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在生产力急剧提高、生产关系深刻变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明显地暴露出来。适应这一时代的理论要求，社会学、实证哲学等新学科和新理论得以创立。而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又标志着自然科学步入了一个光辉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不仅为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直接输送了各种思想养料，而且成为文艺生态学思想走向历史高峰的重要因素。

19世纪文艺生态学思想繁荣时期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斯达尔夫人，紧随其后者主要有黑格尔、丹纳、勃兰兑斯等人。他们的突出、创新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局部某一新的思想观点上，就实际情况而言，他们更注重了对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整体性与宏观性的思考和把握，各自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地构筑了较之前人更加系统的文艺生态观，尽管他们的这种努力多半是不自觉的。对上述诸人，笔者将有专章论述，此不详说。然而，这些文艺生态学思想大师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不是孤立的。丹纳曾言：艺术大师的周围，必然有低沉的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能成为伟大”414335。就这一时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史而言，同样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谨对文艺生态学思想大师身边的“和声”，择要予以评说。

巴尔扎克（1799～1850）在《人间喜剧·前言》中，从生物学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环境决定人物”的理论主张，由于这种理论是这位伟大作家从自身创作的体验中得出的，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和说服力。

巴尔扎克为自己提出的创作目标是：“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414336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意思的起因是人类和动物的一次比较”。他指出：“动物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外形，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它的形式的种种差异，取决于它必须在那里长大的环境。动物的类别就是这些差异的结果。”这个生物学的规律较早地深人巴尔扎克的内心，他由此感到，“在这一点上，社会和自然相似。社会不是按照人类展开活动的环境，把人类陶冶成无数不同的人，如同动物之有千殊万类么？”414336这里，巴尔扎克再明确不过地提出了“环境决定人物”的观点。而且，在其他文章中，他还对此做了反复说明和强调。他在《社会解答》中说：“人在自然处境，肯定或者决定，全和他的周围事物有关。”414338他甚至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的理论观点：“大自然仅仅把我们造成无聊的动物，而我们之所以变成傻瓜，其责任在于人为的环境。”414339巴尔扎克看到了环境使人类产生的各种差异，各种职业者之间的不同风貌与个性，从而产生出这样的想法：“布封想写一部书讲述全体动物，他完成了一部卓越的著作，我们不是也该替社会写一部这类的作品么？”414336

巴尔扎克从自然环境决定动物的理论出发，推导出社会环境决定人物的结论。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思想层面上。他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有所不同。在巴尔扎克看来，首先，人是会思维、有智慧的，人类“或多或少的智慧把战斗弄得特别复杂”，这是自然界动物所不具备的。其次，“动物的习惯，至少在我看来，在任何时代都经常是相同的；可是，国王、银行家、艺术家、资产者、教士和名人的习惯、服装、语言、住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高下而起变化。”414341“杂货商人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而贵族有时会沦落到社会最低层。”因此，“社会类别的描写应当比动物类别的描写多一倍。”414341巴尔扎克在这里至少说明了这样两层意思：第一，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风俗，但他们决不是僵化不变的，将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变化。第二，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的社会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处在这不断演变的社会中的人类，也必然经常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意识、观念和风俗习惯。这些同样是在动物与自然界间不曾发生过的。因此，艺术家在描写决定人的环境的同时，应为“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这样描绘的社会，这本身就需要带有它的运动的理由。”414341

毫无疑问，巴尔扎克在断定社会环境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基本因素的同时，又充分意识到社会环境的演变性、发展性和复杂性。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能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审视社会，得出如此鲜明、透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观点，作为一位欧洲近代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是相当了不起的。当然，这些结论的出发点——动物的类别分析，也许是可笑的，而且他对人类与动物的机械比较，也不足取；他把社会环境与人及文艺创作的关系，似乎视为一种单线性的影响关系，过于简单化了。

与巴尔扎克同时代的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的文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艺术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发展和变化的，这与黑格尔的观点有相同之处。

雨果首先确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诗总是建筑在社会之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雨果看来：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支配世界的并不永远是同一种性质的文明，或者说得更精确然而更广义些，并不永远是同一社会形式。整个人类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经历过生长、发展和成熟阶段”。414344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原始时代、古代和近代。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个历史阶段文学的迥异。

在原始时代，“土地差不多还是荒芜不毛的，已经有了家族，但还没有民族；有了父老，但还没有君主。每个种族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法律，没有冲突，也没有战争。一切东西都属于每个人，也属于集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人。人过着田园的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是一切文明的起点，而且多么有利于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他自由自在，听其自然。他的思想如同他的生活一样，象天空的云彩，随着风向而变幻、而飘荡。这就是最初的人，这就是最初的诗人。他年青，富有诗情，祈祷是他全部的宗教，颂歌是他仅有的诗章。”在这种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诗的形成是表现了上帝、灵魂和创造三者统一的歌谣，具有淳朴特征的《创世纪》是那个时代的“诗集”414345。

到了雨果称之为“成人时期”的古代，由于产生了民族、王国，出现了权杖和管理人民的首领——“牧人”，“这些民族在地球上开始过于拥挤。他们彼此妨碍，彼此摩擦；由此便产生民族的迁徙，产生流浪”414346。由于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更，文艺也随之变换了容貌。“诗反映这些巨大的事件，它由抒情过渡到叙事。它歌唱这些世纪、人民和国家。它成为史诗性的，它产生了荷马。”414347确切言之，具有“单纯性”艺术特征的史诗，成为这个时代艺术作品的代表。非但如此，此时“一切都带有史诗色彩”，即使古代悲剧也“只不过是在重复史诗”，“古代所有的悲剧都零星贩卖荷马。同样的传说，同样的浩劫，同样的英雄。所有一切都取之于荷马这一源泉。”到了雨果称之为“老迈之年”的近代，“一种精神的宗教，取代物质的、外在的多神教并潜入古代社会的心脏，将这个社会除灭，而在这种衰老文化的尸体上，播下近代文化的种子”414348。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这个时代的人，产生了一种忧郁与沉思的精神特征，具有这种精神物质的诗人，在基督教的引导下，发现“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人的精神特征与现实存在相融合，导致了与社会环境和谐的新的艺术——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归纳和分析这样二点：第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欧洲文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许多文艺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在探讨文学发展的外在动因。席勒、黑格尔、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都曾从各自的文艺或美学思想体系出发，提出过自己划分文学发展阶段的观点。尽管雨果对人类历史和文学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科学，但他认为，文学的发展阶段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文学也必然一新其貌。这确是精辟之见，正如他所说：“世界既然罹受了一次如此深刻的革命，那么在精神领域也不可能不发生类似的变化。”414349如果说，斯达尔夫人、丹纳较多地从地域环境视角观察文学，那么，雨果则是重在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表露出彼此重心的不同。当然，雨果还只是得到了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感性印象，尚未把握住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历史发展规律，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第二，在雨果看来，历史发展的三个时期，艺术的诸因素也是不同的。在体裁上的表现是：抒情短歌→史诗→戏剧；在艺术特征上的表现是：淳朴→单纯→真实；在内容上的表现是：歌唱永恒→传颂历史→描绘人生；在塑造人物上是：传人→巨人→活人。这表明，社会环境对文艺的体裁、内容、风格、人物的影响也是深刻的。雨果的这些认识，是对文艺生态学思想与规律的更深入一层的挖掘，这在其同时代人的艺术理论中是不多见的。

继雨果之后的左拉（1840～1902），出生在崇尚科学的法国，生活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工业技术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年代，这种生存环境，为其以科学控制文学的理论主张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他对自然主义作了这样的界说：“把近代的科学公式运用到文学上去，便是自然主义。”414350从这一概念出发，左拉融入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原理和达尔文的遗传变异理论，提出并阐述了其关于文学与人的遗传基因、环境关系的理论。

左拉指出：“在对一个家族、对这样一群活着的人的研究中，我相信，社会环境同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对于生理学家来说，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纯然是化学和物理的问题，这样就便于他寻找他们的规律。可是，关于社会环境，我们还不能证明它也仅仅就是化学的和物理的问题。不过，社会环境是一群活着的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这一群活着的人绝对地服从物理和化学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活着的人如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同样是起作用的，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实验小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掌握人类现象的总体，表现出在遗传影响下和周围环境影响下，生理学所能解释的这种或那种精神感觉上的现象是相互关系，并且还表现出人所生活着的、同时也是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里面的人的情况，这个环境他每天都在改变着它，同时这环境里他自己也感受到他自己在不停地变化着。”414351在左拉看来，人除了遗传与生理的因素外，社会环境同样对他产生影响；社会环境尽管与生理学意义上的环境不同，但人类乃至没生命的物体绝对地服从物理和化学的规律，这是相同的。由此，左拉得出结论：人在“遗传影响下和周围环境影响下”，产生了生理学意义上的相互关联的行为，社会环境是由人造成的，人改变着环境，环境中的人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左拉认为，实验小说应当是对人进行生理学试验的创作体裁，它应当描写具有某种遗传因素和生理欲望的，并处在一定环境中的人。这便是实验小说建立的基础。

左拉创立实验小说理论，宗旨在于以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但在具体的实验中却屡犯错误。他过分地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作品，进而从事文学创作，把人描写成生物的人，而忽视了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是他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失误，但是，左拉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某些观点，却仍有可以值得借鉴的价值。这就在于左拉认为，人的遗传因素和生理要求，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他执著地研究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在创作中表现人的生理本能和遗传基因所呈现出的不同行为，这使他的某些作品突现出现实主义的特色。

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对文学生态学的思想建设，无疑有着独一无二的贡献。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理论主张也很有创造性和系统性。除上述外，我们还应提到圣·佩韦和居尤。圣·佩韦（1804～1869）主张以实证主义观点评论文学历史。他认为，“倘若不考察作家的为人，便很难评价他的作品。”414352即要注意考察作家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具体而言，就是作家的种族、国家、所生活的时代、家庭出身、幼年环境、所受的教育和交往、首次的成功与失败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圣·佩韦是提出了一种文艺生态学的批评方法；比较而言，他对围绕作家周围的社会环境要素的分析又是比较完整的。居尤（1854～1888）认为，生活、道德、社会、艺术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整体；表现它，是伟大的艺术，而失去它，则是没落的艺术。由此，居尤指出，一方面，艺术天才从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另一方面，艺术天才又能够创建全新的社会环境。体现出对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综合考察、宏观把握的研究态势。当时的比利时人米盖尔恩在研讨弗朗特尔派绘画时，力考其与“政治的，产业的和社会的发达”的密切关系，这种研究态势，是否已成为当时文艺生态学思想研究中的普通倾向呢？回答当是肯定的。

在西方近代文论历史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属于别有特色的一支。俄国文学的起步是比较晚的，这也决定了它的文艺理论批评历史的暂短。但是，19世纪西欧的各种社会思潮，无不对其有所冲击，又由于俄国文艺批评家们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而表现出同时代西欧人无法企及的革命性，他们的文论呈现出鲜明的批判精神和先进性。他们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赫尔岑（1812～1870）占据着承先启后的地位，是我们首先应当论及的。

赫尔岑认为，艺术流派的产生和发展，与时代和社会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属于两个伟大的过去的时代，人们不论怎样努力要使它们起死还阳，它们还是只是死者的幽灵，它们在现代世界中是没有地位的。古典主义属于古代世界，浪漫主义则属于中世纪。它们在现代不可能有特殊的统治地位，因为今天既一点不象古代世界，也不象中世纪。”414353赫尔岑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文艺生态学观点，即艺术流派与风格的产生，是决定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艺术流派与风格也必然随之改变。这个思想与黑格尔、雨果等人的“时代、环境决定艺术”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在赫尔岑看来，生活在古代世界的古典主义作家，必然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在人类童年时期的世界观的影响下，“他们完全被经验和特殊对象所吸引”，崇拜自然，进而创造出符合那个时代和环境以及人类审美情趣的艺术，由此形成了古典派艺术。浪漫主义则属于中世纪的产物，表现出精神与物质根本对立的艺术倾向。“就时间上说来，它们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两个真正必需的因素；它们形成的年龄虽然各各不同，但却是相对真实的两个阶段，两种见解。”414354但是，时代发展到今日，无论是古典派还是浪漫派，都远远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每天每小时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人类再也不需要这一种古典派，也不需要这一种浪漫派——他们要的是人，现代的人”414355一种脱去各种假面和伪装的真实的人和现实生活。于是，作为适应新的环境——一个“忙乱的、专心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专心于社会问题、专心于科学的时代”的艺术——现实主义便应运而生了。414356当然，作为新艺术的现实主义，决不是凭空而降，它是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与继承。“它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或者不如说，它又是前者，又是后者，然而可不是机械的混合，而是一种化学产品，各构成部分的特征已经在其中消灭了”；“其中有浪漫主义幻想的成分，也有古典主义的造型的成分；但是在它身上这些成分并非是独立的，而是不可分割地溶化在它的机体中，溶化在它的外形中。”414354这也就是说，不仅一种时代与社会环境造就了新的艺术流派，而且，一种新的艺术流派还脱胎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与以往的艺术流派——一种特定的社会艺术氛围有着更密切的关联。

别林斯基（1811～1848）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始人。他直接投身到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以执著于俄罗斯大地的不倦的情思，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基本原则。正以此为基点，他提出了如下文艺生态学主张。

其一，文学总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他认为，俄国19世纪30年代成为中篇小说的时代，“连长篇小说也恭敬地让开路，让中篇小说走到前面去”。它被当时的人们所爱读、争购甚至创作；它使文学家旦夕之间致富，获得房屋和田产；它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这原因何在呢？别林斯基指出：“原因是在于时代精神，在于一种一般的、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倾向。”414358“是一般需要和时代支配精神的结果。”414359在他看来，人类成长的历史，可以分为幼年、青年、成年、老年时期，因此，“诗歌也有它的生长，那总是和民族的生长并行着的。”414359如果诗歌开始时是理想的，是它的理想生活的结果，它就无法转变到现实诗歌方面去。接着，别林斯基这样写道：“古代世界的幼年结束了；对于神和奇妙事物的信念死灭了；英雄主义的精神消灭了；临到了现实生活的时代，诗歌不可能再凌空虚构：它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崇高的直率，这种朴素的、高贵的、平静的和庞大的壮伟，以前所以有这些东西，那原因是在艺术与生活的和谐里面，诗的真实里面。世界起了大变化，焕然一新的、精神充沛的人类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产生了人的概念，这是一种和民族分离的、独自成趣的个别的存在……行吟诗人的描写爱情的痛苦、忧闷村女和被囚公主的哀怨的阴郁之歌，凯旋与胜利的歌，爱、仇、正直行为的故事——这一切都得到了响应……长诗变成了长篇小说。”414361这里，别林斯基明确地提示出时代演变决定文学变迁的文艺生态学规律。这种变化的程序是，“时代支配精神”，而人的精神又支配文学变化。别林斯基一方面肯定了时代变化带给文学作品以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认为时代变化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他说：“生在我们的时代，连玉外纳（约60～140年，古罗马讽刺诗人。——引者注）都会不写讽刺文，而写中篇小说的，因为如果有时代思想，就一定也有时代形式。414362别林斯基的上述主张，与雨果所论显得特别相像，所不同的是，别林斯基是以现实主义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时代赋予文学的特定的历史特征、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这是雨果所不及的。

其二，新的文学必然是在一定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中酝酿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学的出现，当然有其时代的“支配”作用，但是就其自身的发展而言，它又是在先驱者的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诞生。这种特定的文学社会氛围，是文学发展和创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被别林斯基称为“现实的”诗的俄国“自然派”文学，实际上就是对莎士比亚文学传统的扬弃与创造。他还认为，“克雷洛夫产生了无数寓言作家，奥赛罗夫产生了悲剧作家，茹科夫斯基产生了谣曲作家，巴丘希科夫产生了哀歌作家。”414363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其三，要解读一位作家的作品，必须考察作家所置身的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他说：“为了猜破像拿破仑那样无限伟大诗人的忧郁的诗篇之谜，首先应为猜透他所表现的时代的秘密，而为了这点就应当用哲学的火炬来照明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使命——体现永恒的理性——在各种事变中所走过的历史曲径，并且应当用哲学的方法来确定这位诗人在人类的历史运动中遇到人类的那个地方的经度和纬度。如果不这样做，那末对于事变所有引证，关于社会风尚和社会对诗人的态度以及诗人对社会和对自己的态度所作的种种分析将什么也不能说明。”414364别林斯基不仅提出了分析文学作品的文艺生态学方法论问题，而且深入一步地指出了这种方法对于理解作品的关键性作用。

其四，自然环境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别林斯基认为，印度的庞大建筑物、巨大雕像与这个国度的喜马拉雅山、巨象、蟒蛇；希腊的裸体雕像与这个国家的适宜的气候；斯堪的那维亚的贫瘠、雄浑粗犷的自然界与诺尔曼人的庄严诗歌，都具有着某种联系，自然界是造成这种独特的艺术体裁、风格和内容的重要因素。当然，在别林斯基看来，自然地理环境对艺术的影响是有限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是把自然地理环境看作影响艺术的次要原因，这是符合实际的。

别林斯基的艺术批评活动时间，大约介于斯达尔夫人和丹纳之间，尽管他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还不是那么系统，但他的某些观点（例如对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看法）要比斯达尔夫人深刻和鲜明，而且，他的现实主义出发点，也与斯达尔夫人形成较大的反差。而这些也就决定了他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比较独特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文艺批评史上与别林斯基并驾齐驱的人物。一方面，他的文学批评观，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他的哲学思想则与费尔巴哈有着血缘关系，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结束始终是费尔巴哈的信徒。”与费尔巴哈相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是周围环境的产物。在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下，人具有了与其相适应的行为。他主张人们在谴责一个人的罪过时，“首先必须仔细看一下，究竟是他犯了您所谴责的那种罪过，还是环境和社会习惯有罪过，好好地看一下吧，也许这完全不是他的罪过，而只是他的不幸。”414365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奠定了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他的文学批评观，又是在继承别林斯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因此，他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也与别林斯基有相通之处。他十分赞赏别林斯基这样的观点：诗人首先是人，其次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是时代的儿子，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对他的影响不会比对别人更少。由此他断定，艺术“只有当它的发展是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的时候，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活动，又各有其取决于民族生活特殊情势的个别的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看到了影响文学发展的“时代的普遍要求”——社会环境这一决定性因素，而且认定，造成各民族文学差别的是“民族生活特殊情势的个别的条件”，即民族环境，表现了文学批评上高度的环境意识。值得高兴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意识到，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美的概念。但是，由于自身与历史的局限，他显然无力完成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解释，这又是令人遗憾的。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俄国又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的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哲学思想，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主要源于19世纪初英国思想家罗伯特·欧文。欧文认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414366而人的这一切又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着。杜勃罗留波夫十分赞赏欧文的“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的理论，并认为，思维之于物质，是一种依赖关系，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性格取决于社会的环境；人又能改革自己周围的环境。他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和创作理论中，指出，不是生活按照文学理论而前进，而是文学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文学的不朽性，是因为文学是“按照生活而形成”的。无视影响文学的社会环境，就如同将植物与土壤割裂开来，“只能看到植物底形式，却无从完全知晓它的生活。”414367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共同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即他们同有现实主义的出发点。以俄国的现实为参照系，表达了社会的变化决定艺术的盛衰的主张。正是因此，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又渗透着其独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这是其同时代的他人所不具有的。

综观19世纪，为数众多的文论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家群体，他们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观点达到了近代欧洲文艺思想家所能够达到的理论制高点；形成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的又一繁荣期。但是，文论家们的思想主张，在整体上仍然未能脱离唯心主义或朴素唯物主义的范畴，因而未能形成质的突破。而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马克思、恩格斯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