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九一八”事变这场巨大的民族灾难刚刚过去两个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便在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响亮地提出：“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描写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劳苦民众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和“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各种英勇的斗争”
1930年代初，林珏以其清新、质朴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步入文坛。他与同时期的其他东北作家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来自社会底层，有着辛酸和不幸的童年，在贫困和饥饿中苦苦挣扎；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影响和乡土民间文学的熏陶，成为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最初动因；创作伊始，都将视野较多地投向自己周围所熟悉的人物和环境，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中国东北民众的苦难生活，表达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生活道路的孜孜探索和对理想与光明的热烈追求；共同经历了使东北父兄一夜间沦为亡国奴的“九一八”事变，一度平静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奴隶们反抗侵略的义举，又都给予他们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文学的力量，使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使命感，流亡关内，走上了创写反帝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大约正是上述这种共同的经历所致，林珏的作品呈现出东北作家群在创作上共有的特点。
林珏的作品是充满着“血与泪的文学”。他怀着强烈的义愤和激情，执著地描写沦陷区的恐怖社会和惨痛现实，表现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和情绪”，把那血雨腥风的历史画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
偏僻的山村遭受着日军飞机的野蛮轰炸，“绞着腥臭的黑烟，向天边滚腾起来”，农民世代生息的地方，瞬时间成为一片废墟（《山村》）。敌人的铡刀下，成年人被“按卧在刀床上”，刀口下去，“热的血浆，从脖腔里一股一股地喷出来，土道的边缘上滴落无数红点”。无辜儿童也被“拖进刀口去”，脑袋滚落在马路边的车辙沟里，而“一双发育不甚完全的小腿，还在那儿微微的颤抖”（《铡头》）。具有天然美景的神仙洞，竟然放着早已被日寇奸毙的、光裸着的姑娘，乳房被割掉，胸前留下的“只有两块涂满血迹的伤痕”（《神仙洞》）。在插着“膏药形的旗子”的煤矿，一具具矿工的尸体“被丢掉河里”，或是“扔在山脚下”，“任野兽的吞噬”（《鞭笞下》）。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流淌着人民的鲜血，东北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侵略者罪恶的足迹！当然，作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图略”的描写，而是把笔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底层和各个方面，通过一幅幅简单却凄惨的生活画面，从更为深广的历史高度对侵略者加以揭露和控诉。短篇小说《破灭》述说了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的一家被淹没于悲惨的生活波涛中的全过程。王阿嫂的“丈夫、财产、家用使具，被侵略者的铁蹄一并扫荡了”。无家可归而且怀孕在身、心身受到极大摧残和刺激的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盼望生下一个男孩，为被日寇杀害的丈夫报仇。然而，命运又一次无情地捉弄了她：由于先天营养不足，竟生下一个无生命的畸形儿。这是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作者在“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应当说，林珏的作品反映出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虐和凶残，沦陷区人民的不幸和苦难，是东北作家群共同注意到了的。但是，在相同的这一描写领域内，林珏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当时的许多东北作家，把创作的目光较多地投向广大的农村或下层社会，表现那里的普通民众的悲忧与哀痛，勾画出侵略者的狰狞和残忍，如萧红的《生死场》、罗烽的《第七个坑》、白朗的《伊瓦鲁河畔》、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等等。与此不同，大概是由于林珏受过师范教育，又一度任教于哈尔滨和上海的中小学校的独特经历，他在作品中对侵略者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戕害青少年心灵、实行所谓“心的征服”的罪恶痛加抨击和揭露。《不屈服的孩子》意在塑造一个少年反抗者的形象，但作者同时真实地描绘了沦陷区阴森、恐怖、充满法西斯浓毒而如魔窟般的学校生活。尽管这种描写尚显得稚拙和粗浅，但不能不认为，它似乎开拓了东北反帝文学的新领域，扩展了反帝文学创作的新题材，是令人瞩目的。
林珏不同于其他东北现代作家的另一特色是，当时的许多东北作家，都大多从国际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日寇的侵略战争做过政治学的思考。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和《蒙古之夜》、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罗烽的《考索夫的发》等，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共同斗争的政治意识。林珏当然也在进行着严肃的社会思索，不同的是，他剖析了侵略战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把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控诉提到了更为深广的历史高度，揭示出帝国主义侵略军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寂寞》描写了两个日本下层军官和一个上等兵在侵略战斗的间歇所呈现的寂寞、无聊的病态心理。他们并非是天生的刽子手，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无边的寂寞和空虚。你看：早晨，上等兵在天井里打滚，“少尉蓦地跳起来，没有来由的往墙上敲了两拳。待拳头上尖起的骨节感到些辣辣的痛楚，少尉才觉得空虚的心有点充实了”，“大佐把皮裹腿、战刀、军帽一一的佩置起来，但，一会儿又一件一件的解除了。他烦躁的拉开抽匣，提出一只圆形的黑球”。从这些细节描写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日本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内心深处的厌战情绪。他们远离故国和亲人，深切的思念也无时不萦绕心头：少尉“急促的踅了两个圈子，从手册中找到爱人的照片，疯狂的接了一个吻。她在笑着，笑得叫他伤心。活的回忆尽在这死的照片上盘旋，心里长出了某种欲望，同时也平添了某种哀愁”。但是，这仅仅刹那间的人性的复归，并未能停止他们的兽行。为驱逐这种寂寞，大佐人为地制造事端，他们又开始了兽性的发作：“对着任何人，都实行搜查，掌颊，踢屁股，以侮辱别人作为自己的娱乐”，“他们全都感到勇武”了。作者既描写了他们身居异国土地的孤独、凄凉甚至痛苦的情状，又再现了他们失却人性的凶残暴行。显然，这些下层军官和士兵并非战争的主动者，侵略战争同样给他们带来了不可名状的烦恼，也形成了他们身上的这种被扭曲了的、矛盾的双重性格。作者抨击的锋芒，明显地不局限于这些人，而是那个罪恶深重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给人类带来的是血腥的浩劫，残酷的屠杀，灵魂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但是它的本质是虚弱的，战争愈是长期化，侵略者内部矛盾愈是尖锐化、深刻化，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亡的命运。不言而喻，林珏作品中所展示出的这一思想内涵，是其他东北作家的创作所未曾触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东北抗日文学新的发展与贡献。
林珏的作品又是充满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斗争的文学”。作者以雄浑、悲壮的笔调塑造了东北抗日军民的英雄群像，表现了奴隶们的顽强抗争和不屈灵魂，展示出东北大地上不可征服的抗日洪流。
在林珏笔下的反抗者的人物画廊中，有北方偏僻山村中不甘心做亡国奴而勇敢投奔义勇军的山民；有配合义勇军袭击侵略者，手执煤镐与煤矿守备队进行肉搏的产业矿工；有不屈服于敌人的酷刑，严守机密，保护参加抗日战斗的丈夫的青年妇女；有出于民族大义终于觉醒了的伪满士兵和警察；有每时每刻都要付出生命的抗日义勇军。而林珏笔下那充满粗犷和悲壮之美的抗日场面，更给人以压抑不住的战斗激情：
“我们手里还有一支枪，也就甘心等着刀杀到脖子上吗？”
……
“痛快点！有良心的小伙子们举起手来！”他激昂的喊。
“噢！——”
一个震撼天地的骚动，粉碎了前一分钟的严肃；一组墨黑的拳头，扫落积宿在墙壁间的灰尘。
这个镜头，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萧红在《生死场》中描绘的东北某村庄的农民们“哭向苍天”发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呐喊的宣誓场面。不难发现，萧红那“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
不难看出，林珏创作中着墨最多而最为感人的，还是那些民族正气集于一身的人物形象。短篇小说《老骨头》应视为林珏的“斗争的文学”的代表作；主人公程合则是刚直不阿的民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体现。作者没有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程合的生平和家世，而是将人物置于反击侵略者的战场。在祖国和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位年迈的老人竟然也投身到刀光剑影的战斗中。他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怀着“绝不能让必胜的抗战，因为挨饿失败”的信念，冒着密集的枪弹，独自向前线运送给养。当前线的部队开始冲锋时，程合的心像燃烧着“一团火球”，有谁会相信这样一位老人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竟是如此勇猛灵活！作者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他奋力杀敌的情景：
“杀呀！”扁担神速的舞着。
……
白刃的交织，使他周身象电掣一般灵活。
“杂种，两个，又两个！你娘的……”他恨怒的骂。
阻碍扁担推进的所在，只有一声呻吟。
这成功的行动描写，确实把程合身上所表现的淳朴、粗犷、勇敢而嫉恶如仇、富于牺牲的民族性格，生动地展示出来了。在《不屈服的孩子》中，作者又塑造了一个少年爱国者的形象。年仅十四岁的高陵，性格深沉、早熟，充满正义感。亡国的贫困生活和沉重的精神压抑，使他的身体极度消瘦，“没有血色，镇日浮着忧郁的脸”上，“找不到一点孩子们应有的天真”。但是，对日伪的奴化教育他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不满和抗争。他对同学们慷慨陈词：“整天叫背‘皇帝诏书’，又‘王道真谛’……这些玩意儿，简直是毒杀我们的毒药。”他画反战画册，涂写标语，在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凶狠的日本副校长樱井把他打得满脸血迹，并祸及家庭，将其父亲抓起来。但这并没有使他畏惧，高陵决心杀死樱井，为父亲报仇。当然，高陵所萌发的还仅是一种自发的个人反抗，在老师“我”的指点下，高陵明白了“勇气应放到大众的队伍里边”的道理。他勇敢地参加抗日军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剥削民众的毒虫们的劲敌”。作者真实地描写了高陵由朴素、自发的反抗而走入集体斗争的行列，成为自觉的抗日战士的发展过程，在主题的立意、思想的开掘等方面都较其此前的作品深入了一步，表明作者阶级意识的明确和观察认识社会的深入。
抗争，是林珏作品的基本品格。他笔下的一组组东北人民的英雄，集中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可贵的民族性格。林珏也正是以这些精心塑造的形象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向人们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非正义、反人民的侵略者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林珏的文学作品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他有自己观察社会生活的角度，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其独到之处。他并没有着意去选取那种辉煌、悲壮的史诗性题材，描写震撼人心的重大历史场面，追求波澜曲折、复杂多变的情节，醉心于在时代斗争的旋涡中表现人物，而是把创作的视野投向平凡的生活，截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或某个侧面而深入开掘，从而表现北方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悲欢、爱憎，诅咒和嘲讽罪孽深重的统治者。
《破灭》诉说的是一出令人悲痛欲绝的悲剧，然而是旧社会底层人民生活中常有的事情。从这个平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农民在封建势力和殖民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怎样凄惨、非人的生活。从这些平凡乃至愚昧落后的农民身上，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发自心底的反抗的呼叫。而在《登场》中，作者索性是在照相。林珏实在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师，他独具匠心地把摄影机置于督办公署的门前，将那些被抗日的炮火震得坐卧不宁的地方伪官吏们心惊胆战地溜进办公室时的丑态一一摄入镜头。作品的细节描写是细腻的，语言是辛辣的。这个仿佛由一组照片衔接而组成的故事，揭示了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虚弱本质。
即使是描写那种激烈的战斗，作者也并不是完全把镜头置于战斗的前线，去描绘刀光剑影的厮杀。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斗之后或之外，从而表现抗日武装力量的意志和决心。在《播种》这篇短作中，作者截取了抗日部队打退敌人进攻之后，官兵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安葬殉难的战友，并在烈士墓前挥泪宣誓的场面。作者没给作品涂抹任何悲观、感伤的色彩，而是明确指出，他们是“在为祖国争自由的战场上”，“抢先捐出了一腔热血”，他们的牺牲必将激发起更多的人起来战斗。我们从那幸存者挥泪高歌、祭奠烈士的悲壮场面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意志和坚强性格。
林珏作品中富于个性的景物描写，是颇为值得称道的。当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珏并非是一位高明而细腻的风景画家。且不说与景物描写的圣手朱自清等人相比，即使在东北作家群中，他也远不像萧红、白朗乃至萧军那样以精美、细腻的笔力描绘北国的迷人风光和独特习俗。尽管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同样怀有赤子般的恋情，但是，大概是严酷的斗争，紧张的工作，使他无暇去领略这些了。他意在创作更多的更富于鼓动性的斗争文学。既然如此，我们仍可以从那简练的景物描写中，捕捉到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林珏描景绘色，只是略加点染，粗线条的勾画，而且他笔下山水草木、日月星辰，“皆著我之色彩”
冷雾退尽了。
朝霞象是红澄的彩带，抹在沉寂了一整年的大烟窗上。
麻雀在马路上游行，一只吃惯了人肉的癫狗从杏树底下钻出来，又踅进柳树的空隙去。
我们不能不敬佩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和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那深刻而敏锐的观察力。作者在首先简练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之后，没有老生常谈地去写天，写地，写阳光，写空气。而是抓住清晨时麻雀落满街头、在市区悠然迈步的场景，朴素地加以涂绘。这不但把号称“东方小巴黎”的北方名城哈尔滨的凋敝、荒凉景象极其巧妙地渲染给读者，又把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本质认识——这是一个禽兽的世界——形象地诉诸人们。当我们随着作者的笔致，接下去读到教育局长带着苍白的脸色“箭一般”溜进督办公署、督办用他那“筛箩的步子”走进公署时，再回过头来品味一下作者对“吃惯了人肉”的疯狗“从杏树底下钻出来，又踅进柳树的空隙去”的描写，一定会忍俊不禁，为作者的妙笔所叹服。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到作者对统治者强烈的憎恨和辛辣的嘲讽，感触到作者内在的突奔、跳跃着的感情的波涛。
林珏的创作，一般都是单线条地展开情节，非常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生活。他为读者所提供的生活画面，朴实、单纯、平淡而无夸饰。正像鲁迅所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林珏具有善于发挥思考和揣摩人物心理的才能。作品中，他在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交叉运用了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段，把笔锋探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性格愈加丰满。一般地说，林珏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并不复杂，作者处于一种忧国忧民的激愤冲动之中。笔调是急促的，因此，其人物的心理描写是单一中见细腻。
《殒》塑造了一个商人的形象。这个利欲熏心的奸商，作恶多端，以至于大白天不敢走出家门。然而金钱的魔力又诱惑着他不甘心隐匿室内。林珏成功地展现了这个奸商准备外出前的一段心理活动：
香烟头在烟灰盘里渐渐的积起来；他静静的数着分针移动的脚步，有时候也偷空溜一眼阶前的太阳。
“这一次改组，自然也是我发迹的机会；今天晚上遇见会长，大家把办法决定了，粮米、蔬菜以及日用品组成一个大的‘组合’……那当然，两个月后买汽车是不成问题的。”他吐出一口烟。眼睛惯常的一眯缝，又接着想下去。“等‘宣抚班’回来。我亲身去见一次特务机关长，弄几百元奖金一定容易。”咽下积存在口腔的唾沫，把烟头栽到烟盘里去。
显然，这是一个有着极其卑鄙、丑恶灵魂的汉奸商人，借其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供给民族的敌人，以换取侵略者的“奖金”。作者对奸商的那种见钱忘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本质性格的刻画，真可谓入木三分。《老骨头》的心理描写则与此略有不同。作者分别写了“老骨头”程合为抗日部队送饭前、途中以及战斗结束后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活动，应当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朴素的愿望，即“绝不能让必胜的抗战”失败。大概是严酷、激烈的战斗容不得老人有更多的思索，程合的心理是那样纯正、坦然而单一。但是，我们却从主人公那独特、平凡的心理活动中，看到了一个善良、淳朴、富于牺牲精神的农民形象，看到了他那金子般的精神世界。
林珏的作品再现了30年代东北民众的生活，担负起民族斗争与民族自我批判的双重责任和使命，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认识意义和纯真质朴的艺术魅力，在东北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