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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8世纪广州一口通商下的瓷器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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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哥德堡号”沉船出水的陶瓷器

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于1752年在从广州返回荷兰途中触礁沉没于南海海域。1984年曾打捞上来15万件瓷器,主要包括青花瓷、内青花外酱釉的巴达维亚瓷器、中式伊万里瓷(见图7-7),器型有中国传统式样的茶杯、茶壶、碗、盘,欧洲式样的牛奶罐、牛奶碗、黄油碟、啤酒杯、唾壶,以及成套的餐具。成套的餐具为相同图案、不同器型的瓷器,包括青花和中式伊万里风格的瓷器。“哥德马尔森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瓷器数量庞大,但图案种类有限,主要是山水风景、庭院花木、折枝花卉几类,另外还常见一种鱼纹装饰的盘。总体上看,其出水瓷器的绘画比较精致,同一图案装饰大量出现。沉船中也发现有一些瓷塑(见图7-8),其中人物造型都是中国风格的。除精细的景德镇瓷器外,“哥德马尔森号”沉船中还发现有近千件中国华南窑口所产的粗瓷产品(见图7-9),人们认为这些粗瓷是要运往荷兰人在南非好望角的据点的。1728059

图7-7 “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景德镇陶瓷

图7-8 “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瓷塑

图7-9 “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华南窑口粗瓷产品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于1761年在从广州返回伦敦途中沉没于菲律宾南部和乐岛附近。1985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环球第一打捞公司合作对“格里芬号”进行了打捞,共出水瓷器7000余件,运载时装瓷器的箱子和特制的木桶保存了下来。出水的瓷器还是以青花瓷为主,也有中式伊万里瓷,粉彩及墨彩瓷器开始出现。器型包括各式碗、茶壶、咖啡壶、牛奶壶、各式杯子、茶叶罐等。装饰风格是中式的,包括山水风景、飞鸟动物(螃蟹纹大量出现)、植物花卉等,粉彩装饰中开始较多地出现人物装饰。还发现有中国风格的人物和动物瓷塑。1728060

这三艘沉船资料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当时瓷器贸易的主体还是批量化生产的青花日用瓷,纹饰以传统中国风格的山水风景、动植物花卉、人物纹饰为主,但这些装饰又不见于中国国内市场,且远比国内民窑瓷器单调,应是中国式风格经过固定搭配后,形成的符合欧洲人审美的图案,属于他们概念里代表中国风格的瓷器装饰,是欧洲市场有意识选择的结果。1728061典型的欧洲风格图案在这一时期的大宗贸易陶瓷上并没有出现。输出瓷器的器型一类是中国传统样式的碗、盘、茶碗、茶壶等,还有一类是适应欧洲人生活习惯的器型如汤盆、奶油碟、啤酒杯、奶壶、盐罐、调料瓶等,且是批量化产品。沉船中还发现有装饰纹饰一致的成套餐具。人们认为这种奢华的成套餐具首先是在欧洲中国风盛行的中心——法国成为时尚,进而很快影响到荷兰、英国等地并开始流行的。成套餐具是指造型与纹饰都协调一致的各种餐桌器具的组合,通常每套都在100件以上,包括当时西方社会餐桌上所用的碗、盘、碟、瓶、壶等器具。1728062此外,这一时期沉船上往往还发现有一定比例的中式伊万里瓷。随着中国瓷器于17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出口,明清交替之际被日本瓷器占据的欧洲瓷器市场被夺回。大约从1710年开始,景德镇开始仿烧日本的伊万里瓷器。中国的仿伊万里瓷是按东印度公司订单要求生产的,因为日本的伊万里瓷器价格过高,东印度公司转而向中国订制。几艘沉船上发现的中式伊万里瓷正体现了康熙后期,景德镇制瓷业复苏,并开始争夺有田瓷业欧洲市场的过程。这一时期也是日本伊万里瓷器向欧洲出口逐渐衰落的阶段。1728063

沉船出水瓷器的发现表明,这一阶段瓷器的外销已进入按订单加工出口的时代。欧洲在中国最早的订制瓷生产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早期,当时的葡萄牙王室、贵族和到达东方的航海商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过少量青花瓷产品。17世纪30年代,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向欧洲运销瓷器,中国瓷器逐渐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具。于是荷兰人把欧洲人日常所用的器皿做成木器模型运到中国,订制瓷器,也有以锡器、欧洲陶器等作为原型来中国进行订烧的。18世纪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压倒其他国家的商行并与巴达维亚的商人竞争,绘制了一些图样和造型特别的瓷器设计稿(见图7-10)到广州订购精致的瓷器,让陶瓷工匠按照图纸中的样子设计和制作相应的产品。1736年以后,荷兰买家将瓷器订单交给工厂,下一年交货,成为常规做法。1728064目前,在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有一份画样原件,共7页,描述了33件瓷器的图样。在18世纪后期,在广州的中国商人为了更好地帮助外商选择和指定瓷器的边框式样,专门制作了样品瓷盘(见图7-11),样盘的四边绘有四种不同的图案,以便外商选择。

图7-10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58年送到广州的盂、奶壶及可可杯的设计图样(纸本铅笔素面)

图7-11 清嘉庆粉彩描金样盘(瑞典东印度公司订货样品)

但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外销瓷的订货和销售主要是以价格相对低廉的日用瓷为主,一些特殊的瓷器订单则通过专门的私人订制完成。这类私人订制瓷往往品质更高,价格也会高出很多倍,在外销瓷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画家科尼利厄斯·普隆科就参与了中国风瓷器的图样设计。例如,他设计的撑阳伞的仕女图样,被绘制在了数以百计的瓷器上,当时的有田窑和景德镇都有按这种原画生产的瓷器(见图7-12)。1728065瑞典皇家瓷器工厂的产品也曾经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带到过广州,请求中国的工匠小心谨慎地模仿制作。1728066英国牛津著名的中国瓷商Peers(1703~1781年)曾设计或指定了一些特定式样的餐具到广州订货,包括250件不同式样的青花瓷碟,450件用玫瑰釉装饰且绘有客户家族纹章的汤碟、盐碟、啤酒杯,以及烛台、花瓶、咖啡壶、调味瓶、大口瓶和搅拌调料的大碗。1728067Peers于1731年在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的发货单目前被珍藏在英国国家博物馆。1728068当时欧洲很多地方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委托去订制华瓷的专门商店,在英国伦敦有专门为私人订制带有特殊纹样瓷器的商人,被称为“瓷人”。

图7-12 撑阳伞的仕女画样及以此为依据烧造的日本和中国的外销瓷

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中曾打捞上来7种纹章瓷,它们就属于私人订购的瓷器。乾隆时期广州 一口通商以后,各国商人纷纷到广州订购瓷器,欧洲各国王室、贵族、军团、都市、团体、公司等都在中国订烧绘有其徽标或甲胄图案的纹章瓷。最早的纹章瓷订购发生于16世纪早期,当时葡萄牙王室订购了青花纹章瓷。早期的青花纹章瓷被发现的不多,随着五彩等工艺的出现,五彩纹章瓷逐渐成为主流,随后又出现了珐琅彩纹章瓷,伴随雍正时期粉彩技术的成熟,景德镇纹章瓷的生产也进入高峰时期。西方订制的这类瓷器的中央或边缘均绘有贵族的个人纹章、名门家族的徽章或公司商标图案等,有些纹章的下方还缠绕着各色飘带,上面用墨彩写着公司、王室等的名称或西方格言。这些纹章瓷都是由欧洲商人预先订制,再由中国工匠按照欧洲的纹饰、图案彩绘烧制而成的。最初订制的瓷器在景德镇生产,但因为景德镇地处内陆且中西方文化存有差异,这些订烧瓷的作者在瓷器烧制过程中无法及时与西方订货方进行有效的沟通,导致经常会出现信息误读的现象,造成订烧瓷在纹章图案的细节、字母拼写方面出现差错。1728069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种订烧业务的需要,中国商人开始将景德镇白瓷胎运到广州,在广州设立彩炉,根据外商的要求,甚至在外商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绘画上彩、入彩炉二次烧成,人们将这样制作出来的瓷器称为“广彩”。民国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728070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曾于1769年参观了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描述当时情形说:“在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大约二百人在忙着在瓷器上描绘图案,并进行各种装饰,既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1728071这种工场在当时遍布岭南。

在广州施彩便于欧洲商人直接监督和指导,减少错漏,且大大缩短了交易时间,能使产地更好地与消费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下令将银器全部熔化以充国用,而日用品全部改用中国瓷器,这一运动对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经营华瓷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它作为“中国风”的中心地区,对瓷器艺术的要求非常高,特别喜欢色彩艳丽、富丽堂皇的广彩瓷器,法国贵族订购了大量的高级彩绘瓷。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大量参与广彩瓷器的运销。1731年,出自阿姆斯特丹的一张订货单记有“各种瓷器,蓝色、金蓝色、白色和金红色占多数,全都有漂亮图案”,它所指的瓷器应该是一批高级的广彩瓷。1728072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从欧洲派来瓷器鉴定员,负责瓷器的设计以及包装时的质量检验。1728073广彩瓷器迅速繁荣起来,在18世纪中后期达到极盛,完全占据了国际瓷器市场。广彩瓷器是为更好地满足外销需要而出现的,其在广州的绘画和二次装烧受到欧洲人的直接督导,因而其纹饰更多地采用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像西洋油画一样富有立体感。其题材广,通常有庭院人物、田园风光、山水、花鸟、虫蝶、船舶等纹饰,不少作品体现出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正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除此之外,欧洲商人还从景德镇订制空白或者只带有边饰及辅助纹饰而中间留空白的瓷器,在将其运回欧洲后交由当地工匠在其上绘制徽章图案。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及后来的美国都曾订购过这种半成品。彩绘装饰放在欧洲来做,能更灵活地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当时由于直接从东方进口彩瓷成本比较高,于是荷兰就从东方进口价格较低廉的白瓷或青花,然后于荷兰本地在这些瓷器上加饰彩绘,这种陶瓷被称为“荷兰加彩瓷”,在荷兰国内则被称为“阿姆斯特丹瓷”。1728074

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依旧盛行,其中法国对华瓷的热爱最为强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非常热爱中国瓷器,曾派人到广州订购装饰有法国甲胄纹的广彩瓷,还将中国瓷器陈列在凡尔赛宫的各个角落。在法国路易十四风格的影响下,壁炉瓶、成套餐具非常流行。路易十四的夫人还委托商人在景德镇订购了他们夫妻二人的瓷塑作品。路易十五的宠姬庞帕多夫人对华瓷也充满热情,她尤其喜欢带有中国花卉和金鱼图案的瓷器,商人们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在景德镇订购了被称为“庞帕多装饰”风格的瓷器,上面绘有鲜艳夺目的大花和金鱼图案的纹饰,这些带有金鱼图案的瓷器被运回法国后都被她买去。1728075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花卉金鱼纹盘正揭示了这种市场需要,流行年代也吻合。路易十四风格随着新教徒移居国外向荷兰、英国、德国等地传播。中国艺术品逐渐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波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王室也都大量收藏中国瓷器,陈设和收藏华瓷成为一种时尚,并且它们设有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陈列室,在墙壁、天花板和窗前都镶嵌上瓷器。1728076这时候还出现了专门的橱柜,用以稳妥地陈列瓷瓶。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橱柜装饰品在荷兰极其盛行,将军罐和直筒状花觚常常被用作橱柜装饰。大约在1720年,橱柜装饰品中形成了三件盖瓶和两件广口瓶组合成一套的标准式样。1728077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就出水有青花粉彩装饰的花觚和将军罐五件一套的陈设用器。这种陈设瓷器在同时期的荷兰德尔夫特陶器(见图7-13)纹饰上有所揭示,该类陶器上面的纹饰绘制有荷兰家庭所必备的陶瓷器皿。

图7-13 德尔夫特彩陶大盘

另外,从考古发现的瓷器在船舱占据的空间及档案中的相关记载来看,瓷器在整个船货中占的比例并不高。茶叶作为易耗品占据着最主要船货的地位。其中“哥德堡号”沉船出发时载有370吨茶叶、100吨瓷器及丝绸、藤器等。“哥德马尔森号”上总共有价值80万荷兰盾的货物,包括203箱计239000件瓷器、687000磅茶叶、147件金条等,打捞的15万件瓷器中茶具占到1/3。随着红茶、咖啡、可可等热饮在欧洲的流行,瓷器成为最佳用具,大量的茶壶、茶碗和盘、咖啡杯、可可杯由有田和景德镇烧制出来并运销到欧洲。特别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兴起,成套茶具也颇有市场。当时一个有教养的女士举办茶会是非常时尚的行为。这种风气随之传入北美,如在费城和马萨诸塞州等地,一直到19世纪,购买成套的茶具或者成套的茶具玩具,对当时的妈妈和女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72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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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广东官府的支持下,16家行商成立了具有垄断性质的“公行”,并规定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大黄等大宗货品的出口贸易,而扇、瓷、牙雕等8种手工艺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制度”。1728051十三行是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殊组织,是替清政府行使贸易特权的机构。十三行的行商都是清政府批准、应允的,属于半官半商性质的组织。一口通商之后,广州成为各国商人云集的贸易基地。18世纪,荷兰在东南亚海域的势力逐渐减弱,英国继之而起,逐渐超越荷兰和法国,成为东印度海域的霸主。康熙时期,英国人在广州逐渐有了立足之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在广州设立商馆。1716年以后,英国商船运载了大量中国瓷器到欧洲。18世纪30年代以后,广州港附近停泊的外国商船中,英国商船数量最多,中英瓷器贸易也进入黄金时期。18世纪中叶,在欧洲经营中国瓷器贸易的国家中,英国占据首要地位。1728052这一时期,随着政局的稳定,清政府对海外贸易逐渐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西方国家相继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展贸易,纷纷在广州设立商馆。1728053雍正七年(172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从荷兰直接派船到广州进行贸易,不再经过巴达维亚转口,之后中荷瓷器贸易也重新繁荣起来。法国、奥地利、瑞典等国陆续参与到瓷器的运销中。当时广州的瓷器贸易是非常兴盛的。普通瓷器向来由公行以外的所谓闲散商人自由贸易,但须向公行缴纳交易税,该交易税有时高达货价的20%。1728053运销到欧洲的瓷器目前有很多被保存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古董店及私人收藏家手中。1728055

到18世纪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运销,中国陶瓷器已经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加上大规模的瓷器走私,使得瓷器价格大幅下降,利润缩减,逐渐沦为压舱货。但是,随着当时早期全球贸易的广泛进行,一些新的饮品如中南美洲的巧克力、中东地区的咖啡、中国的茶叶陆续传入欧洲,并在欧洲民众中逐渐普及。这些具有异域风情的热饮在欧洲的盛行,带动了对瓷器的需求,各种瓷质饮具应运而生,中国瓷器得以在欧洲的日常生活中普及开来。新型饮料的流行,使瓷器的消费更趋向生活化和平民化,瓷器开始真正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瓷器贸易从而能够维持可观利润,18世纪欧洲的瓷器市场因此出现了新的高潮。

中国茶叶在17世纪早期由荷兰人引入欧洲,17世纪60年代传入英国并迅速在英国贵族阶层中流行。到18世纪中叶,饮茶风尚遍及英国上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从事的茶叶贸易成为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茶叶已超越丝绸和瓷器,成为最主要的贸易品。茶叶贸易也成为18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的一百多年里,中欧贸易的生命线。172805618世纪60年代以前,茶叶贸易主要是由荷兰人经营的。他们最初通过巴达维亚转运,后来直接派船到广州购买。整个18世纪,茶叶占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入的中国商品的最大份额,其份额最高时超过85%。因为茶叶和丝绸都很轻,装满茶叶或丝绸后,船只的吃水浅,很容易倾覆,所以欧洲商人把瓷器当作压舱货。随着饮茶习惯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的流行,中国瓷器也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及私商进口的大宗商品。1728057

属于18世纪中期的沉船的资料也很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1745年9月沉没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1752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又名“南京号”)以及1761年沉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

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于1745年在从广州返航的途中不幸在哥德堡附近触礁沉没,船上共装载有包括六七十万件中国瓷器在内的700吨货物。自沉没起,经历了数次打捞。1986年,哥德堡海洋考古学会主持了新一轮发掘,共获得2.5吨瓷片,完整瓷器数百件,并出版了专刊《“哥德堡号”装载的瓷器》。考古发掘工作成果显示,“哥德堡号”沉船出水的陶瓷器(见图7-6)绝大部分是青花瓷以及外酱釉、内青花的巴达维亚瓷器,是批量化的产品。还有10.5%的器物为中国仿日本瓷器产的中式伊万里瓷。出水陶瓷器以日常餐饮用具为主,主要包括盘、碟、碗、茶壶、茶杯等中国传统器物,也有少量的带把杯子、水罐、牛奶壶等西方器型。从装饰风格看,主要有山水风景图案、以莲塘天鹅为主的动物纹饰、庭院花木、折枝或缠枝花卉等,以中国风格为主。1728058

图7-6 “哥德堡号”沉船出水的陶瓷器

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于1752年在从广州返回荷兰途中触礁沉没于南海海域。1984年曾打捞上来15万件瓷器,主要包括青花瓷、内青花外酱釉的巴达维亚瓷器、中式伊万里瓷(见图7-7),器型有中国传统式样的茶杯、茶壶、碗、盘,欧洲式样的牛奶罐、牛奶碗、黄油碟、啤酒杯、唾壶,以及成套的餐具。成套的餐具为相同图案、不同器型的瓷器,包括青花和中式伊万里风格的瓷器。“哥德马尔森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瓷器数量庞大,但图案种类有限,主要是山水风景、庭院花木、折枝花卉几类,另外还常见一种鱼纹装饰的盘。总体上看,其出水瓷器的绘画比较精致,同一图案装饰大量出现。沉船中也发现有一些瓷塑(见图7-8),其中人物造型都是中国风格的。除精细的景德镇瓷器外,“哥德马尔森号”沉船中还发现有近千件中国华南窑口所产的粗瓷产品(见图7-9),人们认为这些粗瓷是要运往荷兰人在南非好望角的据点的。1728059

图7-7 “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景德镇陶瓷

图7-8 “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瓷塑

图7-9 “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华南窑口粗瓷产品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于1761年在从广州返回伦敦途中沉没于菲律宾南部和乐岛附近。1985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环球第一打捞公司合作对“格里芬号”进行了打捞,共出水瓷器7000余件,运载时装瓷器的箱子和特制的木桶保存了下来。出水的瓷器还是以青花瓷为主,也有中式伊万里瓷,粉彩及墨彩瓷器开始出现。器型包括各式碗、茶壶、咖啡壶、牛奶壶、各式杯子、茶叶罐等。装饰风格是中式的,包括山水风景、飞鸟动物(螃蟹纹大量出现)、植物花卉等,粉彩装饰中开始较多地出现人物装饰。还发现有中国风格的人物和动物瓷塑。1728060

这三艘沉船资料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当时瓷器贸易的主体还是批量化生产的青花日用瓷,纹饰以传统中国风格的山水风景、动植物花卉、人物纹饰为主,但这些装饰又不见于中国国内市场,且远比国内民窑瓷器单调,应是中国式风格经过固定搭配后,形成的符合欧洲人审美的图案,属于他们概念里代表中国风格的瓷器装饰,是欧洲市场有意识选择的结果。1728061典型的欧洲风格图案在这一时期的大宗贸易陶瓷上并没有出现。输出瓷器的器型一类是中国传统样式的碗、盘、茶碗、茶壶等,还有一类是适应欧洲人生活习惯的器型如汤盆、奶油碟、啤酒杯、奶壶、盐罐、调料瓶等,且是批量化产品。沉船中还发现有装饰纹饰一致的成套餐具。人们认为这种奢华的成套餐具首先是在欧洲中国风盛行的中心——法国成为时尚,进而很快影响到荷兰、英国等地并开始流行的。成套餐具是指造型与纹饰都协调一致的各种餐桌器具的组合,通常每套都在100件以上,包括当时西方社会餐桌上所用的碗、盘、碟、瓶、壶等器具。1728062此外,这一时期沉船上往往还发现有一定比例的中式伊万里瓷。随着中国瓷器于17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出口,明清交替之际被日本瓷器占据的欧洲瓷器市场被夺回。大约从1710年开始,景德镇开始仿烧日本的伊万里瓷器。中国的仿伊万里瓷是按东印度公司订单要求生产的,因为日本的伊万里瓷器价格过高,东印度公司转而向中国订制。几艘沉船上发现的中式伊万里瓷正体现了康熙后期,景德镇制瓷业复苏,并开始争夺有田瓷业欧洲市场的过程。这一时期也是日本伊万里瓷器向欧洲出口逐渐衰落的阶段。1728063

沉船出水瓷器的发现表明,这一阶段瓷器的外销已进入按订单加工出口的时代。欧洲在中国最早的订制瓷生产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早期,当时的葡萄牙王室、贵族和到达东方的航海商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过少量青花瓷产品。17世纪30年代,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向欧洲运销瓷器,中国瓷器逐渐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具。于是荷兰人把欧洲人日常所用的器皿做成木器模型运到中国,订制瓷器,也有以锡器、欧洲陶器等作为原型来中国进行订烧的。18世纪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压倒其他国家的商行并与巴达维亚的商人竞争,绘制了一些图样和造型特别的瓷器设计稿(见图7-10)到广州订购精致的瓷器,让陶瓷工匠按照图纸中的样子设计和制作相应的产品。1736年以后,荷兰买家将瓷器订单交给工厂,下一年交货,成为常规做法。1728064目前,在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有一份画样原件,共7页,描述了33件瓷器的图样。在18世纪后期,在广州的中国商人为了更好地帮助外商选择和指定瓷器的边框式样,专门制作了样品瓷盘(见图7-11),样盘的四边绘有四种不同的图案,以便外商选择。

图7-10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58年送到广州的盂、奶壶及可可杯的设计图样(纸本铅笔素面)

图7-11 清嘉庆粉彩描金样盘(瑞典东印度公司订货样品)

但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外销瓷的订货和销售主要是以价格相对低廉的日用瓷为主,一些特殊的瓷器订单则通过专门的私人订制完成。这类私人订制瓷往往品质更高,价格也会高出很多倍,在外销瓷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画家科尼利厄斯·普隆科就参与了中国风瓷器的图样设计。例如,他设计的撑阳伞的仕女图样,被绘制在了数以百计的瓷器上,当时的有田窑和景德镇都有按这种原画生产的瓷器(见图7-12)。1728065瑞典皇家瓷器工厂的产品也曾经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带到过广州,请求中国的工匠小心谨慎地模仿制作。1728066英国牛津著名的中国瓷商Peers(1703~1781年)曾设计或指定了一些特定式样的餐具到广州订货,包括250件不同式样的青花瓷碟,450件用玫瑰釉装饰且绘有客户家族纹章的汤碟、盐碟、啤酒杯,以及烛台、花瓶、咖啡壶、调味瓶、大口瓶和搅拌调料的大碗。1728067Peers于1731年在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的发货单目前被珍藏在英国国家博物馆。1728068当时欧洲很多地方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委托去订制华瓷的专门商店,在英国伦敦有专门为私人订制带有特殊纹样瓷器的商人,被称为“瓷人”。

图7-12 撑阳伞的仕女画样及以此为依据烧造的日本和中国的外销瓷

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中曾打捞上来7种纹章瓷,它们就属于私人订购的瓷器。乾隆时期广州 一口通商以后,各国商人纷纷到广州订购瓷器,欧洲各国王室、贵族、军团、都市、团体、公司等都在中国订烧绘有其徽标或甲胄图案的纹章瓷。最早的纹章瓷订购发生于16世纪早期,当时葡萄牙王室订购了青花纹章瓷。早期的青花纹章瓷被发现的不多,随着五彩等工艺的出现,五彩纹章瓷逐渐成为主流,随后又出现了珐琅彩纹章瓷,伴随雍正时期粉彩技术的成熟,景德镇纹章瓷的生产也进入高峰时期。西方订制的这类瓷器的中央或边缘均绘有贵族的个人纹章、名门家族的徽章或公司商标图案等,有些纹章的下方还缠绕着各色飘带,上面用墨彩写着公司、王室等的名称或西方格言。这些纹章瓷都是由欧洲商人预先订制,再由中国工匠按照欧洲的纹饰、图案彩绘烧制而成的。最初订制的瓷器在景德镇生产,但因为景德镇地处内陆且中西方文化存有差异,这些订烧瓷的作者在瓷器烧制过程中无法及时与西方订货方进行有效的沟通,导致经常会出现信息误读的现象,造成订烧瓷在纹章图案的细节、字母拼写方面出现差错。1728069为了更好地满足这种订烧业务的需要,中国商人开始将景德镇白瓷胎运到广州,在广州设立彩炉,根据外商的要求,甚至在外商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绘画上彩、入彩炉二次烧成,人们将这样制作出来的瓷器称为“广彩”。民国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记载:“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728070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曾于1769年参观了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描述当时情形说:“在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大约二百人在忙着在瓷器上描绘图案,并进行各种装饰,既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1728071这种工场在当时遍布岭南。

在广州施彩便于欧洲商人直接监督和指导,减少错漏,且大大缩短了交易时间,能使产地更好地与消费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下令将银器全部熔化以充国用,而日用品全部改用中国瓷器,这一运动对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经营华瓷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它作为“中国风”的中心地区,对瓷器艺术的要求非常高,特别喜欢色彩艳丽、富丽堂皇的广彩瓷器,法国贵族订购了大量的高级彩绘瓷。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大量参与广彩瓷器的运销。1731年,出自阿姆斯特丹的一张订货单记有“各种瓷器,蓝色、金蓝色、白色和金红色占多数,全都有漂亮图案”,它所指的瓷器应该是一批高级的广彩瓷。1728072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从欧洲派来瓷器鉴定员,负责瓷器的设计以及包装时的质量检验。1728073广彩瓷器迅速繁荣起来,在18世纪中后期达到极盛,完全占据了国际瓷器市场。广彩瓷器是为更好地满足外销需要而出现的,其在广州的绘画和二次装烧受到欧洲人的直接督导,因而其纹饰更多地采用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像西洋油画一样富有立体感。其题材广,通常有庭院人物、田园风光、山水、花鸟、虫蝶、船舶等纹饰,不少作品体现出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正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除此之外,欧洲商人还从景德镇订制空白或者只带有边饰及辅助纹饰而中间留空白的瓷器,在将其运回欧洲后交由当地工匠在其上绘制徽章图案。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及后来的美国都曾订购过这种半成品。彩绘装饰放在欧洲来做,能更灵活地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当时由于直接从东方进口彩瓷成本比较高,于是荷兰就从东方进口价格较低廉的白瓷或青花,然后于荷兰本地在这些瓷器上加饰彩绘,这种陶瓷被称为“荷兰加彩瓷”,在荷兰国内则被称为“阿姆斯特丹瓷”。1728074

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依旧盛行,其中法国对华瓷的热爱最为强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非常热爱中国瓷器,曾派人到广州订购装饰有法国甲胄纹的广彩瓷,还将中国瓷器陈列在凡尔赛宫的各个角落。在法国路易十四风格的影响下,壁炉瓶、成套餐具非常流行。路易十四的夫人还委托商人在景德镇订购了他们夫妻二人的瓷塑作品。路易十五的宠姬庞帕多夫人对华瓷也充满热情,她尤其喜欢带有中国花卉和金鱼图案的瓷器,商人们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在景德镇订购了被称为“庞帕多装饰”风格的瓷器,上面绘有鲜艳夺目的大花和金鱼图案的纹饰,这些带有金鱼图案的瓷器被运回法国后都被她买去。1728075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出水的花卉金鱼纹盘正揭示了这种市场需要,流行年代也吻合。路易十四风格随着新教徒移居国外向荷兰、英国、德国等地传播。中国艺术品逐渐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波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王室也都大量收藏中国瓷器,陈设和收藏华瓷成为一种时尚,并且它们设有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陈列室,在墙壁、天花板和窗前都镶嵌上瓷器。1728076这时候还出现了专门的橱柜,用以稳妥地陈列瓷瓶。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橱柜装饰品在荷兰极其盛行,将军罐和直筒状花觚常常被用作橱柜装饰。大约在1720年,橱柜装饰品中形成了三件盖瓶和两件广口瓶组合成一套的标准式样。1728077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就出水有青花粉彩装饰的花觚和将军罐五件一套的陈设用器。这种陈设瓷器在同时期的荷兰德尔夫特陶器(见图7-13)纹饰上有所揭示,该类陶器上面的纹饰绘制有荷兰家庭所必备的陶瓷器皿。

图7-13 德尔夫特彩陶大盘

另外,从考古发现的瓷器在船舱占据的空间及档案中的相关记载来看,瓷器在整个船货中占的比例并不高。茶叶作为易耗品占据着最主要船货的地位。其中“哥德堡号”沉船出发时载有370吨茶叶、100吨瓷器及丝绸、藤器等。“哥德马尔森号”上总共有价值80万荷兰盾的货物,包括203箱计239000件瓷器、687000磅茶叶、147件金条等,打捞的15万件瓷器中茶具占到1/3。随着红茶、咖啡、可可等热饮在欧洲的流行,瓷器成为最佳用具,大量的茶壶、茶碗和盘、咖啡杯、可可杯由有田和景德镇烧制出来并运销到欧洲。特别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兴起,成套茶具也颇有市场。当时一个有教养的女士举办茶会是非常时尚的行为。这种风气随之传入北美,如在费城和马萨诸塞州等地,一直到19世纪,购买成套的茶具或者成套的茶具玩具,对当时的妈妈和女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72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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