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大力推行送法下乡的同时，基层社会出现了“迎法下乡和“信访信闹不信法”的吊诡现象，大量矛盾纠纷集中到乡镇派出所寻求治安调解，然而调解的效果却出乎调解者的意料，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隐患。治安调解在发生机制、效果、功能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异化。在治理转型时期，面对规则混乱的社会，国家将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策略；基层政权弱化导致乡村社会“矛盾悬浮”，而理性化的农民采取“闹或访”的方式又迫使基层政府介入调解。然而，自利自保的基层政府无原则的调解方式消解了自身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诱发更多的无理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调解异化在农民、基层政府和国家各怀利益期待的共谋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