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西欧的19世纪则可称为第二个高峰期。而这第二高峰期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便是斯达尔夫人。如果说刘勰的《物色》、《时序》是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最早的专门性文章，那么，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则是历史上第一部阐述文学与环境关系的专著。她在这本书中反复强调：“在一切艺术中，甚至在最早诞生的艺术——诗歌中，要超越某一界限是不可能的。”414581这就是说，艺术超越自身的环境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在《论文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打算“考察宗教、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反过来，也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414582。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斯达尔夫人不仅提出了诸多富有原创性的文学生态学思想观点，而且又是自觉和较系统地运用文艺生态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先驱者。

法国文学理论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尔在《文学社会学》中说，斯达尔夫人是要把其心目中的思想大师之一孟德斯鸠在撰写法学史时所用的方法引入文学领域。这无疑是相当准确的论断。在某些学者看来，斯达尔夫人从孟德斯鸠的思想理论中仅仅领悟出社会环境与文学的种种关系，这显然是不完整和全面的。事实上，斯达尔夫人之所以被文学史家称为“文学批评上的孟德斯鸠”，还包括她探讨了地理自然环境与文学关系的意义。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孟德斯鸠提出的著名政论之一。他认为：“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414583在他看来，气候影响着人的生理机制，通过这个中介而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从而使人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禀赋和感情。同样，土地对法律也具有着重大的影响。土壤的贫瘠或肥沃，造成了不同的社会政体、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进而由此产生了不同样式的法律。实际上，据此理论，孟德斯鸠也无意识地触及了文艺生态学的理论问题。他说：“我曾经在英国和意大利观看一些歌剧；剧本相同，演员也相同，但是同样的音乐在两个国家都产生了极不同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观众是冷冷淡淡的，一个国家的观众则非常激动，令人不可思议。”414584尽管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相当的偏差令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但他所摆列的这种艺术欣赏现象却是极为真实和具有文艺生态学意义的。他鲜明地揭示出欣赏主体在进行艺术鉴赏活动中因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气候、民族、社会和国度中所产生的差异。这大约是西方艺术史上的较早出现的文艺生态学意识之一，尽管还嫌简单了些。

法国学者保罗·梵·第根认为，《论文学》中的基本思想“在1800年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维科、莱辛，还是赫尔德都没有这样的思想”414585。从文艺生态学角度看，我以为这首先表现在她对欧洲南北方文学的界说及其差异的分析上。

斯达尔夫人认为，西欧“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她指出，“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斯达尔夫人这里所说的“气候”，显然是指自然地理环境。这在下面的具体阐述中可以得到证明：“南方的诗人不断地把清新的空气、丛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混合起来。甚至在追忆心之欢乐的时候，他们也总要使他们免于受烈日照射的仁慈的阴影牵连进去。他们周围的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活动超过他们心中所激起的思想。”南方自然界独有的空气、树林、海河赋于南方人感情奔放、富于想象的性格，但是，这里的人民却大都不耐思考，因此南方诗歌“远不能和沉思相谐和，远不能激起思考所能感受的东西。”生活在特定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的南方人，还具有比较安于奴役的特征：“使希腊人习惯于奴役却比使北方人习惯于奴役容易得多”。“对艺术的爱、气候的美、所有那些充分赐给雅典人的享受，这些可以能构成他们忍受奴役的一种补偿。”因此，他们的诗歌呈现出“安役”的倾向，而“耽于安役的诗歌把一切有一定次序的思想差不多都排斥在外”，进而使南方文学又具有较为浓厚的迷信、宗教和神话色彩。

在北方各民族，“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大自然的这个作用，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的一样，总是阴暗而多云。”由于土壤的硗瘠和天气的阴沉而产生的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独立，成为“他们首要的和惟一的幸福”，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忧郁感，富于理性的思考。因此，北方文学也表现出这种鲜明的特征。在英国诗人的作品中，便是在描绘的图景上“又加上这些图景本身应该可以产生出来的思考和概念”；它不仅“保留了这个对命运产生厌倦的心灵”，而且迷信的成分也比南方文学少得多。414586

斯达尔夫人对南北方文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这常常为一些学者视为比较文学的滥觞。但斯达尔夫人在这比较分析中，却认定自然地理环境是区域文学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变量，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真正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地理自然环境不仅诱发了作者创作的欲望，而且作用于作品的风格、情调、形象以及表现手法等等。十年后的1810年，斯达尔夫人在《德意志论》中，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其一，斯达尔夫人认为，构成文学的语言，与自然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她说：“人们呼吸什么空气；对于发出的声音是很有影响的：在同一种语言里，土地和气候的多样性可以产生极不相同的发音方式。越接近海洋，字音就越温文尔雅；那里的气候温和；也许因为经常面对着浩瀚无际的海洋，便倾向于沉思遐想，也就使发音格外柔和悠长，但越接近山区，音调就铿锵，简直可以说这些高山峻岭的居民是从那天然的讲坛上发出声音，好让全世界都听得一清二楚。”414587属于北方的德国语言和属于南方的希腊语言，同样风格古朴，结构近乎一致。但是，德语“有希腊语之难而无其美”，其中每个字本身“比所要表达的思想还更有力量，这就使得文风常常有力而单调”。尽管德语中呈现出死板的色彩，但它却更适合再现哲理和思想，而且德语的翻译艺术是堪称不凡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德语时，“色彩之逼真为前人所不及”。可见，德语既有其生硬的一面，又有其灵活的一面。这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人们性格里能够糅合在一起的东西，在语言里也能相互协调”。“生硬”的特点较多地表现在德国散文里，而“灵活”的特点则多表现在诗歌中。因此，斯达尔夫人断言：“今日的诗歌没有象德国人的诗歌那样动人、那样丰富多彩的。”414588

其二，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斯达尔夫人结合具体文学作品，更细微地阐发了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表明，她是近代西方自觉地实践文艺生态学分析方法的少数作家之一。她所分析的歌德的恋歌《渔夫》，叙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夏日的夜晚，一个穷人来到河边坐下，他一面垂下钓竿，一面凝视着晶莹明净的水波——那水波正向岸边涌来，轻轻洗濯着他光赤的双脚。河水女神这时出现在水面，邀请穷汉到水里来游玩，向他描绘着酷暑之下水宫里的乐趣；描绘太阳趁着黑夜到大海里沐浴又是那么愉快；当月光在波涛之中憩息安睡的时候，月亮是多么静谧；终于，那渔夫被吸引，被诱惑，情不自禁地向着女神走去，接着便永不复返了。”这确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动人篇章。斯达尔夫人分析道：

听说有人能够发现地下的隐秘源泉，就因为那些源泉在他们身上引起了神经性的激动：在德国诗歌里常常可以发现这种人与自然界相互感应所产生的奇迹。德国诗人了解大自然，不仅是作为诗人，而且是作为大自然的弟兄；甚至可以说，空气、水、花草树木，总之，一切创世之初的原始美，都同德国诗人有着亲如家人的密切关系。没有人会感觉不到水波所产生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吸引力；人们或者感受到凉爽的魅力；或者感叹于人生的须臾，而波涛那种永不停息的、单调重复的运动无形中对人生发挥着影响。歌德的恋歌所表现的是静观河水晶明的波涛，以及由此产生越来越大的乐趣；诗的节奏与音韵起伏变化，正是模仿着波涛的起落，并对人的想象产生类似的效果。大自然的灵魂以千变万化的形式，从四面八方呈现在我们眼前。富饶的田野、荒凉的沙漠、海洋、星辰，都听从同样的法则；而人身上也有种种感觉和神秘的力量，与白昼、黑夜、暴风雨相通达；正是我们自身同宇宙奇迹之间的这种秘密结合，赋于诗歌以真正的气概。诗人善于重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诗人的想象成为联结两者的纽带。414589

这里，斯达尔夫人起码说明了这样几层意思：文学与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人对自然的内在感应；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言喻的神妙吸引力，掠起作家丰富的联想，赋予文学新的内容与形式；自然界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这个中介而对文学发生作用的；由于每个作家的生理组织和文化结构结合而成的创作主体对外界感应的差异，造成了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又由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令作品丰富多彩。作家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他重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统一的过程；作家感物而发生想象进而创作成篇，想象架起了连接二者的桥梁。斯达尔夫人在分析《渔夫》时所表达的这些观点，蕴有诸多的科学内涵。说明她对文艺生态学方法的尝试是大体成功的。尽管今天看来会给人某种程度的单线性和简单化的印象。

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尤其是南北方文学分析，确有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实际上，她不但看到了环境的迥异导致了文学风格的不同，而且开创了社区文学研究的先河。斯达尔夫人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社区文学及作家群产生和形成的作用，尤其是对社区作家的个别影响更突出，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斯达尔夫曾举例说，向往南方的温克尔曼，“看到雪景、白雪覆盖的尖顶、烟雾缭绕的房屋，心中便觉得郁闷不乐。他觉得一旦不能呼吸那诞生了艺术的南国空气，似乎连欣赏艺术也不可能了。”414590我国的一些现代作家也有这类状况。沈从文说：“小小的河，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414591端木蕻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起了她。……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414592当然，自然地理环境虽是影响社区文学或作家的主要环境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现代学者汤尼斯曾经提出社区的三种类型，一是“地点”地区，也可称为地理的或空间的社区。二是“精神”社区，它“只内含着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和协调行动”。三是亲属关系社区，即成员具有血缘关系的社区。414593就某一社区的突出特征而言，这种分析是有其道理的；然而就实际情况来说，特定的社区从不表现出单一的成分，而往往是融二者或更多者内涵于一体的，因此，从属于社区的文学的环境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如历史上的建安七子，同居邺中，具有共同的文学追求与艺术精神，又有某些血缘关系，是二者兼有的。显然斯达尔夫人还达不到现代人的认识水平，尽管她对南北方文学进行分析时，也思考了宗教的影响，但毕竟所占篇幅不多，所论也不是很鲜明和准确。不过，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史册，无论如何也应当记载斯达尔夫人这一筚路蓝缕之功。

如果说，斯达尔夫人在分析南北方文学时，较多地看重自然环境的作用，那么，她在研究国别文学或文学创作系统时，则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她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最主要部分。

社会和国家制度，是制约文学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这是斯达尔夫人提出的又一文艺生态学思想主张。当然，她所说的“社会制度”，还仅仅是指宗教、法律、风俗等。

斯达尔夫人说：“如果不承认分享文学王国领地的有多神教与基督教，有北方与南方，有古代与中世纪，有骑士制度与希腊罗马体制。那么就永远不可能从哲学观点来评判古代趣味与现代趣味。”414594这里，斯达尔夫人首先启示我们，文学的发展，不只是个别社会环境自律的结果，而是环境整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考察，必须梳理出促使文学变化的各种环境因素，才能得出真实的和美学的正确结论，寻觅出这种变化的客观规律。换言之，单一环境的自律与诸环境间的互动，必然嬗变为文学历史发展中的某种形态，这是无疑的。斯达尔夫人这一言论的意义还在于，一个时代必然具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与她在《论文学》中提出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不同的美学与诗学标准”的论断是一致的。在基督教确定以前的时代，人被认为同自然界一体，犹如自然界从属于必然性一样：“人体现着大自然；山林水泽女神住在水里；树木的精灵寓于森林之中；但反过来，大自然也占据了人，可以说人象奔泉，象雷电、象火山，他通过无意识的冲动来发挥作用，而不致因思考对行为的动机与后果产生任何影响。”414595而到了近代，“使浪漫文学桃李竞放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宗教与制度”414596。正因为政治、宗教环境俱已变迁，斯达尔夫人才预言，“浪漫文学是唯一犹有改善余地的文学，因为它植根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是唯一能够成长并再度蓬勃发展的文学”414597。它的第三层意义，可以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内涵之一的宗教，在历史上对文学曾发生过不同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或大或小，两者总是时时在历史上丝联着。“恐怖”，是德国诗歌效果取之不尽的源泉。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喜欢魔鬼和巫师一类的故事。斯达尔夫人认为：“这是北方神话的反映；北国气候严寒，漫长的冬夜会培养这种情绪。”它通常又与宗教、历史相伴随。414598就北方文学而言，它又是基督教影响下的产物。实际上，基督教产生前，拉丁民族中文化最高的法兰西民族，乐于模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诗。由于那个时代的人和自然相合一，人们很少进行思考，其文学表现出单纯的特征。基督教兴起后，文学受到巨大的影响，日耳曼民族中最卓著的英吉利民族喜爱浪漫的、骑士色彩的诗。它表现为灵感的、内涵错综复杂的、富于哲理的、突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果说“古人的文学是一种移植文学”，那么浪漫的或者骑士风的文学则是土生土长的文学，是宗教和社会制度使之生长出来的文学。概言之，“对文学的各项杰作来说，这对宗教也是一个有力的帮助”414599。

影响文学的诸环境因素，除上述外，斯达尔夫人还认为，民族环境也是影响文艺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她在《论文学》中曾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与希腊的不同民族精神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在《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中，又进一步指出：“法国戏剧同德国戏剧的差别可以用两个民族性格不同来解释。”414600法国人是非常容易产生厌倦感的，因此无论干什么他们都力避冗长。法国人的这种民族的审美趣味，使得他们善于制造戏剧效果，在场景的尊严与戏剧风格方面，比别的国家高一筹。而德国人生性耐得闲适，他的思想是沿着直线方向深入的，所谓绝对美好的事情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因此，戏剧的“快速手法”就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斯达尔夫人还曾具体地分析道：喜剧中同自尊心相关的笑料，是“随各国的习俗趣味而千变万化”的414601，“快乐可以来自然的灵感，或者来自社会关系。自大在前一种情况下，这快乐适宜于一切国家的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因时间、地点、风俗而千变万化”。德国人“不观察别国人民，更不从外部的角度进行自我观察”，而且天性易于动怒，因此，他们把玩笑看成了一种火器，唯恐它在自己手里爆炸。这就决定了以社交中的笑料为题材的喜剧在德国是不多见的。414602因此，他断定：“在以追求成功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当中，通常是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比作家的个人性格留下更多的痕迹。”414603斯达尔夫人对具体民族环境内涵的分析，显然还有可商榷之处，如她对民族精神、风俗、性格的理解，还比较狭窄。但她认为民族环境必然作用于它所包容的文学，给予它以各种影响，使文学展示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这明显的是源于创作实践得出的客观结论。

文化环境也对文学具有影响作用，这是斯达尔夫人的另一文艺生态学思想观点。她曾说：“在古希腊，曾经有一大批诗人。周围有一大批从事同一事业的人，这对天才是最有利的。”414604丹纳说，“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两者有着一致的实质性内涵。不仅如此，“当文化和哲学的发展纠正了想象的全部错误时，文学的这一个部分又要丧失它的若干效果”414605。文化环境的变迁，不仅可以改变文学发展的倾向，而且还可以变化读者的欣赏趣味，进而改变人们对以往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在不同时代产生差异，这多半是文化环境影响所致。

上述诸环境因素，斯达尔夫人在进行具体分析时，一般的都并不孤立地看待，而是视他们为一种总体的合力，做综合性的阐述，析理出他们在影响某一作家和作品、某一时代的文学倾向时所产生的突出作用。这在西方近代文学史上，是极其难得的。

斯达尔夫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还触及到了文艺的生态平衡这一理论命题。她从发展、动态的角度去观察文艺系统中的各种情态，指出：“趣味随着有才之士的每部新作而不断变迁；一切都在变化、前进，而尽善尽美的静止点还远未达到。”414606在“自诩已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可以看到几乎接踵而来的便是开始没落；还可以看到对古典大家的模仿蜂拥而起，好象有心使人厌弃古典大家的作品似的”414606。斯达尔夫人的话，确给我们以相当有益的启示。在文学系统中，当一种主题、题材、风格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时，作家、批评家、读者便异乎寻常地开始向它倾斜。这是正常的，因为引起这种轰动效应的，必然是艺术上的某种创新。人们开始褒扬进而模仿。而经过这样一个时期后，文艺又必然去努力寻求新的突破。这似乎成为艺术发展的一种定律。这似乎又是不正常的：它不自觉地破坏了文艺生态平衡机制的运转，走上了某种极端。实际上，文艺生态的平衡与不平衡，都是文艺生态学规律的现象反映。所谓平衡，也不是绝对的平衡，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事物总是由平衡——不平衡——平衡这样的路线发展的。但文艺的不平衡不一定就于文艺和发展有益。斯达尔夫人指出的“摹仿蜂拥而起，好象有心使人厌弃古典大家的作品似的”情形，便是于文艺无益的。然而，历史的事实又是，文艺的发展往往是经历了这种状况之后才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文艺生态平衡规律，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的，如文艺机制内部的品种、体裁、布局等等，它也是斯达尔夫人不可能彻底解释得清楚的。事实上，她也只是朦胧地涉及了它的某一个层面，是相当不完整的。但是，作为西方近代的文艺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具有如此敏锐的理论目光，还是令人敬佩的。因为在此之前，似乎很少有人涉及这样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