纪后半期常见的福建青花瓷。冬古沉船中曾集中出土一批，器物口沿外撇，斜弧腹，内平底，外壁饰多个等距离分布的草体“寿”字纹，内底心为青花单字“雅”“玉”“佳”“寿”“吉”等，单字外绕一周青花短线带饰。总体来看，这类碗胎釉均较粗糙，釉色多呈灰白色，有的青花呈色灰黑，器物内外施釉，外底不施釉，器底黏有装烧时所用的沙粒。这类青花文字碗在台南、高雄等地的遗址中也曾大量发现。

图6-6 各地出土青花文字纹碗

曾在云霄县火田窑址采集到这种变体“寿”字纹青花碗，碗内底心书“雅”“寿”等字。这种内底心“雅”字及外壁变体“寿”字纹饰，在平和县碗窑山窑址、漳浦县坪水窑址出土的瓷器中都有发现。这类青花瓷碗同样也是诏安县朱厝窑址、秀篆窑址常见的器型。1728036这些窑址采集的标本无论是在胎釉特征，还是在造型、装饰上，均与台南、高雄等地遗址及冬古沉船、越南“头顿号”等沉船出水的标本一致。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墓葬非常流行用青花瓷碗结合三合土做封土，用青花瓷器构筑墓室在明代中晚期至清代康乾时期的漳浦地区形成风气，有的墓穴中会埋葬数千件青花瓷。1728037这种文字纹青花碗在闽南及台湾地区明末清初的三合土封土的墓葬中多有发现。漳浦南山农场和坑村黄性震墓、石榴后埔清墓中就大量出土有此类瓷器，黄性震卒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榴后埔清墓出土瓷器与黄性震墓出土瓷器风格相似，时代也应该一致，墓葬资料可帮我们进一步推定这类瓷器流行的年代。

此外，明郑统治时期的贸易瓷中还发现较多团菊纹青花碗、赤壁赋乘船人物纹碗、简笔山水纹碗及小杯等。除了青花产品，还见有白釉、酱釉、米黄釉开片瓷器等。一些白瓷壶、罐类，胎体致密，釉色光润透亮，同种胎釉特征的白瓷在华安县高安东坑庵、松柏下窑址都有生产，也见于南靖窑址。还有一类白釉产品，以杯为主，也见少量的碗，胎体洁白细腻，釉色莹润纯净，装烧方式为支钉叠烧，明显地具有德化窑的特征，为德化地区的白瓷产品。米黄釉开片瓷器，正是漳州地区明末清初的另一重要瓷器品种，在南靖窑、华安窑、平和洞口窑都有发现，主要有碗、瓶、罐、壶等器型。这些陶瓷产品的主要产地为闽南的漳州、德化等地，产品品质并不是特别高，作为粗瓷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当时亚洲市场的需要，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居民中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