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种不如狭收”。土地利用是农业技术的基础，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农用地面积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关于这方面情况，本书第一章已大体谈到。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越来越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战国初年李悝（音kuī）为魏相，颁行“尽地力”的教令，指出治田勤谨或不勤谨，每亩将增产或减产3斗，在方百里可垦田600万亩的范围内，粮食总产的增减达180万石，幅度为20%。“尽地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产率。荀子也认为，如果好好种地，可以亩产数盆（盆是量器，一盆合一石二斗八升），等于一年收获两次，潜力很大。

要通过提高单产来增加总产，就不能盲目地扩大经营规模。历代农学家无不提倡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西汉氾胜之提倡区（音ōu）田，其基本精神是集中各种精耕细作措施于小面积的区田上，争取高额丰产（详后）。北魏贾思勰认为：“凡人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南宋陈旉主张“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并提出耕地规模要与“财力相称”。明代《沈氏农书》也主张“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如北魏时代耕地并不紧缺，而且提出这种主张的很多是经营地主。因此，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沈氏农书》以桑地经营为例，指出如果深垦细管，多施肥料，可以“一亩兼二亩之息，而功力、钱粮（按指赋税）、地本仍只一亩”。又引老农的话：“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

我国古代农业单产比西欧古代和中世纪高得多。西欧粮食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24倍，麦类则为20～44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嘉湖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每亩910～1125斤，比现今美国加州的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

（2）从间歇撂（音liào）荒到种无闲地与种无闲日。土地生产率与土地利用率关系密切。土地利用率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一个单位或一个地区已利用土地占可利用土地面积的比例，另一种是指耕地的利用强度，即复种指数。这里主要使用这个概念的后一种含义。它在我国历史上是不断提高的，集中表现在以种植制度为中心的耕作制度的发展上。

根据我国和世界上一些尚处于原始农业时代的民族的情况看，农业发生之初一般经历刀耕农业的阶段。这时人们选择山林为耕地，把树木砍倒晒干后烧掉，不经翻土而直接播种。这种耕地只种一年就要抛荒，因而要年年另觅新地依法砍烧，这叫“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的农具，只有砍伐林木用的刀斧和挖眼点种用的尖头木棒，人们不知锄犁等翻土工具为何物。与生荒耕作制相适应，人们仍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种情形也和当时的生产结构有关。因为当时种植业发生不久，在整个经济中尚不占主导地位，人们的生活资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采猎。原始农业继续发展，人们逐渐制造了锄耜一类翻土工具，懂得播种前先把土壤翻松。这样，一块林地砍烧后就可种植若干年再行抛荒，这叫“熟荒耕作制”。这时农业技术的重点已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上来。与此相适应，人们也已由迁徙不定过渡到相对定居，这就是“锄耕农业”阶段。在这一阶段，种植业已成为主要生产活动，畜牧业也有相应发展，而采猎则逐渐变成辅助性的生产活动。按照本书第一章所介绍的情况看，距今七八千年的黄河流域前仰韶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等，已广泛使用石斧、骨耜一类翻土工具，种植业已成为人们的主要生计，人们已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总之已经进入实行熟荒耕作制的锄耕农业阶段。从仰韶文化、前仰韶文化诸遗址出土大量石斧看，在这以前我国农业应经历过一个以砍伐林木清理耕地为首要任务的阶段。我国古史传说中有“烈山氏”，他的儿子“柱”能殖“百谷百蔬”，在夏以前被祀为农神——“稷”。所谓“烈山氏”就是放火烧荒，所谓“柱”就是挖眼点种的尖头木棒，它们代表了刀耕农业中两个相互衔接的主要作业，不过在传说中被拟人化了。这也是我国远古时代确实经历过实行生荒耕作制的刀耕农业阶段所留下的史影。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也可能处于刀耕农业阶段。

我国自虞夏由原始农业逐步过渡到传统农业以后，耕作制度也由撂荒制（包括生荒耕作制和熟荒耕作制）转为休闲制。所谓休闲制是耕地实行有次序的、短周期的轮种轮休制度。夏商情形难以详考，但周代无疑已盛行休闲耕作制。《诗经》等文献中有“菑”（音zí）、“新”、“畬”（音yú）的农田名称。菑是休闲田，新和畬分别是开种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田，三年一循环。《周礼》中又有所谓“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即种一年休一年和种一年休二年的田。这都是周代实行休闲制的明证。从撂荒制过渡到休闲制，地力已不能和从前那样完全依靠自然过程来恢复，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一般在夏秋冬三季把休闲地的草木芟除，夏天芟除的草木晒干烧掉以后，还往往把雨季水潦引入田中浸泡，即所谓“烧薙（音tì，同剃）行水”，以达到减少次年开耕后的杂草和促进地力恢复的目的。《周礼》中的“薙氏”一职，就是掌管这方面工作的。休闲制之取代撂荒制，固然以生产经验的积累为基础，但也和当时农田沟洫普遍存在，不便于大规模刀耕火种有关。

周代的“菑”、“新”、“畬”和易田制，与西欧中世纪的三田制和二田制相似，同属休闲制的范畴，只是西欧的休闲田实行休闲耕，周代的休闲田则采取“烧薙行水”等措施。不过，与西欧休闲制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不同，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即由以休闲制为主转变为以连年种植的连种制为主。如战国中期的魏国一般实行连种制，每个农户分配百亩份地，只有土地贫瘠的部分地区才实行休闲制，每户分地200亩。到了汉代，黄河流域的连种制已经定型，农田一般一年一熟，只有因耕作不善地力衰退而连续两年长不好庄稼的地，才让它休闲一年，以恢复地力。连种制的实行，是以土壤耕作，施肥和禾豆轮作等恢复和培肥地力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

在实行连种制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许多出色的创造。

一是轮作倒茬。茬（音chá），是指作物收获后留在耕地中的根部和残茎。倒茬指一种作物收获后换种另一种作物，又叫换茬。一块地里如连续种植一种作物，往往会引起某种营养元素的匮乏和某些病虫害以至杂草的滋生，合理地换茬可以调节以至加强地力，减轻病虫害和杂草的为害。我国古代轮作的特点是广泛采用有肥地作用的豆科作物或绿肥作物与禾谷类作物轮作，方式又灵活多样。《齐民要术》对此作过系统总结，指出豆科作物是禾谷类作物的良好前茬（该书称作“底”，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又把若干作物的前茬分为上、中、下三等，人们可以根据天时、土壤和人力、物力等条件灵活选用。

二是间作套种。间种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成行或成带状相间地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套种则是指前季作物收获前在行间播种下一季作物，前季作物收获后，套种作物继续生长，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耕地和作物生长季节。它要求高秆与矮秆、喜阳与喜阴、深根与浅根以及生育期和对肥料需求不同的各种作物合理搭配，互不相妨，以至相互促进。西汉的《氾胜之书》介绍在瓜地中间种薤（音xiè，即蕌头）或小豆、在瓜熟之前采收薤子或豆叶出卖的办法，是有关间种的最早记载。《齐民要术》有桑田间种芜菁、绿豆、小豆，麻子间种芜菁，葱间种胡荽，大豆间种谷子等的记载。陈旉《农书》总结和推荐桑园间种苎麻的方式。明清时代间套种方式更加丰富多彩，在粮作领域内也广泛发展起来。如麦豆间种、粮菜间种、稻豆套种、稻肥套种、稻稻套种（套种双季稻）、麦棉套种、桑菜套种、桑豆套种等。

三是多熟种植。我国中原地区早在战国秦汉已有复种制的萌芽（如冬麦收获后种禾豆）、岭南部分地区双季稻种植不晚于汉代。但这些都是零星的、散在的。复种制较大的发展是在宋代，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区人民，在早熟晚稻收获后种植小麦、豆类、油菜等，这些作物初夏收获，春天正值花期，被称为“春花”或“春稼”，形成水稻与“春花”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制度。但这种发展毕竟还是初步的。明清时代多熟种植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南往北看：南方双季稻种植更加广泛，并向长江流域扩展。部分地区（如台湾）出现二稻一麦的一年三熟制。在长江下游稻麦两熟制获得普及。清代康熙皇帝曾派人用他培育的早熟“御稻”在江南进行双季稻的试验，道光年间林则徐等人也提倡在江南推广双季稻，但成效不大。在华北的许多地方，早在唐宋时已出现的以麦作为中心的二年三熟制，到清代已趋于定型，典型形式是秋收后种冬麦，麦后种豆，次年豆后种玉米、谷子、黍穄等，收获后仍种冬麦，依次循环。利用间套作等方式，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合理搭配，可以达到更高的复种指数。如杨屾（音shēn）《修齐直指》中记载了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间套复种两年十三收的经验。

农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耕作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与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种耕作制度对水、肥和耕作管理的要求很高，并且必须十分熟悉各种作物的特牲。

（3）“立体农业”的雏形。间套作和轮作复种已是一种多物种、多层次的立体布局，这种充分利用土地的方法还可以从大田扩展到水体，从种植业扩展到多种经营。例如，汉代已出现利用陂塘灌溉种稻，塘内养鱼种莲，堤上植树的综合土地利用方式。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许多反映这种情况的汉代陂塘水田模型。《水经注》记载东汉习郁依照范蠡养鱼法，在大陂中引水作小鱼池，“楸竹夹道，菱芡覆水”，亦属此类。南宋陈旉《农书》中总结了高田凿池蓄水种稻、堤上植桑系牛的经验。明清时则把这种经验推广到低洼地区，形成很有特色的堤塘生产方式。

珠江三角洲1/3耕地属低 （音lǎng）地区，地势低洼，水患严重，有的还受咸水威胁。当地人民把低洼地深挖为塘，土覆四周为基，基和塘分别发展种植业和养鱼业，既消除了上述不利条件的影响，又扩大了生产领域。这种基塘生产方式约产生于元明之际。最初，基上种荔枝、龙眼、柑橘、香蕉等，称“果基鱼塘”。明末清初，随着蚕桑业的发展，“桑基鱼塘”成为主要的基塘类型，形成“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粪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高明县志》）的生态体系。亦可在塘内养殖水生饲料以喂猪，以猪粪塘泥培桑，则生产内容更加丰富。除桑基鱼塘和果基鱼塘外，当地还有稻基鱼塘、蔗基鱼塘、葵基鱼塘等。类似的土地利用方式在太湖流域亦已出现。如明嘉靖年间谭晓兄弟在江苏常熟开发荒洼地，最洼处凿为鱼池，次洼处种植菰、茈（音cí，荸荠）、菱、芡等水生植物，有条件的地方开成菜畦；池上架笼舍养鸡猪，利用其粪饲鱼，田地周围筑高塍，其上植梅桃诸果。据《补农书》等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把土地利用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前，在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把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全国各地区正在掀起研究和推广各种立体农业模式的热潮。立体农业的主要特点是多种生物共处与多层次配置，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产品商品率。这种立体农业的雏形，明清时代即已出现，它预示着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传统农业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为主攻方向，而这也就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