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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东北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极其黑暗的时代，记录着中华民族历史上耻辱的一页。也就在这时，一批血气方刚的东北青年以其犀利的战笔，在文坛上“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为沦亡的祖国而歌哭，为民族的解放而呐喊。林珏，就是其中一名猛勇善战的骁将。
林珏原名唐景阳，曾用名刘耳、菊夏，笔名除林珏外，还有井羊、达秋、唐周等。1914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安达县。林珏的家乡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早年杂草丛生，杳无人烟，被人称作北大荒。到了光绪三十年间才逐渐成为“商贾云集、货物山积”的繁盛商埠。林珏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兴安镇警察派出所任职。1919年，因与当地一地主发生冲突而被免职。此后便没有了固定的职业，生活陷于贫困。他曾被迫上山卖苦力挖中草药、到火车站当钱贩、在商号当职员等等，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林珏的童年没有欢乐和幸福，充满了忧愁和不幸。全家八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度日。数年中，父亲几度失业在家。在愁苦困顿中生活了半生的父亲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每月领得的几元钱津贴就成为全家仅有的生活依靠。正在中学读书的林珏，是靠典当父母的衣物维持学习的。1928年夏天，刚刚在私立华俄中学学习半年、年仅十四岁的唐家长子林珏，便不得不与父亲一起担负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先后到安达县城公兴裕杂货店和哈尔滨同记工厂做学徒。但一年半后，他又被裁减回家。家道的衰落，生活的贫困，世态的炎凉，给少年林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过早地接触社会生活，催促他少年心灵早熟，为他后来创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如果探究林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林珏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童年时代就喜爱读书。每天放学或休假，他便领着五岁的弟弟钻进图书馆，在那里，他几乎浏览了绝大部分的图书。安达县商业的繁荣，使评书艺术得到巨大发展，他近乎痴迷地听说书人讲唱《剑侠图》《大八义》《小八义》等评书段子。民间曲艺的熏陶，激发了林珏最早的艺术兴趣。那些评书段子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中，并且他对此有着强烈的再度表演的欲望。他擅讲故事在当地是小有名声的，那绘声绘色的语调、传神的表情和手势，常使周围的听众流连忘返。
1929年秋天，林珏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初中三年级读书，虽然仅仅半年时间，但这对于他此后走上文学道路，却发生了重要作用。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许多中外小说、诗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播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他憧憬着将来当一名诗人、作家去描写人生，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得到了学校国文教员陈小航的鼓励和指导。不久，林珏就开始练习写作新诗，并试着给报社投稿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强烈地震颤着青年林珏的心灵，一股不可抑制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促使他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激流中去。1933年3月，林珏进入哈尔滨北满特别区立第二高中师范班学习。他一面学习，一面积极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李世超等人，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反日同盟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使林珏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在这所学校里，他置恐吓、暴力和被开除学籍于不顾，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编辑校刊，参加演讲会，到哈尔滨新站等地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3年夏天，林珏在舒群的带领下，第一次踏入“牵牛房”的大门。在这个进步文学青年秘密聚会的地方，林珏结识了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黄田、金人、金剑啸等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同伴们送来的上海左翼文艺刊物和一些文艺理论书籍，在他面前，仿佛展开了一条新的更加宽阔的生活之路。他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除利用课余时间编辑过一段时期的《哈尔滨商报》文艺副刊《夜半钟》外，在白朗（刘莉）主编的《国际协报》的《国际公园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老王》，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风流会长》，对黑暗、腐朽的社会进行深入的解剖。哈尔滨时期，林珏的小说作品为数不多，主要是写作诗歌和散文，而尤以诗歌见长。他先后在《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画刊》《哈尔滨五日画报》《哈尔滨公报》《大同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在苦闷中》《呼声》《郊游》《乡居散记》《月夜归来》《秋之夜》《麻木》《送别流浪者》《晨曦曲》《狂啸》《不要为生命忧愁》《创伤》《一九三四》等近六十篇诗歌和散文，抒发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探索生活出路、追求光明和理想的情怀，语言清新流畅，风格沉浑，被当时的读者誉为哈尔滨文坛上继陈凝秋之后第一人。
这时的林珏要抗争，要呐喊，但又为寻觅不到生活的出路、看不清未来与前途而苦闷、彷徨。他在《萧条》一诗中写道：
眼前是片片的凄凉，
耳边是节节的哀调，
咳！春天遍地都是秋色，
而这秋色中的春天，可真难找。
他感到“秋色中的春天”很“难找”，因而“萧条”“凄凉”之感弥漫心头，但是他毕竟是追求、渴望能够步入理想的春天。诗作《归来》像《萧条》一样，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诗中描绘的主人公“他”，“还在归途上彷徨”，“带来人间不尽的悲伤”，深深地喟叹：“有怨凭谁诉，怀忧只自赏。”“有怨”“怀忧”“悲伤”，可见对现实深为不满；“彷徨”“自赏”，又表明还没有摆脱个人主义思想感情的羁绊。诗作《遇》表达了同样的主题思想，主要在说明自己依然陷进“沉默的深渊”，尚未踏上“新的征程”，表明诗人从旧我到新我的思想升华没有完成。这些发自肺腑的诗篇，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东北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是诗人的自我抒情。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窥见到林珏思想发展变化的鲜明轨迹。林珏还有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东北农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对东北故乡和父老的深切的爱和对侵略者的切齿的恨。
林珏在哈尔滨的进步文学活动，引起了敌伪的注意，随着哈尔滨一些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法西斯恐怖统治日益严酷，他的名字也被列入“满洲左翼作家活动资料”的黑名单中，处境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哈尔滨马家沟鼎新屯小学当教员的林珏，被迫偕同新婚的妻子周玉兰，带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之情，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离开了“荆天棘地”的东北，经过一个月的颠簸，于1936年10月来上海。
30年代的上海，并非是人间天堂。林珏夫妇人地两生，没有固定的职业，经济十分窘迫，整日为生活而奔波，常常处于饿饭的困境。在上海，他遇到了先期到达上海的“牵牛房”里的朋友们，得到罗烽、白朗、萧军、萧红、舒群等人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继而成为这一“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一员。
不久，林珏在杨树浦植青小学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后来，又到赵朴初主持的上海仁爱难民收容所工作。不久，在许广平的直接领导下，与王任叔、唐弢等人共同参加了《鲁迅全集》的编辑、校对工作。在东北作家群的诸作家中，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不乏其人，然与《鲁迅全集》发生直接联系的，大概林珏是唯一者。他的妻子周玉兰同时参加了校对。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写道：“我们的初校者，为林珏、金性尧、王厂青、周玉兰诸先生。”
上海时期，是林珏创作的又一旺盛期。林珏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更加浓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他“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
1941年2月，林珏在中共华中局地下交通的带领下，进入苏北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强烈地吸引着林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革命斗争中去。他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教授、盐阜联立中学教导主任及党支部书记等职。1945年10月，他受党的派遣，回到阔别九年之久的故乡开辟工作。历任哈尔滨日报社社长，中共哈尔滨市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松江省教育厅长，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如上所述，林珏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哈尔滨时期和上海时期。在哈尔滨时期所写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当地各种报纸杂志，由于年代较久，多已不易搜求。在上海时期的创作大多收集在后来出版的集子中，小说集《山村》、小说散文集《鞭笞下》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集，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特点和思想风貌。
林珏并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家，与许多现代东北作家一样，他来自社会的底层，熟悉劳动群众的生活，因此，其创作伊始，就严肃地选择了现实主义道路，真实地描写社会，表现“时代的生活和情绪”。《山村》《神仙洞》《鞭笞下》展示给我们的是撼人心魄的场景。《铡头》对侵略者凶暴的法西斯手段的揭露又尤为淋漓尽致，那鲜血淋淋的场面，令人惨不忍睹：
麻脸警察凶狠的举着铡刀柄把……这虽然是一出不容眨眼的惨杀，但是在他的神情上，却仿佛扬抑着不拽止的兴奋。
另一个瘦长的犯人，被日本宪兵按卧在刀床上，跟着几声幽长的呻吟之后，一个圆圆的脑袋，停在前一颗的左边……漫不经意的跳动一次，默默的沉寂了。
热的血浆，从脖腔里一股一股的喷出来，土道的边缘上滴落无数红点。
在“膏药形的旗子”下面，烧杀淫掠，残酷压榨，无穷的灾难落在人民身上。这里是人间的地狱。
林珏在其作品中对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戕害青少年心灵的罪行也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学校教室里挂着“王道分析图”“教育挂图”和“皇帝回銮诏书”等五花八门的材料，宣扬和灌输“日满协和”“王道乐土”。那长有“斑节的脸皮”、说话时带有“狰狞的表情”的副校长樱井，是一个退伍的日本军官、曾经参加过“欧洲大战”的战争狂。他一上任，就蛮横地取消工艺美术课，而添授军事体操，解散学生自治会，整天在校园内“像一只猎犬似的探嗅”学生动向。对学生和工友动辄施以“暴戾的拳头”，逼迫学生过着百依百顺的傀儡式的生活（《不屈服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学生组织起来，从事繁重的劳作，为侵略战争服务。学生们还经常地被派去“送入伍的军人，迎接凯旋的部队”（《乡音》）。日本侵略者在教育领域实施“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林珏的作品对东北抗日军民给予热情的讴歌。作者以雄浑悲壮的笔触，塑造了众多不愿做牛马的民族脊梁的形象，表现了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和不屈精神。应当指出，林珏对富于反抗精神的奴隶们的歌颂，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民众的范围内，而是把笔触伸向各个阶层，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描绘东北人民的抗争精神。
《播种》是一篇表现抗日军队生活的速写，在这篇不到千字的作品中，作者截取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在反击日寇战斗后的一个感人场面，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念。连长和士兵将战死的同志们安葬。在烈士墓前，他们“有的默默的举着一支右手，有的挥着泪”，高唱战斗的歌，决心继续完成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作品题曰“播种”，寓意极为深远：烈士们“抢先捐出了一腔热血”，但他们的灵魂却“活在同胞们的脑海里”，在人们心田中播撒下复仇的种子，鼓舞活着的人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斗。
《血斑》则是描写满洲士兵不甘做侵略者的炮灰、勇敢叛逃、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在被敌人追捕的途中，他们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饮弹而亡。全篇情调激昂而悲壮，给人以复仇的力量。
林珏作品的基调是“反抗”，他以饱蘸情感的笔触，雕塑了东北人民英雄群像，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列宁指出：“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