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来深圳，有一件事我很感动。我看到有一个标语写得非常好，叫作“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这个话就很有“公民意识”。其实谈“公民儒学”这概念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来谈，公民儒学当然不同于我们以前把“君子”放在前面谈的“君子儒学”。君子儒学比较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其实也并不是说他不注重内在的自我完善，而是说其实你这个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现在我们谈公民，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了。公民意识如何好呢？比如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秩序。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你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自然而然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这很适合。

我今天下午才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这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你发现在整个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坐在位置上很安静，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力量不够大，旁边的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其实人的习惯不是天生就确定了，不能说中国的国民性如何低劣，或如何高尚。这个国民性是可高尚也可低劣的。公民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公民意识也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在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我注意到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就问了，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了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是只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的话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作“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有“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的年代，我们进到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年代。这100年来，也是波澜壮阔起起伏伏。但是毕竟已经过了100年了，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才能培育出好的民主宪政来。不是大多数的人民所决定的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的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因此把这个理念拿出来，让大多数老百姓同意你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这样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你就谈民主的话，多数暴力就变成所谓的民粹了。

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就了事了。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我觉得在文化里面，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像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的年代，在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在这个“三纲”的年代里，你说这样的儒学本身不会隐含一些问题吗？当然会有。帝皇专制为核心的儒学，也把父权放在里面了，男性中心也放在里面了。在21世纪，已经不是帝皇专制的年代，是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以前的“三纲”来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就变成没分别了，只是可能重点不在于夫妇有别，而在于夫妇有爱。“五伦”其实是好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再怎么样都不能再提带有专制意味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我认为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有人就问了，现在进到了你所谓的公民社会年代，儒学还有什么好恢复的呢？我说儒学很重要的内容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仁爱的“仁”，“仁”就文字构造来说，是“从人从二”有一个人字和一个二，它代表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关怀，一种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叫“仁”。这个最真实的关怀从何处来呢？来自“家庭教养”、来自对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说“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从“孝”讲仁，从“悌”讲义。从而可以讲礼、讲信、讲智，“仁义礼智信”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