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生产机制中，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及传播作品中枢的媒体，具有着关键性地位。东北沦陷时期的诸种综合性文化期刊未能例外。就小说创作而言，其虽属作家高度个性化、自主化的精神活动，但通过媒体平台的传播，文本即刻成为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仅形成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单元，显示着独特的思想力和社会影响力，也鲜明地表现出工业化生产对小说创作的浸透和商品属性。本文将对早期《新青年》414027小说生产做宏观审视，以求得特定文化媒体小说生产的基本特征及其特定时代的普泛性。

1935年创刊于沈阳的《新青年》虽存世年代不长，但就其文学生产历程而言，经历了不同的若干历史时段。依笔者之意，1935年至1936年间的《新青年》（沈阳）可称为其史程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时期，《新青年》（沈阳）所刊小说数量不多，其在刊物内的地位有限，作者队伍不整，知名作家作品亦少。如其发刊词中表达了该刊五项宗旨或任务，其中第五项只是说“复兴满洲文艺并挽救出版界之没落”，对文艺的生产与出版一并置于期刊内容组成之末；在《征稿简约》中又写道：“本刊征求下列稿件：时事论文，学术论文，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照片漫画等。”文学创作版块在《新青年》（沈阳）的地位可见一斑。也许编辑者已经意识到早期《新青年》（沈阳）的这一缺憾，意欲有意识地自觉加以改正，这有沈沙《关于新青年旬刊过去的批评与未来的希望》414028一文为证。此文应视为对早期《新青年》（沈阳）履路的总结及未来的构想，语义中流露出弥补期刊这种欠缺的期待。该文对既往《新青年》（沈阳）杂志在思想、精神、知识等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予以褒扬，对于《新青年》（沈阳）的未来做了三方面的构思，这就是“建设独立的文学”“介绍世界文学”“开拓充实内容”。在这三个方面中，关于文学的构想就有两条。尽管作者在文中鼓噪的“一个国家应该有独立的文学”带有鲜明的王道政治色彩，但却鲜明表达了《新青年》（沈阳）在此后将增大文学容量、扩充文学版面、更大规模地启动文学生产的愿景。事实确然如此。1937年的《新青年》（沈阳）不仅封面、版式、字号、刊名题字等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变化，而且突出地增设了“散文小说”“诗歌”等专栏，古丁、石军、秋萤、成弦、爵青等知名的沦陷区作家开始在《新青年》（沈阳）上发表作品。仅半年之后，1937年6月10日第五卷第七期发表成姓子撰写的《编辑后记》，或可更明晰表述了期刊的编辑意向，也总结了六个月间《新青年》（沈阳）的文学生产：“新青年虽非纯文艺杂志，可是以全刊的稿量来说，文艺创作是占去二分之一强的，这可证明本刊对于文艺创作之重视了。”可见，1937年的《新青年》（沈阳），确成为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节点，显示了更加强盛的文学生产创作态势。

当然，早期《新青年》（沈阳）的小说自有其特点，显示出独有风貌，基于迄今学界尚无人对这一领域进行研讨和小说史料的原生态存在，本文将从“述”与“论”的结合上，力求对这一时段《新青年》（沈阳）所刊小说做一整体勾勒，以期本真再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与文学生产场景。

早期《新青年》（沈阳）所刊小说大致可归纳为四类。

其一是对异域人物的描写。这里所说的“异域人物”，是指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异国人。与其他沦陷区期刊的小说生产不同，早期《新青年》（沈阳）推出的小说文本，以异域人物为描写对象者数量较多。与同时代关内异域小说相比，这些文本并未显示出鲜明的地理观念，更多的是从文化层面展开叙事。《新青年》（沈阳）创刊伊始，即推出骧弟的《宵行》。此作以“我”的视角展开叙事。“我”每日在“没有星日的深宵”行进在“十分寂寥的街上”，目视高悬而“凄黄”的街灯，满怀“一颗病人的心”，来到一家咖啡店做客。在这里，“我”经常遇见一位俄罗斯人，他以无比的忧伤，大口饮着“渥得加”烈酒。虽然“我”不懂俄语，但在一次俄罗斯人大醉之后，分明看到，他“葡伏”在酒桌上用血写下“俄罗斯母亲”五个字。这“俄罗斯母亲”正面是有俄国的“房子，大街，马路”的照片，“我”方明白，“五月初，青之尾，在这××地方，一个中年俄罗斯人悄悄地想家了”。一个向往“过去的光辉”的俄罗斯人，怀乡的思绪如此强烈：“醉得如一条瘦狗伏在桌面上咽泣着。咽泣着如一匹受伤的狼凄伤的叫着。”“忍受不住的痛苦咬上他的心，便不嫌手疼的用力敲着桌子，直敲得桌面上的东西大响起来”。他“摆着凄伤的脸，狂叫，流泪”，“渐渐的又狂笑起来”。每天如此的俄罗斯人是把咖啡店“幻成他们过去的世界”，把过去的光辉“镶在这咖啡店里了”。如果说以往那俄罗斯人哼唱的凄伤的俄国曲调，敲打桌面的声响，“给我暴风雨的恐怖”：“我怕听！那大醉后的悲泣，我不忍看！”终于有一天，“我”起了这样的感受：

脑里堆满异邦人片残的印象，我沉思着，我走了老远的道路。

……压不下那凄伤的怀思着“母亲”人们的记忆，而且就为了这记忆我并不害怕我——怀着一颗病人的心，行在这深宵寂寥的街上。

作者以典型的东方话语展现了异域人独特而浓烈的怀乡情结，表达了这一情结所附属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显现及其与中国东北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勾现出一种新式的异国文化想象，这种文化想象是真实的，具体的，鲜活的，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某种同一性。全篇情节颇为简单，将蛰居于东北的旧俄人的“时代病”勾勒得十分生动而富有感染力。

如果说《宵行》还只是从“我”眼中折射旧俄人物，那么，《伊凡先生》414029则是以全知视角叙事旧俄人形象了。全篇旨在表露一种流浪情怀，与《宵行》所呈现的精神有相像之处。旧俄人伊凡先生携女“从伏尔加河岸拿着那支三弦琴，流浪到哈尔滨”。来到哈尔滨后女儿被迫到咖啡店做侍女。病重的伊凡先生将女儿托付于“我”。尽管妻子即将临产急需用钱，但面对此情此景，“我”还是将刚刚从朋友处借来的三元钱，送给了伊凡的女儿安娜。此刻，“我”想起自己“劳苦的妻子临产”，看着伊凡先生家中挂着的苏丁的“一匹带血的兔子”的画作中那“鲜红的血”，“我”心“战栗了”。

作者借叙述俄国人伊凡先生从家乡流浪到哈尔滨的困苦生活，意在表达“世界固是一个大囚”的思想主旨。文本的“他者形象”已经少有异域色彩，而体现出更多的与中国的融入与中国影响。他们此前在本国的生存也许有着诸多优越条件，而如今已然成为中国民间与底层社会的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可能有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和耐人寻味之处，但作者借“他者”以攻击现实社会的意味确隐约可见。

爵卿的《住在墓地旁的少女》414030中的异邦人则是文本中的“我”，这种叙事视角与前两者形成反差。“我”在哈尔滨短期逗留时认识了妓女大妮，并有肉体的交往。一天夜里，“我”发现一个人正企图在用钥匙打开“我”的住所。凝神端视认出此人是大妮家“一鬓白发，脸上发着灰白色”的男佣。他面有窘愧地对“我”说：“大妮一切都对不起你，她叫我今天晚上再拿你些贵重的东西。我不愿意犯罪……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像先生这样的绅士……至于竟没落到偷人家的东西的地步，真是我没有想得到的事。可是先生，由你这里偷去东西，明天我们就会有足以吃饱的食物来度日子。……是在觅找我们的粮食，是在延长我们的生命……”当大妮闻讯而来时，“我”又不得不面对“这男佣原来就是她的父亲”的严酷事实。“我”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为使自己的女儿便于迎接外面的男子，自己竟当了自己女儿的仆人，当不认识的男子和女儿淫亵鬼厮的时候，自己却要低声下气的在周围伺候，自己女儿的肉体和灵魂被一些狂兽般的男人蹂躏”。住在墓地旁古旧小屋中的少女大妮是美丽的，然而，这一切将“美丽”“一下子摸（抹）杀了”。代而替之的是“世纪末精神的典型美”：“惨白色的痛的脸，疲乏的眼色，风干的口唇……”小说真切表达了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格的巨大摧残与破坏。作者对“他者”的文化心理的想象与刻画，显示了其思想的深入性，但也更多地体现出创作中的地域本位倾向。

与前述不同的是，莫尼的《眼镜》414031塑造的是一位美国人，而且以“眼镜”为特定道具，旨在挖掘“眼镜”意象的内在含义。“弗利斯影片公司第三摄制场”的大铁门外，聚集着大批的失业者。远远看去，人头耸然，如“大海的浪纹般的波动着”；他们在等待着临时演员的招聘。然而，这差事并不轻而易得，是“说不定几年才能得着一件伴演的工做”。此时，一个名叫贝特的旧金山人，成为万千失业大军中的幸运儿，被选为临时演员。这角色所需用的道具是眼镜。当贝特怯生生地来到众多待聘者中希冀借一副眼镜时，得到的却是众多持镜者对角色的竞争。“几天吃不饱饭，好容易等着了这一点点工作”还心怀被抢夺之虞的贝特，深感那些与己争抢工作者是“比野兽的心都狠的人”。他的心所带着的难过和饥饿如同“一百条，一千条丝”，“上上下下的爬”，鼻子发酸而想哭，然而“眼睛里却没有眼泪”了。长时间的求镜无助，终于盼来契机。一位黄种人长者借他一付花镜。并一再嘱咐，用完即还：“我的眼睛离了镜子就啥也看不见了。”带着道具贝特返回摄制场地等待拍摄。然而，开机之时，贝特戴上花镜眼前一片模糊，晕感顿生，动作失常，引发笑场，眼镜也跌落地上，破碎得仅有镜框了。在导演的呵斥声中，贝特失去了这宝贵的临时工作机会，在“太阳滚下西山”之时，惆怅地离开摄制场。第二天依然返至摄制场前等待工作机会的贝特，看到了那个借他眼镜的老人，正坐在弄头的石头上悲伤地不住嘟囔着：“这没天良的年青人哪！这没天良的年青人啊！”

眼镜虽小，却折射出大千世界、人间百态。有持镜不借、抢夺饭碗的无德者，也有慷慨借镜的年迈老者。其实在眼镜借与不借之间，更显现了世间的贫困与无道。作者在不经意间对不同类人的道德比较中，表现了对传统伦理的反省，体现出浓厚的批判意识。

描写异域人物小说在早期《新青年》（沈阳）中篇目之多，也许是人们未曾料到的。它不仅是东北沦陷区社会的真实映现，也体现出作家对异域人物及其社会阶层的深度关切。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异域小说不同的是，早期《新青年》（沈阳）的异域小说，已经不再是刻意于异域想象、异域猎奇，而是执着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着重讲述异域者的中国故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以一种民族话语的叙事，塑造“他者”的荏弱形象，与此同时，在文本中又构筑着东北沦陷区民众自我观照的镜像，揭示他们精神的萎顿与人格的沉沦，显示他们的美善品格，表露出知识者对所肩负启蒙责任的焦虑。

其二是对人类生存的叙事。生存是人类必然始终直面的问题，生存的实质在于对生存方式的认知。《新青年》（沈阳）所刊早期小说对人“何以生存”和“怎样生存”的思索引人瞩目。它们从不同层面显示着关东人对生存信念、生存处境、生存体验的理解。

人类生存是以生产物资和生活资料为基本前提的。何醴徵的《剪菜》表现的便是人对基本生活需求的生理渴望和社会分配的极度不合理性，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无意塑造中心人物，意在全景式地勾勒出农家妇女劳作的场面。“剪菜”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特有的一种劳动：进入冬季之前将白菜进行修剪后放入窖中储存，以便冬季食用。一个飘雪的日子，一群贫苦的农家妇女在为马六爷剪菜，以赚取每剪300棵白菜给一角钱的微薄收入。在这一劳动群体中，既有“穿半截布衫的三十多岁”的黄脸妇人，“满脸灰尘的妇人”，“没儿没女”“皱纹很深两腮凹陷进去显得下颊很尖的老妪”，也有“十八九岁的姑娘”和未成年的孩子们。那黄脸妇人也许是这一群体中最为悲苦的一位：家有嗷嗷待哺的婴儿，饥肠辘辘的孩童，待米下锅的婆婆。然而，当她们辛苦剪作完毕后，却听得马六爷告知“明天来领工钱”。惊诧的黄脸妇人“呆呆地望著马六爷那像夹馅烧饼似的装做绅士相的嘴唇”。作品中，作者是将马六爷等人与劳作妇女进行比照来塑造的。“摇着两只肥大的褂袖，迈着方步，蹒蹒跚跚地”走来，对农工苛刻、刁蛮的马六爷，“一个戴著水獭火车头式的皮帽，一个是大缎子帽头，狐狸皮耳朵”，都有一张“灰黄的瘦脸”，“是志同道合的瘾君子”的俩投机商，与劳作妇女群体形成鲜明的反差。

盘古的《老刘的年》与《剪菜》的主题相类，但在叙事策略上却是将人的“生存”置于特定的时空予以表现。小说主要描述长工刘世有年关中的“生存”景象。年终岁尾之际，老刘向东家借钱准备回家过年。其实，老刘借钱除为过春节购置年货外，还准备还自己一年间在酒馆吃酒所欠的钱款。尽管他有心过年给“一年到头穿不上一双新鞋”的老婆买双新鞋，但在归家的途中，还是经不住诱惑，到街边赌场赌博，结果输掉了身上仅有的一元钱。万分失落的老刘“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在归家的路上，低头盘算着，一块国币——女人的鞋，但最后却大声的喊：‘二十多壶酒太可惜啦！’”小说塑造了一个身肩家庭责任、常为生活难以为继而痛苦却又染有不良习气的贫民形象，展现了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的艰难。而作品中这样一个细节：刘世有输掉的“几枚银角子从胖子手里传到胖子身后一个警察手里，警察的灰脸浮出一个微笑”，则又显示出那个年代人生存环境的险恶。如果说这在作品中还只是一种隐义，那么，作者在叙述中流露出的对贫民劣根性的批判意识，确是鲜明而自觉的。

老穆的《生的开拓》414032鲜明地体现出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悖反与趋一。主人公王大齐对生活充满无奈，对人生深感乏味和单调。工作中既不逢迎拍马，又信守“不向任何势力投降”的人生哲学；既诅咒这古老的社会、敌视庸庸众生，又对丑陋的现实充满无望；既愤慨于人世，又慰藉于自我。有意味的是，秉持消极的人生观，当朋友来信，述说失业的痛苦和失意的烦恼时，他却鼓励说：“失业在你现在也许是痛苦，然而同时也许是你将来改造事业成功的发端！”“为了生的开拓，你奋斗吧！”王大齐自命清高，与污浊的社会格格不入，但也不免时现世俗之相：梦想着储蓄会有奖储蓄开彩而获得五万元特等奖金，即便非如此，“每月存入十二元，一年一百七十元，十五年两千多块，连利钱都算上，三四千块，怎么不妥靠”？

作者笔下的王大齐，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在出世与入世间游走。其结局也只能被视为“精神素不健康，有误要公”而被即行免职。王大齐在“生的开拓”中重蹈朋友之路而走向了人生的末路。王大齐的求生存之路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其为社会所不容。确切地说，王大齐对物质的追逐并没有错，因为那是人生存的本能表现。但人生存的意义在于创造一个适合于自身生存的环境，王大齐生存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失去了对改造客观外在世界的信心。尽管他对物质生存条件时有具微的想象，但在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却缺少生存实践。而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恰是哲学真理的要义所在。

与《生的开拓》有所不同，徐照的《朱笔圈》414033表现的是另一种生存方式。作品中的董先生是生活放浪、有着纨绔习气和乖张脾气的一商庄老板，因经营不善而入不敷出。且不说租房费、职员工资等难以支付，会计主任也辞职离去。如今在绞尽脑汁思索着如何摆脱经济困境。辗转一夜的董先生，终于生出计谋：写出招聘职员启事，条件立有五项，其核心一条是“有殷实商保并须缴纳保证金三十元”。这“启事”的题目的拟定，董先生亦煞费苦心，“琢磨怎么个写法才合乎‘艺术条件’”。终至决定写下“失业者之福音”的标题，并“用朱笔大大地圈一圈”。

作者以直白的心理刻画和行动表述，鲜明地呈现出董先生一类商人在商业招聘中的不德和卑耻。为私利而守护着不法商人之则，体现着一种生存的异化，是人世间的另类生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这样写道：“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目的的反面。”414034这种“反面”，即如董先生所为，将自我生存建立在众多人生命遭到摧残的基础上，使人类所进入的现代文明社会还充满着生物性。

人类的生存往往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组织“家”，刘佩的《哈尔滨的独唱者》414035是对“家”意识的呼唤。主人公“腓”“曾有过四次的逃亡，两次坐狱和三次自杀未遂。从十五岁至十八岁时他曾在北方的都市中致力于绘画，可是他的自由意志使他从十九岁便成了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军人，五年前他又想在经济事业上发展自己，乃至成为一个负债家。由小规模的商业活动里逃出来时，他对于世界忽生了一种玩亵的游戏的观念，于是便开始了放浪。”于是，“腓”从上海离开同居而未婚的女人，来到北方哈尔滨。租住在该市西部的一栋楼房的地下室中。在一次赴友人家庭夜餐会的路上，偶遇沦落街头、沉默无语的孤独少年，并将其领回自己的租室。对这个失去家庭记忆的少年，“腓”基于“十九世纪初叶彼得堡曾出现过一位天才的放浪者亚歌斯基”，而称其为“亚歌斯基第二”。在此后的日子里，“腓”对这位少年极尽生活和精神上的照料。尽管有机师、文艺家国泰、犹太青年等人百般劝说其将少年放回到“拾来的那个街口去”，“腓”依然不为所动。然而，突然间久不言说的少年触景生情地慨叹南岗下一座私人花园中那“衰落的樱树”：“像往时我家旁的那棵一样哪。”继而，“‘家呵！’一声柔腻得如甜蜜的流液似的又从可爱的亚歌斯基第二的嘴里漏出来。”少年对“家”的记忆的恢复，让“腓”“深深的忧虑”。次日，他寄给犹太青年一短信后，便匆匆离开了住所而不返。

这是一篇充满寓意而令人费解的小说。文本的表象展现的似是“腓”收留少年是基于两者放浪意识的同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怜，类似身世的同情。但深掘其意，又有别一层意义在。当少年恢复了那种基于“樱树”的家庭记忆后，“腓”强烈感受到少年的这种身心变化对其而言是“和妻子失贞一样可耻的”，因而毅然选择了离去。

作者在文本中除了特别强调“中国大街”外，融入了诸多异国因素，如“Apartment的经营法”“泰西的名画《彼得堡的夜雾》”、俄国天才放浪者亚歌斯基、犹太青年、“诺玛希拉的未婚妻”“神秘的大檐意大利呢帽”“外国七道街”等等，这也无疑是对“家”的失忆的一种铺垫，在别一种意义上呈露着对离家的悲哀与感伤。

同样是以生存为主题的小说，小松的《林的出走》414036更主要的是意欲表达一种精神生存。文本中曾引用鲁迅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主人公林是与“我”相识不久的同道之人，素以“文学与出版”、两性为话题谈天说地。在一个阴雨之夜，林对“我”说，“明天将起身，回家去结婚，春尾时或将再来处理。”一个月后，林寄来一封信，告之其逃婚的经过。他慨叹：生活不是苟活，苟活虽是有些追求的理想乡——这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虞冻馁，起居有意，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但缺少的是自由，所以林称苟活之乡就是监狱。饱受“苟活”之苦的林认定自己“再不能闭上眼睛苟活下去了”。但旅费无着，只能就此告别。

林的“出走”是摆脱镣铐、争取自由的行动，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追求，体现出信仰本位的特征，具有反封建传统的意义，他在信中对古代传统的“生存”方式——“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批判，显示出革命性的一面，然而，其出路何在，出走何方，究竟不是明确清晰的。文本对社会问题的提出，具有普泛意义，引人思考，诱人深求，显现出典型的“问题小说”特征，鲜明地表露出对“自由的生存”的向往。

其三是对女性问题的考量。东北沦陷区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强劲关注，是东北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瞩目的文学现象。《新青年》（沈阳）中的小说同样显示了这一特征。也许这种关注还是非主体性的，不自觉的，但其展现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女性命运，确值得我们深思，具有相应的文学史价值。何醴徵的《子孙奶奶》414037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

子孙奶奶是人们对年纪三十多岁的朱大嫂的称呼。这位普通的农妇生活在有着浓重封建传统观念的大家庭中，不仅经济生活贫困，还受到来自婆婆、丈夫、小姑子的精神折磨和虐待。算命先生说：“她有九个儿子的命，在这九子之中，将来一定能有一个是做大官的，大概也就是状元吧！那时一定能光宗耀祖，使全家都得富贵荣华。”这卦辞成为她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然而生活的现实时时打击着她的梦想。她一连生下七个儿子，随后生下的却是个女娃。冬季来临，孩子们衣不遮体，身无保温之物，“暖一半冻一半地过冬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子孙奶奶对于状元胎子的希望，终究有些枯萎了”，她开始质疑算命先生的话：“这大的年纪绝还能生产两个孩子吗？”虽然时有“老蚌生珠”的新闻给她以希望，但转瞬又思：“即使马上产生个状元胎子，恐怕也享不着什么幸福了吧？”然而，此际又一个念头在升腾：“不，那时就是在阴间也是有人尊敬的！”由此，“一线的希望，又在含苞怒放了”。临终之际，她反思自己何以未能实现九子之命，原由是自己贪图几包果子和多认了义子。然而，内心另一个声音又响起：多认义子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义子出息了也一样的跟着借光”，“死到阴间也是状元的干妈！”这声音使子孙奶奶的嘴角露出了“许多满意的笑影”，然而，遂即这“奄奄的气息，也就在这一笑里消逝了”。

《子孙奶奶》叙说的是一出悲剧，作品表现了子孙奶奶的价值毁灭和内在身心伤害。全篇通过描写子孙奶奶被毁灭的过程和围绕子孙奶奶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揭示了传统意识、家庭观念和封建制度给人带来的无边的痛楚，表达了作者显明的启蒙情怀。当子孙奶奶濒临于世之际，仍对阴间存在着美好的企望，对生命的归宿有着无限的寄托，在自我的瞒和骗中享受着虚假的愿景。同时，作品也引发出人们对女性解放的思考。让人不由地想起祥林嫂。子孙奶奶无文化，思想愚昧，精神麻木，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的一个，属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她既不了解自身悲剧的根源，也觅不到摆脱悲剧的出路，只好在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慰藉。与祥林嫂的“节妇”形象不同，子孙奶奶成为传宗接代、改换门庭的生育工具，而且是那样的祈求、急切与盼望，这种完全的自主与自觉，形成了子孙奶奶巨大的人生悲哀。

闻迁的《壁》414038，虽然以男性人物为叙事中心，但其对女性社会问题的思考却是深入的。全篇以长甸堡村尚村长与儿子尚春波的冲突展开叙述。尚村长对儿子春波疼爱有加，苦心培养，企盼将来做官以光耀门庭。然而，大学毕业后，春波却弃“县长”之任不就而“蹲在家里吃死本，和些狐朋狗友打恋连”。这让尚村长十分恼怒。尚村长处处以传统治家理念审视春波，竟觉其无一处合家族规范。不久，村长老婆病逝。村长与已有家室的儿子均纳娶新妇。父子俩表面虽显现出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其人格精神内涵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村长老婆病卧在床时，村长斥责儿子“东街逛到西街”“天天穷摆浪”；家有妻子却恋着张家二小姐秋艾。其实，村长自己也置老婆生死不顾，“一天到晚蹲在陈寡妇炕上看牌”，成为儿子的仿效者。

文本凸显的男性主人公地位和男性叙事视角，不期然地表现了旧中国女人的巨大悲哀。小说结尾不同地闪现着蒙太奇镜面：晚上，村长家的两个屋子的灯都熄灭了。外屋里，“村长宽肥的躯臂拥在软暖的陈寡妇的身上，醉人的肉香缠紧啦村长的意识，他迷绝啦，他醉昏啦。”里屋里，“春波情馑的干他们那KISS的把戏”，那“醉人的肉香缠紧啦春波的意识”，他同样“迷绝啦”，“昏醉啦”。父子俩所居虽一壁之隔，却上演着同一行为意义的人生戏剧。这大约也是这小说“壁”的题旨内蕴所在。而在这时，“后山坡委婉的传来一阵哭声”，那是春波的前妻在婆婆坟前诉说着：“婆婆呀，你死，那如给我也带去呀！果然你儿子的心哪，他真变啦！咱婆媳的命哪，怎么这末苦？婆婆呀，我倒底也离开咱那座家园啦！”传统社会造就的男女不同生活命运的巨大反差，如实地呈现出来。小说不论情节叙述亦或人物言说多为乡间俗语，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

其四是对情感的聚焦与追问。广义的说，小说本身就是阔大的情感世界，是包括作家在内的人类情感的载体。情感的复杂性是基于情感世界的五彩缤纷。早期《新青年》（沈阳）中的小说篇什让人经验着社会具细而多重的情感，又卓显了作者一定的情感表现力。对情爱的述说，是早期《新青年》（沈阳）小说感情表达的要类。言芜的《旧梦》414039记录的是“我”的朋友酒醉后表述的自己的爱情生活。“我”的朋友原是一个“最有活气的人”，然而近来却会在“我”的家中“闭着口坐一天或半天静静的不则一声”。个中原由，朋友终于在酒后吐出真言。两年前的春天，朋友考入某工业学校读书。学校与一个小村落相连。在两处间一长满鲜花的空间，是朋友读书温课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一位美丽的少妇邂逅遂发生恋情。少妇长朋友五六岁，是一茶商的妻子。茶商长其妻十余岁，长年在外经商，偶尔归家。此时，朋友家里来信，催其回家成婚。朋友内心纠结万分，而少妇则深明大义，晓之以理，促其归家完婚。婚后的“朋友”回到学校后，少妇的家已易主他人。“朋友”痛苦万分，给少妇连写两信，叙说衷肠，而不见回音。当朋友“将过去的一切，放在神话的天平上作一种估计的时候”，收到了少妇“隐匿住地的渺茫的一封信”。少妇在信中称，自己是夺去了“朋友”一家幸福的罪人。嘱告“朋友，将我忘得死心塌地的，我们就此别了吧！”“我在数着日子企盼着你将来的成就。”“朋友”的心被“焦灼”了，感到“一切都完了！漂渺了！”述说了这段恋情，酒醉的“朋友”遂进入睡梦中，不时还能传来“甜蜜的几声呓语”，但那是“模糊的，听不清楚的”。

这是一篇纯粹的情爱小说，一方面表达的是“朋友”在恋情生活中处于进退维谷、尴尬无奈的两难之境中的苦楚与悲哀，以其真挚情爱显露人生伦理与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则通过少妇形象表现了对于情爱的传统回归，表达了情感世界中理智因素的决定意义。

天源的《泪的故事》414040也是由“我”讲述的一个发生在北国的故事。十九岁时结婚的“青年男子”此际又爱恋上“年青貌美，更喜欢文学”的蕙。热恋中的他为激情所燃烧，已然像其表白的那样：“如果没有你的爱情，我恋恋于这世界还有什么用处呢？”这有着“暴风雨般的力量”的情感抒发，“鼓动起来那深藏在处女胸中的缕缕爱情”。然而深陷于这婚外之恋的“青年男子”，还深念着有孕在身的妻子。“怀孕的妻，痛苦的蕙”，他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他毕竟“已为旧道德的标准牢牢禁锁。”但又不甘“让痛苦折磨一生”。随着时光在“春和秋互相的交替”，“死亡”意识从未在他的灵魂中被攫走。当他准备离别此世时，怀中四岁孩子“诚恳天真”的劝慰，使他萌生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全篇除“我”的故事叙述外，又多有“我”的议论。那多是对这种婚外之恋的褒扬，视其为至上的爱情。“我”在文尾有这样一段言说：“青春是瓶葡萄美酒，如其你还年青，你就尽情喝吧！不醉好，醉了更好，千万不要少喝，不然一过了春天，你再想消受一杯，都没有福份了，那时你可不要后悔。”表达了及时尽享青春之乐的鲜明价值取向，可视为无法收获情恋之果的激愤之语，不足为训。

知己的《友情的牺牲》于军营生活题材中表达了对友情得失的思考。张队长与李天好“四年前在一个营里同过事，两个人都是排长，感情处得非常融洽，不分彼此，事变后才各走各的路。”而且在某一战斗（事变前）中，张队长中弹受伤，是受轻伤的李天好在枪林弹雨中将他从前线背下来，救其一命。此后，在两人各奔东西后，才有了李天好向张队长多次借弹药的经历。而已然为“胡匪”的李天好没有履约在“抢劫”后兑现给张队长的“好处”，作为“正规”武装头领的张队长又“惭愧”有失于对村民的保护，经过内心激烈的搏斗，终于决定与东村武装队长合谋将其抓捕。此时的张队长“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石头到现在才落下，心中一阵明亮。”

此作社会背景虽然交代得不甚清晰，但事情发生在“事变”后的东北沦陷时期确属无疑。一面是李天好为“匪”，一面是张队长维护地方治安。作者虽然也表述了张队长出卖朋友的原因之一是李天好没给“好处”，但以更大量的笔墨刻画了张队长抓捕李天好是“为地方谋些幸福”的心理活动。张队长是作者意在歌颂的人物，如此而言，小说的某些情节与描写的真实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秋江女士的《惆怅》414041旨在表达一种别离后的思念之情。一个官吏之家，女儿玉妹因其父已“宦游”日本，而不得不赴日留学。与兰姐依依不舍地分别。别后来信既叙说着日本“光滑的街道，碧绿的海湾，美丽而不是一式的洋房，灿烂而可爱的樱花，一切一切着人爱恋的景物”，又念及着对友人的牵挂，虽然对朋友的“想念是想一节伤一回心”，但兰姐却渴望着“这样甜蜜的伤心”。小说以回忆的手法、颠倒时空的叙述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呈现的是有闲阶层的生活情调，尤其是在中国遭受异国侵略的时代背景下，此类题材创作，更彰显出其可悲的御用性，作者对情感表达的选择显然失去了应有的民族意义。

总体而论，早期《新青年》（沈阳）的小说生产，文本中显露出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切音曲，又形成了媒体与文学的呼应关系；而两者间的互动，则表现出《新青年》（沈阳）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策动作用。尽管这种策动有着诸多非自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