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丁首先是一位小说家。他在东北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古丁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文论家。他的文学创作观，体现了鲜明的风格和个性特征，同时，作为东北沦陷时期文坛最重要的派别艺文志派的领军人物，又比较整体地呈示出这一派别的创作论体系。

创造的基础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守护，这是古丁十分强调的。就东北现代文坛而言，古丁是与日本文学与文化发生密切关联的代表性人物。他曾这样自白：“满洲文学还没有脱离萌芽时期，它的开花，毋宁说要待到将来。我们之所以有今日，单纯依靠满洲作家的创作是难以实现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依赖了日本各先辈和朋友们的热情援助……如果没有这些先辈和朋友们的援助和鞭策，满洲文学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势……满洲文学，至少满洲人文学还不具备自己的理论，有的不过是‘写’与‘印’而已，我们名之曰‘写印主义’。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首先要努力写出作品。总而言之，现在我们还没有作品，所以首先要从无到有。这种心情和设想至少是满洲人文学者的一致的想法。”414157借助外族文化者的力量发展地域文学，这大约是古丁的初衷。然而，古丁对民族文化的爱恋与守护，还是清晰可见的。在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汉语言国度都“很少说汉话”414158的时代，一度陷入精神困境的古丁这样表达内心的感受：“汉话是我的内心的小河，潺潺地流，缓缓地流。汉话里面，有我的诗。”414158针对“用日语去写作的呼声”，古丁不禁指问，“倘他连自己的母语都不会创造（即便不能创造，至少也要传承），他究竟创造了其余的什么呢？”他就此还进一步论证说：在日本文学史中，“那用汉字写作的文人，终究是没能给日本的文学增添了太多的珍宝，倒是《万叶集》《源氏物语》等，用纯正的日本语写成的‘カナ的文学’，不但在产生她的民族里光芒万丈，就是在世界的文学里，也加添了不少的珠玉。”414160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并非是封闭的。将汉话“孤守深闺”、“娇生惯养”，是决然有害的，古丁看到了“人民已经在勇敢而英断地吸收了汉话以外的话”414161的社会情状，指出：“只要是能活在一民族的生活里，即使是另一民族的话，也会活在那一民族的话里的。”414160

古丁的文论主要产生于东北沦陷时期，他是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他认为“作者倘不把他的生命燃烧在他的作品里，那作品便不会有气息和脉搏”414163。他将生命意识融入文学中，贯穿于文学创造理论，将创造视为文学的生命。

创造是一种“增添和开拓出新领域而使世界更广阔，同时又由于使人在内在心灵能体验到这种新领域而丰富发展了人本身”414164的活动。创造的这种双重作用表明，我们在分析创造活动时应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它自身是一个统一整体；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者人类一般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414165文学创造当然包括于其中。

文学创造过程，在古丁看来，重要的一条是对文学传统的传承。他说：文学“必须有诗魂”414166，而“一贯的诗魂。倒是必须有所传承的”414167。这种传承的内涵是，其一，文学诗魂的传承是研究拯救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绝缘的核心；其二，传承是文学者无限的债务，具有永恒性；其三，传承不是囫囵地咽下，而必须经过一番细嚼，更不是以传承表现着逆行的意义，而且这种传承并非是“克隆”，“只是在那底流中，有脉脉相传着的共通之点而已”414167；其四，文学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作品主人公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便发生了文学史的意义；其五，在这种传承过程中，文学者在叙述和创造着自己所置身时代的横面的历史、言语、风俗、习惯、思维、情感等等，所谓“创作”与“叙述”是有区别的：“前者包含变新的意义，后者只是尽了誊写的能事”414169。由此，古丁将传承在创造活动中的地位，从传承到创作的步骤及过程，清晰地展示出来。

古丁认为，传承对于文学创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作者“对于文学的流变，不能有完全无知的权利。自己的传统、人家的传统都要有一个概略的知识”。但是，不应“把自己埋葬在那传统里，而是从那传统里生成”414170。因为，文学原本就不是“完全弃绝了上一代的传统”414171的一张白纸。同时“承传某一个传统，私淑某一个作家，对于有志于文学的人，并非是一件耻辱，毋宁一种权利”414170。

纵观文学历史，其动态的累积性是明显的特征。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对传统的传承，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创造。古丁的“传承”论呈现出的这种时代意义，是令人钦佩的。

文学是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艺术样式，这一点具有永恒性。这种精神需求性，决定了文学应当创造的必然和必须。它的与时俱进的流变意义，深含了文学创作的特有规律。古丁对此的认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古丁认为，文学创造“须要大杰和大才”，小智小才无以能担当此任414173。但“即令是大才杰物，如果只管傲物，便只好‘埋没’他的天才，永不发光了。天才须要努力来磨炼。一个天才的终生，便是努力的一生”414174。这是对文学创造者人格与素质的规定，是文学创造的基本前提之一，缺此便无以言文学创作。

就文学创造而言，文学的独创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牵引”作用。古丁明确认识到艺术家的这种力量，指出，艺术家牵引着大众，而并非被大众所牵引。这是因为，“凡是纯而新的事物，民众都肯接受；所谓‘纯’，是不顾虑劳而无功；所谓‘新’是不拘泥旧的传统”414175。古丁的“牵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从来都经历着一种适应—不适应—再适应—再不适应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一种创新的艺术一旦生成，便与社会和民众从不适应而逐渐走向适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迁移，其从新的适应走向新的不适应。这种过程，是不断创造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艺术家牵引着大众”的过程，也就是使社会与民众适应创造性艺术的过程。

文学的创造，有着多方面深远的内涵。东北沦陷时期的论者大多注重了文学的“广”。这当然是文学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古丁所言，“文学该不是那样褊狭的东西，我不主张文学局限在一个小天地里。”414176同时，文学创造也固然要“新”，但“新”不仅仅是与“旧”相对应的无边际的异端。古丁分析和批评了“那在‘新’里寻求刺激的论者的‘新’的心理”，指出，“影片里不是早已有了兽片、险片一类的东西了吗？……文坛的新人大都是写了癞病院、支那、南洋一类的罕见的故事而登龙，但不久也都自然消灭，不再有人提起来了。”414176这样的追求感官刺激的“新”是没有生命力的。古丁更强调文学创造的“深”。他认为：“那些往‘深’的方面用功夫的人能够不被人忘却。莫泊桑的《项链》故事很平凡，但是居然能传诵至今，我想也是因为‘深’。果戈理的《外套》的主人公我们能浮在眼际，我想也是因为‘深’。”古丁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向着‘深’的路子去学习，磨练的。”414176显然，对于文学的创造，古丁更看重的是内容的创新，思想的创新。用古丁自己的话说，作家不要去创造那种“光会在故事里走而不会在人生里面走的人物”414176。

要达到文学创新的地步，并非一蹴而就便可成功。在古丁看来，创造是一种过程。他虽然没有完整详细地一一列出这一过程的环节与步骤，然而，他却在其文学创造理论中，涉及了有关重要的过程。古丁认为，幼稚是创造“必经的路途”414180。因此，经此过程中的任一幼稚的行为，都“没有什么可笑，也没有什么可耻。她需要诚意的支持和善意的扶育；捧和骂都是别有用心”414181。模仿也是创造过程中的必有阶段。古丁有一生动的比喻说：“作者找石膏是容易的，去捏那石膏却须要大的修养。”414182这是言说创造之不易和作家的创新需有很高的素养。要达到这样“大的修养”的境地，就必须经过“磨练了自己的思维”的过程。他告诫那些“手中有一个模子”的作家：“即使用什么样不同的面粉，也不会塑出不同形态的饽饽的。”古丁期待着作家“及早扔掉了那模子”，因为，“天下的一木一石也没有相同的”414183，沉潜期是文学创造重要而关键的阶段。行进在创作之路，每一个作家都面临着挣脱窠臼、突破自我的考验。也许作家沉潜的形式与内容各有不同，但他们却相当一致地在省思走过的路，寻求创新之途。古丁很欣赏小松关于沉潜的描述：“过来的一步是漆黑的路。未来的遥远也许竟是险途。”414184沉潜不应是单纯的“无文的缄默”，应当是严谨的回思与瞻望。在此基础上，发生“情感的飞跃，生命的再燃”414184，从而达到“创作力依然旺盛的目的。沉潜显然具有休整思维、积蓄功力、再造新生的功能与作用。

古丁认为，文学创造要有时代感和个性特征。他说：“我不主张坚持前一代的成见；一代应富有一代的感性和知性，一代应当有一代的位置和处地。”414186作家要“独自开拓一条各自的文学道”，“涂成清一色的企图该是会萎缩文坛的”414187。古丁呼唤作家在新的境地里去寻求新的声调414188。他说：“唯有新的酒，才配装进新的皮袋里，陈酒装进新的皮袋里，连皮袋也要被弄破旧。”414189又说：“唐重诗，宋重词。元重曲……所以才有文学史，而所重者都是‘新’，所轻者都是‘旧’。”414190可见，文学的创造，不仅是内容的创造，同时也是文体与形式的更新与再生，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古丁借用鲁迅的话来论说文学创造：“鲁迅的《故乡》有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文学上的路，也是这样‘走’成的。”414191筚路蓝缕地开拓，显然是文学生命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