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XZJ00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乔吉、乌云。

蒙古地区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发展区域，历史上藏传佛教促进了蒙藏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对蒙古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有其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程度。综观其发展特点，可分为13～14世纪的早期传入，16世纪后期的再度传播，17～18世纪的普及与畸形发展，19～20世纪的衰落等四个阶段。

大蒙古国时期，佛教从两条途径与蒙古人发生接触，一是西夏国，另一条是金国。在西夏与蒙古的频繁交往以及藏传佛教势力的迅速扩张下，在西夏活动的西藏僧人北上蒙古草原，开创了西藏与蒙古交往的先河。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与窝阔台汗的第三子阔端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有关。而1246年阔端在凉州与藏传佛教的一支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会见，则是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的标志性事件。

有元一代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忽必烈所采取的“政教二道”并行政策与八思巴宗教地位的确立，使藏传佛教的宗教地位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更加巩固。元朝历代帝师的宗教活动等加强了蒙古与西藏两个地区的宗教上的联系，进而促进了交往，形成了一个传统的文化联系纽带。这一纽带为日后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奠定了基础。从思想文化角度而言，元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培育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再度弘扬的土壤。

一般认为，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是16世纪末。其实，北元蒙古内部混战和明蒙之间的频繁战争中，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虽然有很多困难，可绝不是完全停止了活动。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有其逐步渗透的过程。就藏传佛教本身而言，随着元朝在中国内地的统治被推翻，蒙古汗廷的北徙，萨迦派在西藏地区的政教统治也面临空前的危机。14世纪末15世纪初进行的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为了挽救佛教在西藏地区衰落的社会影响，为统治者提供必要而完备的思想体系而产生的。到了16世纪末，当帕竹政权支持下的格鲁派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膨胀，使其与仁蚌巴家族的支持下的噶玛噶举派势力发生冲突时，格鲁派僧侣集团一方面以活佛转世制度维系内部团结，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向外发展的路子，借助当时已到青海的蒙古右翼诸部诺颜，尤其是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的武力，与各教派及其所靠地方势力抗衡，巩固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宗教地位。

1578年，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在青海湖畔的恰布恰庙会见了宗喀巴大师所开创的格鲁派大活佛索南嘉措，皈依其教。这次会上，三世达赖喇嘛根据西藏“转轮王”制，将阿勒坦汗称作忽必烈汗的化身，赠给他“梵天大力咱克喇瓦尔迪法王”的称号。这对阿勒坦汗来说，借助藏传佛教领袖神圣力量的支持，建立了新的政权模式，不仅他在青海地区的霸权得到了承认，同时加强了他在蒙古诸部中的崇高地位和号召力，即通过佛教塑造了理想化的古代秩序。同样，阿勒坦汗将索南嘉措称作忽必烈汗的帝师八思巴喇嘛的化身，赠给他“持金刚达赖喇嘛”称号。这对于索南嘉措来说，加强了他在西藏诸宗派中的领导地位。恰布恰庙会将元朝时期忽必烈汗时代所建立的“政教二道”并行的规制搬到会谈中，并将它与阿勒坦汗时代联系起来。从政治学观点来考察，这显然不仅是单纯的宗教传播现象的历史依据，而也同样包含着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因为阿勒坦汗以后的蒙古地区的政治局势的一段稳定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重新规定忽必烈时代的“政教二道”并行规制的恢复的深刻含意。

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过程中，三世达赖喇嘛的再次蒙古之行促进了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进程，而蒙古黄金家族中转世的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则巩固了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社会中的宗教地位。到了17世纪20年代，当阿勒坦汗后裔为首的蒙古右翼势力在青海地区摇摇欲坠时，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宗教地位很快面临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冲击，可谓危机四伏。有幸的是，这种危机没过多久。1641年和硕特军攻打后藏首府日喀则，生擒红教支持者藏巴汗，将卫藏诸地置于其统治之下，在拉萨建立了统治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廷。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得到顾实汗的支持，封顾实汗为“丹津却吉札勒布”（意为持教法王）。顾实汗控制西藏后，以扎什伦布寺主罗卜藏确吉坚赞为师。1645年顾实汗仿效阿勒坦汗册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封罗卜藏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这样，蒙古人在西藏除了建立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以外，又建立了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可以说，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僧侣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最终建立起青藏高原“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与其不懈争取蒙古人的支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清一代，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再度传播进入到畸形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清朝政府的利用、扶植和鼓励下，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畸形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蒙古地区大小寺庙多达1500座以上，喇嘛人数近20余万。这样，拥有崇高地位的呼图克图、活佛系统在蒙古地区形成，喇嘛和寺院所属沙毕纳尔成为蒙古社会中的特殊阶层，寺院经济在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寺院文化也成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的利用、扶植和鼓励政策则是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者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蒙古各部的政治形势，影响着蒙古人心的向背。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对清廷来说，清朝皇帝的威望影响了西藏，从而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宗教领袖的地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清朝皇帝变成了藏传佛教的第一宗主或是施主；对西藏来说，这一册封便是西藏地区自元朝以来再度臣属于中国皇帝的象征；对蒙古来说，在西藏的和硕特部顾实汗政治统治的实权无声无息地退居于达赖喇嘛之后；对藏传佛教本身来说，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把藏、蒙、满三个民族的信仰连接在一起，成为北亚历史上最强大的宗教势力。所以，清朝政府采取的利用、扶植和鼓励藏传佛教的政策和措施，不仅加速了清代前期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密切了清廷与蒙藏佛教僧侣集团的关系，而且对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

总之，不管是蒙元时期还是北元或清朝时期，“政教二道”并行政策是以调整蒙藏世俗政权与佛教教权双重关系的方式而出现，尤其是经过与蒙古汗王长时间接触，再加上清朝统治者采取的利用策略，最后至清朝，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到鼎盛。

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普遍呈现出寺院经济衰退，寺院倾圮，喇嘛人数持续减少，喇嘛的社会威望逐渐下降趋势。而这种衰落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晚清和民国年间，政府的无力扶持或采取的“政教分离”政策，尤其是在蒙古社会的反封建斗争中，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被推翻的主要对象，从而加快其世俗化进程。这样，曾是蒙古族全民信仰的藏传佛教，跟随着20世纪初开始的近百年的风雨洗礼，蒙古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逐步失去其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世俗化进程更加明显，成为只具象征意义的宗教，与群众信仰需求的实际距离越来越远。而这种趋势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大批蒙古族干部群众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意识逐步淡化息息相关。

综观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轨迹。其一，元世祖忽必烈开始推行的“政教合一”（“政教并行”）的统治制度，对不同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历史舞台，而这种制度和思想以在西藏用武力支持格鲁派达赖、班禅两大法王，最终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权而达到顶点。其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贯穿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普及、畸形发展和最终衰落的全部过程，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左右其发展导向，决定其起伏性和畸形发展或衰退的特点。正如吕大吉先生所说，“从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宗教就从来没有与政治完全分离，它或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是利用政治为自身的目的服务”。其三，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吸收了蒙古萨满教的各类思想学说，而且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蒙古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规范、性格习俗等诸多“价值参与”，使佛教的蒙古化更为明显，富有异彩。其四，藏传佛教渗透到蒙古社会的各个领域，对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然而，蒙古社会财富的巨大集中和浪费势必导致藏传佛教上层僧侣集团的腐败和世俗社会的反抗，从而加速了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世俗化进程，决定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