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遗爱亭记代巢元修》，只不过是苏轼众多作品中极平常的一篇，其文学和思想价值平平，不想因黄州遗爱湖公园的建设，竟被人捧到了可“标古今”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其写作时间、背景的分析，指出了其应酬甚至是勉强之意。同时强调，尽管黄州遗爱湖的建设的确造福了黄州人，但别有用心的捧抬，应为学人所不齿，更难免贻笑大方，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