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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经常性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且伴随始终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一定意义上看，就是一部经济危机的发展史。无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除此之外，历史上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还有政治危机、思想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地缘冲突危机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应对各种危机的？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综合起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应对危机。
首先，政府和企业注重自我纠错和自我调整。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和企业应对危机的方式有很多，较为常见的主要有八种。
第一，拓展空间，透支未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经济危机的发生，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达到了其限度。资本主义应对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基本手段是扩张，即不断突破原有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将自身体系和生产方式扩张到外部空间，甚至向未来拓展，力图通过这种扩张，消除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是在空间上向外部扩张，包括领土扩张、市场扩张、资本扩张、文化扩张等。这表明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弹性。自从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直在扩展过程中，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第二，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之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形成了以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相对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不仅不会直接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还存在远大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第三，战略退却，缓和矛盾。在全面危机到来时，为了避免遭受毁灭性打击，发达资本主义往往会战略性退却，通过妥协和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一是在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上的妥协。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垄断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美国政府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反垄断法律，防止垄断侵蚀资本主义的整个肌体。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了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新政，并进一步引入了国家调控机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国家作为“总资本家”使用类计划手段全面干预经济，从全面危机中拯救了资本主义。“二战”以后，西方广泛兴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力图通过国有经济、财政和货币调节、行政立法等手段，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平抑经济周期。直到今天，发达资本主义仍广泛采用利率、汇率、存准率、税收及相关的干预经济法令等经济、金融杠杆来强力调控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缓解了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在分配制度上的妥协。例如，“二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通过高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财税手段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家庭特别救济等社会福利形式在全社会实施底线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三是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妥协。例如，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资本主义企业所有制形式上发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员工持股、股权社会化等变化，使资本更具有社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第四，另辟蹊径，科技创新。在历史上，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是发达资本主义抵御危机的重要依靠力量。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一度陷入“滞胀”的困顿境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并在21世纪进一步形成知识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第五，输出危机，转移矛盾。转移和输出危机与代价，是发达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是资本家常用的渡过危机的方式。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危机的损失更多地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给人民大众。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让普通民众为金融家疯狂投机导致的泡沫破灭埋单。二是向外部转移或输出危机。例如，“二战”前日本和德国通过战争的方式向外输出国内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滞胀”危机转移给第三世界国家，使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产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到1986年，第三世界各国积欠的外债总额已接近10000亿美元。发达资本主义输出的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还有生态危机等。“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的夕阳产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向这些国家倾倒垃圾，将生态危机转移给这些国家。更有甚者，在面临重大危机时，制造灾难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缓解自身危机的重要手段。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大自然引发的海啸、飓风、地震、干旱等不可抗力事件，也包括政变、战争、恐怖袭击等社会暴力行为。灾难成为发达资本主义转嫁危机和趁乱掠夺的手段，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机会，因此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例如，已经出现的西亚、北非、中东、乌克兰乱局，不断升级的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都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国内危机的主要途径。
第六，放任物欲，麻醉人民。“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发达工业社会。为了消解人民的阶级意识、斗争意识和反抗意识，维持社会稳定，规避统治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提倡消费主义观念，使人民大众通过消费达到个体欲望的满足，进而对社会现状加以普遍认同。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制造虚假的需求变成了它最必要的装置之一，实施强迫性的消费是现代西方社会统治人的最新的方式，把人变成贪婪的消费机器是现代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的真正秘密所在。”
第七，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在第一时间采取强硬的手段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应对。例如，在如下两种情形之中，美国往往以先发制人的极端方式回应危机。一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受到挑战。“二战”结束后，面对国内恶性的通货膨胀、工人运动的高涨、冷战局面的开启和苏联的上升态势，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动出击，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打击进步势力。二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国际上受到挑战。2001年，伊拉克决定伊拉克央行自2002年初开始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这正是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八，注重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调整。围绕着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调整机制进行调整。调整的共同点就是逐渐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对利他的尊重、加强政府监管、发展实体经济并尊重劳动、强调公正，拓宽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次变化，总体上是围绕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调整机制进行的。其动力机制的变化，主要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大规模整合金融业，颁布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推进金融创新；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明确提出要从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向出口驱动型增长；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创新进程，“创新发展”备受重视；提出制造业复兴战略；把“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题；新能源成为驱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其平衡机制的变化，主要就是：调整不平衡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平衡政府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调整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平衡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重新布局中美关系，战略向东亚转移，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等等。其调整机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减少市场调节，加强政府调整干预力度。
其次，社会组织是发达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重要力量。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地参与到了应对危机的过程中。1900～1917年，美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为“进步运动”。它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进步运动同时在联邦、州和市三级展开，从政治上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到经济领域的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保护，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例如，作为进步运动的一部分，发生在20世纪初的以记者、作家为主导力量的“扒粪运动”，就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垄断、社会安全等多方面弊端，为美国后来一系列的反垄断、反腐败和食品安全法案的出台提供了依据。
最后，学术界、思想界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学术界、思想界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从“建设”和“批判”两方面来看。从“建设”来看，每当危机到来时，总有一批学者为解决危机著书立说、出谋划策。例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来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系统理论，从理论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1942年英国著名学者贝弗里奇提交的报告，勾画了战后英国及整个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此后半个多世纪，贝弗里奇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政策建议一直是西欧福利制度的指导原则。从“批判”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多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的批判和反思，对危机进行预警，并指出危机的根源所在。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异化状况、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生态危机的成因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揭示，为发达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具体思路。
尽管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各种手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未能消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全面危机，甚至有些做法（如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换和倡导消费主义）还可能将资本主义引向更为深重的危机，但从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具体做法中，我们仍然可以获得应对中国发展中的挑战、风险的一些重要启示：①“走出去”，拓宽中国在世界的发展空间，从整个世界的空间中寻求发展机遇、资源；②积极建构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为理念的和谐社会，以此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③自觉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调整机制，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式；⑤ 应对危机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包括从总体战略到具体战术的各个层面；⑥应对危机的主体是党和政府，同时还应将企业、社会组织、学术界作为应对危机的主体，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学术界在应对危机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⑦应充分认识到危机不单纯是危机，而且也蕴含着机遇，存在转换为机遇的可能性。因而，应积极主动化危机为契机。
（原文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1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