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以其浩繁的理论巨著，构建了自己独特而庞大的思想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414417但不言而喻，在黑格尔时代，他还不可能对文艺生态学进行系统的论说和整体性的构建，然而，在他的思想与理论体系中，却涵盖和显露出诸多相当深刻而丰富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在提出并建构文艺生态学这一崭新学科的今天，对黑格尔的文艺生态学观点做一描述，当是十分有意义的。

打开黑格尔的理论著作，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段话：“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在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他）的观念和目的。”414418这段论述，比较全面地指明和概括了黑格尔所能体察出的与艺术有所关联的外部世界的诸方面，这包括：时代的、种族的、地理的、文化的等多种环境因素，并论定了艺术对环境的“从属”与“依存”关系；由此，我们便可启开黑格尔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洞门，直探其深邃悠远的堂奥。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变量。在评述这个观点之前，对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论述做一简单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黑格尔将地理与自然环境视为“精神发展的基地”。他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414419其次，黑格尔认定，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社会政治情状、人们性格特征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重大差异。他指出：“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414419黑格尔把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类：1.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前者，人们“显示出了好客和劫掠的两个极端”，“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人们从事漂泊的游牧活动，过着“大家长制的生活方式”。在中者，由于河流的丰富与土地的肥沃，人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然而却被“束缚在土壤上”，养成了“无穷的依赖性”。在后者，无限的大海，锻铸了人们勇敢与冒险精神，又赋予其沉着、机敏的性格，“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黑格尔认为：“我们要把这些差别看作是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而和各种偶然的差别相反对。”414421上述观点，受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显然是十分明显的。其中，不但“民族精神”的概念直接引自于孟氏的思想学说，而且，气候、土地和海洋与人们的性格有着依赖关系的观点，也是直接承袭于孟德斯鸠的理论主张的。其实，黑格尔也并未掩饰这一点，他曾充满感情地盛赞孟德斯鸠的代表性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是“一部美妙的著作”414422。上述黑格尔的这些社会学、历史学观点，奠定了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它们也或多或少地概括进和涉及了文艺生态学的某些范畴。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黑格尔在分析古希腊艺术的历史社会环境时，十分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他认为，东西方文明与艺术的不同，是与地理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东方诸国的地理自然环境，“永远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人们“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而古希腊则“山岭纵横，河流交错”，“没有一个伟大的整块”，“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414423。因此，东方人“没有认出他们自己的意志”，“却认见了一种全然陌生的意志”414424。而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却“正同希腊各民族多方面的生活和希腊‘精神’善变化的特征相吻合”414423；在这特定的空间内，“各个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并通过“‘精神’所认可的‘法律和风俗’所造成的结合”这一媒介，形成了具有独特性格的希腊民族414423。这就构筑了迥然不同的东西方艺术。应当说，自然地理环境对文艺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艺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黑格尔是明确认识到了艺术发展的这一历史特征的，但他把地理环境视为推动艺术与文明、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却有失偏颇。

尽管如此，黑格尔并非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并不认为地理环境是艺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其作用与地位，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414427这里，黑格尔较之孟德斯鸠，显然要高出一筹，其深刻之处在于：自然地理环境尽管有助于伟大艺术品的产生，但并不能单独造就伟大的作家及其创作；它是文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当然也不是毫无作用的因素。也可以说，它对文学发展的内在过程的本质特征，是起着一种催化作用。作为精神劳动产品的文学，它的创作过程是复杂的，就其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言，单一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在艺术的发展史上是有事实可证的，然而，那只能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发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科学的进步，自然地理环境对文艺的影响也就失去了它的决定性地位，而是仅仅作为诸因素中之一种发挥作用。而从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也确可以得到这样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启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外部动因，应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应当说，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及其所赋予我们的深刻启示，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从理论上破除了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思想束缚，摒弃了他们的艺术发展决定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主张，从而不但为艺术理论的研究与进步拓展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艺术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展露了一个更为新鲜的天地。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黑格尔才以巨大的历史感和丰富的辩证法，在更为宽广的人文环境中去审视艺术的历史进程的。

在讨论黑格尔的艺术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论述时，他的一段话值得我们重视：

只要检阅一下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日常意识里种种兴趣和它们的满足有极大的复杂性。首先是广大系统的身体方面的需要，规模巨大组织繁复的经济网，例如商业、航业和工艺之类，都是为着满足这些需要而服务的。比这较高一层的就是权利，法律，家庭生活，等级划分，以及整个的庞大国家机构。接着就是宗教的需要，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感觉到而从教会生活中得到满足的。最后就是分得很细的科学活动，包罗万象的知识系统。艺术活动，对美的兴趣，以及美的艺术形象所给的精神满足也是属于这个范围的。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联系到世界中其它生活部门，这种需要有什么内在必然性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些范围的需要只是存在面前的事实。但是按照科学的要求，我们就得深入研究它们的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和彼此之间的必然性。414428

对此，我们可以结合黑格尔的其他有关论述，从两个角度或方面对他的“层次说”加以研讨。其一是社会生活内容的层次。黑格尔以广阔的社会与历史视野，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视为一个“广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容纳了经济、国家机构以及宗教、艺术等诸层次。其中，经济是首位的；“比这较高一层的”是国家机构以及相适应的法律、权利等；更高一层的便是宗教和包括艺术活动、对美的兴趣、美的艺术形象所给的精神满足在内的知识系统层次。可见，黑格尔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社会系统中“规模巨大组织繁复的经济网”的基础地位，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高层次地位。黑格尔正是在其融注了可贵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分的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鲜明而科学地指明了艺术在社会总体环境中的位置，从而使他的文艺生态观具有了正确的理论前提；而且，他进一步地认为，应当深入研究包括艺术与经济、艺术与国家机构、艺术与宗教之间联系在内的诸层次间“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和彼此之间的必然性”，这又无疑是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设性意见。回顾此前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上述主张，乃是西方艺术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具有唯物史观内涵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尽管它不免显得笼统和不完整、欠精确，然其深刻之处确显而易见。其二是人的需要的层次。黑格尔从人的需要这一人生规律出发，认为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首先是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即饥、渴、倦与吃、喝、睡的“矛盾和矛盾的解决”414429，然后才可从事法律、宗教、艺术等活动，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从这里，我们似可捕捉到马斯洛“需要层次说”的思想渊源。正是基于此，黑格尔提出了“是什么需要使得人要创造艺术作品”的论题。他认为，艺术是“出于一种较高尚的推动力，它所要满足的是一种较高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绝对的需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是和整个时代与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和宗教旨趣联系在一起的”。接着，他做了具体说明：“艺术的普遍而绝对的需要是由于人是一种能思考的意识”，即“他由自己而且为自己造成他自己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黑格尔概括出“人以两种方式获得这种对自己的意识”：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前者是说，人可以通过对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认识，“把思考所发见为本质的东西凝定下来”，即“在从他本身召唤出来的东西和外在世界接受过来的东西之中”“认出他自己”。后者是说，人“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与此同时，当人“一方面把凡是存在的东西在内心里化成‘他自己的’（自己可以认识的），另一方面也把这‘自为的存在’实现于外在世界，因而就在这种自我复现中，把存在于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东西，为自己也为旁人，化成观照和认识的对象时，他就满足了上述那种心头自由的需要”。黑格尔得出结论：这就是人的自由理性，这就是艺术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414430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或多或少地渗透出了作为人的需要较高级层次上的艺术需要的基本特征，即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艺术需要，不论其动因、内容与形式，都必然要与客观社会环境发生联系，并且受到它的制约与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所谓艺术的社会环境，黑格尔称之为“一般的世界情况”。在他看来，它是“艺术中有生命的个别人物所借以出现的一般背景”，是把“心灵现实的一切现象都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科学、宗教乃至于财政、司法、家庭生活以及其它类似现象的‘情况”’。它是决定艺术形象的基础和其产生的先决条件。同理，构成艺术品整体的诸环节，也同样为时代与社会环境所决定。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的世界情况，这是个别动作（情节）及其性质的前提”，而这种“情况的特殊性”的“定性使上述那种实体性的统一发生差异对立面和紧张”，进而“成为动作的推动力”414431。由此，黑格尔着重讨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一般情况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才可以显出符合理想的个性呢？”也就是说，有怎样的环境，才能产生美的艺术？

黑格尔对“一般的世界情况”——艺术产生的时代与社会环境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一般的世界情况”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划为：“个体的独立自足性：英雄时代”；“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个体独立自足性的恢复”。

黑格尔最为推崇和偏爱的，是古希腊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英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个“英雄时代”是适合于艺术发展和表现的时期。在英雄时代，英雄们“都是些个人，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服从自己的专断意志，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如果他们实现了正义和道德，那也显得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意向。”414432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己就是法律，无须受制于另外一种独立的法律”，“正义和秩序，法律和道德，都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作为和他们分不开的个人工作而完成的”414432。“每个人都独立自主地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行动”414434。这就是说，英雄时代的个人与其周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是协调统一的，“道德的效力或价值完全要依靠个人”414435；英雄时代个体及其个性是“自由”的、“独立”的。而黑格尔同时认为，“在我们认为艺术表现所应有的那种情况里，道德和正义的行为应该完全具有个人的性格，这就是说，它应完全依存于个人，只有在个人身上，而且通过个人，它才获得生命和现实。”414436这里，英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黑格尔的艺术主张得到了完全的契合。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基础和检验标准，在黑格尔看来，所谓枯燥的“散文气味”的资本主义现代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发展的。就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上，近代个人自作决定的独立自足性可以自由发挥效用的领域都是很小的”，不必说一般的市民，即使位居社会上层且握有相当权力的法官，军队主帅，乃至于至高无上的国家君主，都被“限制在既已形成的由法律规定的一些制度的圈子里”，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他们个性的自由与性格。黑格尔极为深刻地这样写道：“在现代世界情况中，主体取此舍彼，固然可以自作抉择，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不管他向哪一方转动，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显得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一种独立自足的既完整而又是个别的有生命的形象，而只是这个社会中一个受局限的成员。”414437

尽管如此，爱恋于英雄时代及其相适应的艺术的黑格尔依然声称：“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足性所感到的兴趣和需要”，“要在近代现实情况中恢复已经丧失了的艺术形象的独立自足性”，即创造一个“新的英雄时代”——“个体独立自足性的恢复”的历史时期。而若要实现并创造这样一个适宜于艺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就应当如同席勒和歌德那样：“反抗整个市民社会本身。”414438综观上述不难感知，黑格尔关于艺术与社会历史环境关系的分析，是相当深刻和极富启发性的。

首先，黑格尔认识到，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从本质上说，它的发展的轨迹，是受制于历史的总体环境的。具体而论，适宜的社会环境，不但影响和塑造了创作的主体——人，也为作家从事创作奉献了理想的题材和人物。而恶劣的环境，则不但限制了作家的自由与独立性，而且使艺术所要表现的对象，失去了应具有的光彩。这样，黑格尔侧重从创作客体角度出发，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提出了文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便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艺；文艺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是社会与时代环境的反映。

其次，黑格尔提出了有利于个性发展、具有充分个体自由、有助于主体性发挥为核心内容的适宜于艺术繁荣的环境的标准。这就为文艺生态学中的环境观，提供了具体内容与规定。他在将古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对比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利于艺术繁荣的革命性观点，并提出反抗现存环境，建立一种合乎人的个性发展的新的环境。这对于我们建构文艺生态学理论体系，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再次，黑格尔强调了艺术繁荣的环境应当是个性与环境的统一。“思想一方面是主体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普遍性，作为它的真正活动的产品，所以这两方面，普遍性与主体性，在思想里达到了自由的统一。”理论界众口一词地认为黑格尔的理论充满了历史感和辩证法，他的上述文艺生态学思想观点，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同时，他的“自由的统一”论，也为文艺生态学的思想体系，充添了新颖、独特的观点，即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性与不可分离性。

当然，我们会感觉到，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人们相当熟知的，这是因为，它不但直接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生态观提供了思想与理论的基础，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大体相近的结论。例如，黑格尔提出：“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414439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414440对此，研究界有这样的看法：他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艺术与环境的关系做了新的解释，并提出只有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崭新环境才是艺术繁荣的理想境地。黑格尔则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那种人类社会永远不会重复的古代希腊社会才有利于艺术的发展，这种艺术上的复古倒退意识和悲观主义态度，是应当指出和摒弃的。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黑格尔“对英雄时代人物与环境相和谐、人物具有独立自足性无比向往，不能理解为复古，只能理解为一种具有革命民主性的对理想社会的追求。”414441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黑格尔是敏感地认识到了艺术与社会大环境的诸种因素的不可分割性。

黑格尔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对文艺与历史文化环境的研讨。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古希腊艺术的分析中。黑格尔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不同形态的描述，展示了其各自不同形态下的文化形态；通过对不同文化环境的比较分析，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文艺的不同。他以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精神发展的过程为出发点，将人类社会划分成三种表现形态：东方的亚细亚形态；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形态；古希腊形态。被黑格尔称为“美的个性”而特别受到其青睐的古希腊形态，是介乎于其他两种形态之间的“中间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古希腊形态不同于亚细亚形态那样，“‘精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只存在在一个‘自然的’形式之下”414442，它“是靠‘精神’产生的，它把‘自然的东西’改变成为自己的表现”414442。这就是说，古希腊人较之“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的东方世界中的人们，具有更多一些的思想自由414444；第二，但是，它也不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形态那样，“以自我为一切可以取得实体生存的根据的思想”414442，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亚细亚形态的特征，这就是“‘精神性’还不是绝对地自由；还不是绝对地自己产生——不是自己的刺激”；“‘精神’的自由受‘自然’刺激的限制，并且和这种刺激结有本质的关系”414442。其实，黑格尔这里所展示的，既是社会的历史形态，同时也是社会的文化形态。黑格尔认识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形态，既有其共同性与普遍性，又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性，并做了深刻的说明。其目的在于昭示人们，正是这种文化的差异，决定并滋养了不同的艺术；在精神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的艺术，不可能不带有其所置身于的文化环境的遗传因子。

当然，造成古代艺术的差异的文化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黑格尔看来，独特的古希腊宗教构成了古希腊艺术的基本内容。古希腊宗教既与以自然物为直接崇拜对象的自然宗教不同，也与将“神的存在最高方式”归结为精神本身、将神的现身形态表现为肉身的人的基督教不同。它是人们把其精神视为神而加以崇拜；是把“现身看作是神的存在的最高方式”，形体上表现为各种雕塑。正是这种宗教意识，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神话——伟大的古希腊艺术。它有别于古代埃及、印度的艺术，也与西方的传统艺术相异。此外，黑格尔还探寻了其他文化环境因素。其一是古希腊社会的民族融合现象。“希腊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便显示为一半土著和一半外族移民的交互混合；亚的加本土的人民注定要达到希腊繁荣的顶点，那里正是许多不同的血统和家族的集合地点”414447。其二是人们活动的自由。由于得益于地理环境，他们与外界形成一种天然的联系，“能够随心所欲地凌波往来”，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的交流。其三是对外来文化在立足于民族本体的前提下的吸收。正是这种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古希腊艺术至今仍是世界艺术宝库中闪射着异彩的瑰宝。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黑格尔还提出：“艺术创作，已如一般艺术一样，包括直接的和天生自然的因素在内，这种因素不是艺术家凭自力所能产生的，而是本来在他身上就已直接存在的。”41444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仍属于文艺与文化环境关系内的论题。所谓“本来在他身上就已直接存在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谈的民族性。他说：“各门艺术都或多或少是民族性的，与某一民族的天生自然的资禀密切相关。”例如意大利人在歌曲方面的擅长，“临时编唱是意大利人的家常便饭，他们在这方面显出惊人的才能。至今一个意大利人还能临时编唱出一部五幕剧，其中没有一句是由记诵得来的，一切都从人类情欲及其情境的知识以及当前的鼓舞力量涌出来的。”414449希腊人则在史诗、雕刻方面擅长。“昨天或今天发生的某一个英勇事件，一个人的死亡及其发生的某一个英勇事件，一个人的死亡及其致死的情境，一次丧葬，每一个冒险的事迹，从土耳其方面来的某一次压迫行动——总之，无论什么事情一发生，他们就马上把它编成歌；有很多的例子说明一场战斗发生了，当天歌颂新胜利的诗歌就出现了。”414450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告诉我们，创作主体的艺术资禀，绝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艺术家所在的特定民族的经过历史的积淀的文化环境所赋予的，是与这一民族的社会、文化乃至地理自然环境不可分离的。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所蕴涵的哲学的角度来俯瞰文学艺术，这是黑格尔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又一深刻之处。他说：“构成个体性规律之环节，一边是个体自身，另一边是个体所面对着的普遍的无机自然界，如当前的环境，形势，风俗，道德，宗教等等；特定的个体就要根据这些情况才理解。它们既包含着特定的或有规定的东西也包含着普遍或公共的东西，并且同时又是一种现成存在的东西，这现成存在的东西一方面把自己直接呈示在观察面前，另一方面又以个体性的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414451黑格尔这里所提出的“特定的个体只有根据其面对的社会环境才能理解”的观点，不能不说是相当精辟的。列宁曾经说：“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上述两者的角度虽有所不同，然其所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相近的。

在对个体与环境关系的论述中，黑格尔十分强调了个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他认为，环境对个体发生作用与影响有三种动态：其一，个体由于“本身也是普遍的东西，因而就以一种直接的冷静的方式混合或融化到外在的普遍的东西，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等里面去，并使自己适应于它们”；其二，对于环境，个体“又对它们甚至于颠倒或改造它们”；其三，“在个别情况下它也完全不加是否地对待它们”，既不接受环境的影响，也不去影响环境。由此，黑格尔得出结论，“究竟外在的普遍的东西对个体发生什么影响和发生哪一种影响”，“完全取决于个体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说这个个体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才成为这个特定的样子的时候，只不过是说它本来已经就是这个样子罢了”414452。

黑格尔关于个体与环境关系的见解，又是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的，深刻地揭示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原则规律。他说：“如果根本没有这些社会环境、思想观念、风俗道德、一般的世界情况，个体就不会成为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因为包括于一般的世界情况里的一切东西，构成着这个普遍的实体。”另一方面，个体又是能动的，对环境进行着“颠倒”或“改造”：世界情况“已在这个个体里特殊化了它自己”，同时，“世界与个体仿佛是两间内容重复的画廊，其中的一间是另一间的映象”，“前者是球面，后者是焦点，焦点自身映现着球面”。概言之，“现实对个体的影响就有绝对相反的两种情况，个体可以听任现实的影响之流对自己冲击，也可以截住它，颠倒它或改变它”414453。

黑格尔关于个体与环境关系的阐述，既是其理想性格学说的理论基础，又是他整个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奠基石。在这个哲学理论的观照下，黑格尔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说，黑格尔又是运用文艺生态学方法进行文学反思的成功的理论家之一。例如，他的关于艺术中性格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关于艺术情境与艺术冲突的论述，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其中，尤以人化环境的观点引人注目，成为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理论前提。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感觉，黑格尔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与科学性。他与斯达尔夫人是同时代人，他们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两位双峰并峙的伟人，各有其独特的贡献。然而就其观点的理论思辨性而言，黑格尔显然要高出一筹。但是，如同许多西方文艺思想家一样，由于黑格尔思想与理论上的前提性缺欠，使得他的观点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是我们今天读起他的著作常易表示出的遗憾。我们不必对前人进行理论上的苛刻挑剔，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建立并充实新的文艺生态学体系，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