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和李泽厚都是对儒家进行过重新阐释的现代学术大家，二人在古代思想史、哲学、美学等领域有很多相似的研究课题，“礼乐”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二人的学术研究中，有些基本的线索是相似的，比如关于原始宗教的相关论述，关于孔子的人性自觉重要意义的分析，关于儒家道德既有人间性、世俗性又有宗教神圣性意义的阐述等。同时，两人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引用了大量相同的材料。

基于以上对两人极为相似的研究线索的探讨，本文以高度凝练的相对概念的形式将二人礼乐观的差异呈现了出来。这些凝练的概念是从两人对“礼乐”的详尽论述中提炼出来的，本文以此形式对“礼”的起源、“礼”的流变以及孔门之“礼”，对“乐”的起源、“乐”的内涵以及“乐”之“和”，加之“礼”和“乐”之间的关系、孔门“礼乐”之基的“仁”以及“礼乐”塑造的人性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通过对徐复观和李泽厚礼乐观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徐复观的礼乐观是沿着宗教人文化和内在人格化的线索发展的，而李泽厚从原始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出发，用“积淀”“人化”等概念，探讨“礼乐”的形成、分化以及对人性建构的重要意义。

心性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不同是徐复观和李泽厚礼乐观有差异的根本原因。徐复观从心性哲学的基点出发，往往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固有的内在人格世界的道德心、良心。例如，徐复观在《中国思想史论集》中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的自己的‘心’。”2225689在徐复观的解释中，“心”首先是人的生理构造的一部分，他又将自己关于“心”的论述与西方唯心论的观点撇清关系。徐复观根据《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225690，引申出他自己的“形而中者谓之心”2225691的观点，将“心”的文化、“心”的哲学称为“形而中学”。在徐复观看来，“心”虽然有人的生理构造的因素在，但“心”的本性得以表现出来却是要减少生理作用的干扰。虽然“心”是价值的根源和道德、艺术的主体，但他又认为主体非主观，“心”是客观的，这里的客观也就是徐复观所强调的道德的先验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李泽厚以实践哲学的高度，将“礼乐”的根源追溯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人类的精神活动，与此相随的是理性和社会性在感性和自然性中的积淀，以及由动物性到人性的“人化”。由此看来，人类的人性情感和道德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起来的。李泽厚用人类总体的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来表述人类生产力的积累提升与文明的积淀发展，因此，徐复观是从个体心性人格的微观角度看问题，而李泽厚的视野则在人类的整个历史、社会、文化之上。

徐复观极力推崇宋儒的治学成果，而将清代汉学批判得一无是处。李泽厚则揭示了宋明理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纯粹理论上肯定了感性自然的生存发展，并不要求本体与现象世界的分离，另（一）方面实际又要求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个重大矛盾。”2225692李泽厚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实际也可以用在徐复观身上。徐复观在批判汉儒的论点中往往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同时其视野封闭在个体心性的论述中，忽略了悠远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论调：“受成见私欲之累轻的，本心呈现的时候多；成见与私欲多的，本心呈现的机会少。穷人与体力劳动者的道德，往往较富人与知识分子为高。”2225693相较徐复观而言，李泽厚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克服了新儒学研究的局限性（传统儒学对道德的先验预设从而表现出来的对“礼乐”的心性化倾向），显现出了礼乐传统的物质基础，其分析更为缜密、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