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万里长城是宇航员在人造卫星上遥观地球所能辨识的两大人工建筑物之一，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你知道长城在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吗？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并形成大体分开的农区和牧区，长城正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它是中原农业民族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保卫农耕文明而建造的。

（1）生产结构与生产技术的不同模式。现代研究者发现，长城的分布正好在今日地理区划复种区的北界附近。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两大经济区的形成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的，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等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即在同一块地上一年内种收一季以上的作物）。在这里，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粮食主要为谷物。因而古人说：“辟土殖谷为农。”所谓“谷”，泛指带壳的粮食作物。所以中原人又被称为“粒食之民”。但不要以为农区人民只种谷物。事实上，农区的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都是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染料、蔬果、油料，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就是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搭配，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衣着原料的解决以种植业为基础。棉麻直接来源于种植业，蚕丝生产亦以桑树栽培为前提，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我国农区历史上存在过大规模的国营牧业和大牧主，但在广大的农户中，畜牧业是作为副业存在的，战国以来一般没有独立的饲料生产基地，主要饲养猪牛和鸡鸭。它一方面利用部分农副产品（如谷物的秸秆糠秕，蔬菜的残根老叶，粮食油料加工后的糟渣，也包括部分饲料作物）为饲料，另一方面又为农业提供畜力、肥料和部分肉食。由于食物中以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重视。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以备缺乏时，尤其是冬季食用。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的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庞大的畜群，牲畜数动辄以万、十万以至百万计，在茫茫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音zhǒng，乳浆）酪（马奶酒）、衣皮革、被毡裘、住穹（音qióng）庐（毡制帐幕）。畜群是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有重要地位，还有被农区人视为“奇畜”的驴、骡、骆驼等。狩猎有保护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以前人们往往以为游牧民族没有种植业，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们很早就懂得种植黍穄（音jí，穄亦黍的一种，黏的为黍，不黏的为穄）等，不过种植业比重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农区和牧区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区别。农区种植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以后我们还将谈到。畜牧技术也体现了集约经营的原则，较早形成了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饲料的广辟与加工，喂饲的适时与适量，役使的合理与适度，又有集中精料喂饲，限制畜禽运动以快速育肥等方法，与“精耕细作”的精神一脉相承。牧区的畜牧技术则大异其趣。与游牧生产方式相适应，北方草原牧民强调要使牲畜“遂其天性”，重视对骑乘的训练，注意对牧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动物配种和种间杂交方面也有相当成功的实践，在阉割术和外科技术方面则表现了技术娴熟、方法粗朴的风格，等等。尤为关键的是骑术的发明与应用。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其生产对象为活的畜群，在畜群中又总以羊为主体。为了有效地驾驭庞大的畜群，需要借助骑术。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产生巨大的机动能力。骑术的掌握成为大规模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牧民的农耕方式也有其特点。如有的牧民在农区“借荒”、“寄田”，平时游牧，唯于春秋两季前往播种和收获，自然也谈不上精耕细作了。

（2）农牧区分立对峙局面的形成和演变。我国古代农牧区分立和对峙的局面并非从来如此的。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一部分属于营农民族部落，他们一般以从事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另一些民族部落则仍然停留在采猎经济阶段，游牧民族尚未形成。即使是后来的牧区，情形也是这样。例如“西戎”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匈奴兴起的漠南河套地区，后来成为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新石器时代都分布着农耕部落。游牧部落出现在我国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区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首先强大起来的是活动在甘肃青海地区的游牧、半游牧部落群，被称为“西戎”，他们逐步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把都城由镐（音Hào，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公元前770年有名的平王东迁。从西周中期到春秋，黄河中下游逐渐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华夷之别主要在于农业文化分属不同类型。西戎人的文化是以养羊为主要特征的，他们同华夏族各国打仗都采用步战，说明他们当时还不会骑马。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的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除部分羌人（属西戎一支）仍在甘青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地区的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到鄂尔多斯地区和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并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我国农牧分区的格局形成以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原王朝占领了原被游牧民族盘踞的河套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在这里戍军屯垦，移民充实边郡，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具和技术，使当地的农牧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在龙门（今陕西韩城）、碣石（今河北昌黎）一线以北和秦长城以南之间，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半农半牧带。意义尤为重大的是河西农区的建立，它像一根楔子插进牧区之中，把游牧的匈奴人和羌人分隔开，同时把中原农区和新疆南部分散的农区联结起来。汉代的屯田还深入到羌人活动的河湟地区、西域（今青海新疆一带）和东北的辽河流域。

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原游牧民族纷纷内迁和南下，致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黄河流域部分农田一度变为牧场和猎场，农业生产在长期战乱中受到严重破坏。不过内迁各族在与汉族接触中或迟或早地接受了农耕文明，并逐步与汉族融合。即使与汉族接触较晚的鲜卑拓跋部，在建立北魏政权的前后，已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主动实行汉化。为了抵御游牧的柔然人的侵扰，他们也学汉人的样子，在今河北赤城至内蒙古五原一线修筑长城，俨然以农耕文明的保卫者自居。这也清楚地表明，长城作为农牧分区的标志，实质不在于区别不同种族，而在于区别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

隋代和初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的时期。这时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有明显增加。河套、河西农田水利有新的发展。唐代还广泛吸收游牧民族内附，使之逐步向农耕文化靠拢。中唐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不少耕地转为牧场。宋代，在今宁夏、陕北一带出现了由游牧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这一时期的牧区文化有向农区浸润之势，但并未改变秦汉以来半农半牧区的基本面貌。唐代以后的又一重要变化，是对中原农区构成威胁的游牧人，主要已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了。起源于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辽、金、元王朝。他们的统治使黄河流域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没有改变。蒙古人一度想把汉区农田改为牧场，但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游牧生产方式照搬到农区。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劝农机构，制定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传统农业文化为己任。与此同时，中原农业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不少农业人口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东北和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在女真人统治时期，蒙古草原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农业均有突出的发展。

明清时代，我国农牧区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明代统治区域西部不过嘉峪关，新疆、漠北以至河套地区的大部分为游牧的蒙古人所占据。但由于明政府鼓励垦荒和在西北、东北大规模屯田，明朝辖内的半农半牧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转化为单纯的农区，结束了该区长期以来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拉锯式进退的局面。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以后，合内地与草原为一家，结束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由于人口激增，耕地吃紧，传统牧区成为人们开辟新耕地的重要方向。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都由此获得进一步的开发。传统游牧民族统治区中，不少地方转化为农区或半农半牧区。其中，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川流不息进入东北，与当地满蒙等民族人民一道，把东北开发成近代盛产大豆、高粱的重要农业区，意义尤为重大。清政府又通过有计划的屯田和兴修水利，使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我国历史上的农牧区关系中，农区和农耕文化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总的发展趋势是农区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不断向牧区伸展。

（3）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相互依存。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形成在地区上分立并峙的局面，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农区偏重于种植业，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同汉区人做生意。这种交易往往在长城沿线进行。这时，长城这条军事防御线就成为文化交流线。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维持的。农区统治者往往把交市作为控制、驾驭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使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游牧民族往往处于奴隶制或初期封建制阶段，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对农区的依赖性，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方式构成威胁。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流开辟了道路。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农牧区的这种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我国游牧民族尽管有时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中原汉族政权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之间虽然在历史上打过不少仗，但打来打去还是走到一块，多民族统一国家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巩固。这些现象，都可以从两大农业文化区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中找到它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上面谈到，在我国农牧分区的格局中，农区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农区文化对牧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农区工具、技术以至劳力不断输向牧区。另一方面，牧区文化对农区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由于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由于两大农业文化区的对峙，有力地刺激了农区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官营畜牧业的发展。因为为了对付“飙（音biāo）举电至”的北方游牧民族强悍的骑兵部队，有必要由国家掌握大量马匹，以便保持一支有迅速应变能力的常备军。汉、唐时期政府养马达几十万匹之多，其规模在世界畜牧史上是空前的。而农区内官营军用大牧业和民营农用小牧业的分化，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立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农牧关系的两大特点。牧区的畜牧技术对农区也有影响。例如中原的骑术就是从北方草原传入的，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农区畜种的改良也往往得力于牧区牲畜品种的传入。

总之，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古代农业史的主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