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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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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西方福利经济学讨论关于如何度量以及如何促进社会福利的问题。它试图明确到底哪一种政策可以带来最优的结果;或者如果有多重最优结果,到底选择哪一个2339150。也就是说,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关注点在于:一是度量社会福利;二是根据能否提高社会福利这一标准来对不同的政策进行判断和选择。西方福利经济学的议题可以划分为两部分:理论福利经济学部分,包括帕累托标准、补偿检验、社会福利函数、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公平、权利等,以及应用福利经济学部分,包括消费者剩余、成本-收益分析等度量社会福利总量或者变化量的工具、最优税收问题、最优收入分配问题、外部性问题等。本文将关注其中的理论福利经济学的部分2339151

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六大时期:第一时期是1920年之前,西方经济学采取福利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认为社会福利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福利的总和。第二时期是1920年到1939年,旧福利经济学时期,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创立并发展起来。第三时期是1939年到1951年,新福利经济学发展。第四时期是1951年到1970年,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提出并带来困惑。第五时期是1970年到2007年,社会选择理论和非福利主义发展。第六时期是2007年以来,行为福利经济学发展起来。

根据超星发现系统的检索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最早是在1961年,期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第4期上刊登了两篇文摘。第一篇是“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摘自《法学与经济学杂志》1959年10月号,原作者是美国柏坎南(James M. Buchanan)2339152,翻译郭家麟。正文之前有编者按,给出了关于西方福利经济学的两点评价:“伦理上的中立”是“骗人的谎言”、“最大量社会福利的说法则完全抹煞了社会福利的阶极性”。第二篇是“新福利经济学”,摘自《日本经济学大辞典》,原作者是熊谷尚夫,翻译吴斐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有关论著最早是在1965年。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福利经济学评述》和《统制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两本书。前者是英国福利经济学家李特尔(I. M. D. Little)1957年同名著作的中译本,后者则是美国福利经济学家A.P.勒纳(Abba P. Lerner)1946年同名著作的中译本。两书都由陈彪如翻译,并有译序。译序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原著进行了评价。译者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翻译这两本书,可以说为将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引入中国做出了贡献,也足见其对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十分关注。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中译本曾于1980年第二次印刷。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J.de V.格拉夫(Graaff)的《理论福利经济学》中译本,由夏炎德根据1957年英文本译出。该中译本于1980年第二次印刷。

1978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实践领域的一场变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发展过程中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理论成果、力图为中国经济实践服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福利经济学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本文将对中国引进西方理论福利经济学的进程进行回顾、总结及展望。具体地,本文划分了4个发展阶段进行说明:改革开放之初(1978~1992年)、福特班开设福利经济学课程之后(1993~1997年)、阿玛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1998~2006年)、引进行为福利经济学之后(200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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