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生态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生态学，是联系人类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互相作用的因素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斯图尔德。距今不过数十年。严格地说，文艺生态学迄今仍是一门孕育中的学科，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然而，文艺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艺术生产的生态学运作，文学创作与审美趣味受地理、气候、民族、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是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的。在描述西方文艺生态学思想史时，似乎可以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讲起。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作为自然界物种之一的人，是从生物进化而来的，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414610由于劳动的决定性作用，从自然界产生的人类又从自然界独立分化出来。但是，不论在任何历史时代，人类受到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程序不同而已。

古希腊曾有过辉煌的文学。以用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被后人记录下来的希腊神话为例。由于人们对自然的困惑与无知，便借助想象去认识自然与社会，神话便应运而生了。在希腊神话中，人们以特有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对自然与社会加以解释。他们对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与现象，都视为神的化身。有的则在充溢着自我悲欢离合的情感中解释人间的时序。马克思曾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414611。人类这些最初的精神活动，首先强烈表现出的，便是一种鲜明而浓烈的环境意识。它展示了人类初期与自然界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关系。

继古希腊神话之后，以“荷马史诗”名世的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展示了古希腊人的生活与战争，具有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多方面价值。当我们寻觅艺术生态学的历史足迹时，会惊讶地发现，荷马史诗中竟表现了比较完整的地理环境观。苏联学者波德纳尔斯基编著的《古代的地理学》曾写道：“荷马所想象的大地形状是一个类似盾形的凸面圆盘，环绕着大陆四周的有一条河（大洋）。他所了解的海是与大洋的河有区别的某种东西，可能是内部的地中海。它的中央是某一个传说的俄基基亚岛，这是山林水泽女神卡利普索居住之地。铜的穹苍笼罩大地的上空，太阳即沿着这穹苍运行，每天从大洋河的水中升起于东方，沉没于西方的河水中。在滚滚的大洋河上是与地圈位于同一平面上的阿伊德，而在阿伊德之下则延伸着塔尔塔尔，其间的距离和天地间的距离一样远。……大地被空气包围着，诸神所居之山峰有纯洁的大气，名之为以太。”414612“诸神掌管着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宙斯有‘驱云神’、‘聚云神’和‘雷神’等称号，他发射雷电，任意决定风向；而伊俄拉斯则是司风之神。波赛顿则职掌地震，他的绰号叫做‘摇撼大地者’。荷马的地理观念大致就是这样。”414612此后，希腊杰出的悲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柏拉图、文学家色诺芬以及罗马诗人维吉尔等，都程度不同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了独特的环境意识。

在文学领域内，如果说荷马等人在其创作中只是对环境做某种感性的描述，尚未自觉地将其与人类进行有机的联系，那么，到了公元4世纪后半期，罗马诗人阿维恩的游记，便有了较深入的记叙。他在《海岸》中描绘着西班牙海岸独特的自然环境：“它们的周围有强烈的北风怒吼着，它们却依然屹立不动。这里有高耸的山脊，一面像海角一般向前方突出，一面又昂然耸立人云——从前它叫做埃斯特林尼达山。所有巍峨的山峰都高耸而朝向南方，即朝向呼出温暖的风神。就在这些山岭之下，紧靠着山麓，海角突出海面。”在这种地势与气候下的人，“都是豪气凌人，刚毅而敏捷；他们生来就喜欢经营贸易，他们乘着自己缝制的船只，既泛游于汹涌澎湃的大海之上，也漂荡于漫无边际而充满了怪物的大洋之中。”41461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从罗马诗人阿维恩的客观记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作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人类受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有力制约，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重大影响。具体地说，阿维恩生动地列举出表达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决定人的性格的观点的现实事例，并且预示了其所透露出的主张。其实，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它在这时已不算新鲜。“科学的医学的创始者”希波革拉第（前460～前377年）曾在他的《论空气、水和地方》一书中写道：“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地方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414615我们不必去嘲笑希波革拉第的幼稚，毕竟，他已意识到人的性格的形成，相当大的程度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果说，这是希波革拉第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那么，阿维恩则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导引人们领悟这一观点。无疑，这后者是走向文艺生态学思想理论更为切近的一步。

然而，阿维恩的观点，毕竟还是藏匿在其文艺作品之中的一种比较朦胧的感性认识，远不是那种充满理性色彩的结论。古代作家环境意识的萌动，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理论上最早萌芽，应是赫拉克利特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提出的艺术模仿自然说。赫拉克利特（前530～前470年左右）认为，“自由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414616这显然已涉及艺术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模仿自然”说在特定的意义上已明确地透露出艺术创作对客观物质外界的依赖性。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年）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事物的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和心灵，就产生了感觉和思想。人在生活中“从蜘蛛……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在艺术上则“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414617。他还认为，只有置身于社会的实践环境中，人类才能进行艺术的模仿。与赫拉克利特相比，德谟克利特表现了更为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此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阿奎那、达芬奇等，都对“艺术模仿自然”说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这表明，由于艺术的产生过程带有鲜明的环境影响因素，因此，才有如此众多的思想家对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关注，执著地进行着探索。这同时也证明，文艺生态学思想与艺术美学和艺术理想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当然，这里所谓“自然”，还不等同于自然界或自然环境，但后者却是被包含于其中的。正是这些包含于其中的因素，联姻着文艺，为文艺生态学大厦的建构提供了最初的建筑料块。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众多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中，对文艺生态学有着突出的思想建树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主要表现有二。其一，他认为：“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我所说的‘阶级’，包括年龄的差别，如小孩、成人或老人；包括性别的差别，如男人或女人；包括民族的差别，如斯巴达人或特沙利人。我所说的‘气质’，则是指那些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气质，因为并不是每一种气质都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这样，如果一个演说家使用了和某种特殊气质相适的语言，他就会再现出这一相应的性格来。乡下人和有知识的人，既不会谈同样的话，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谈。”414618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谈的，是语言的运用和表达方式问题。在这方面之所以因人而异，是由于年龄、性别和民族的差别，也包括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实际上，这些原因相当大的部分都应归于社会环境的范畴。它启示我们：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呈现出的不同的语言、语言风格及表达方式，是与他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民族环境、文化环境中密切相关的；在表现作品中人物语言时，必须使其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社会经历——将农民与知识者口出同言，必然使作品失去魅力，使人物失去个性。其二，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414619亚里士多德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也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观点：人们的艺术欣赏和审美趣味是联系着他们所置身于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环境造就了人类中的“这一个”，也就铸成了其独特的艺术欣赏方式及其特征。

贺拉斯似乎与亚里士多德有相同之处。例如，他说：“神说话，英雄说话，经验丰富的老人说话，青春、热情的少年说话，贵族妇女说话，好管闲事的乳媪说话，走四方的货郎说话，碧绿的田垅里耕地的农夫说话，柯尔库人说话，亚述人说话，生长在底比斯的人、生长在阿耳戈的人说话，其间不大相同。”414620关于戏剧艺术欣赏，他也说：“如果剧中人物的词句听来和他的遭遇（或身份）不合，罗马的观众不论贵贱都将大声哄笑。”414620尽管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论证角度有异，但思想精神却是相当一致的。但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后人的贺拉斯，毕竟比他的前辈有创新之处。

其一，贺拉斯指出：“大自然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她使我们内心能随着各种不同的遭遇而起变化：她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感情），又能促使我们忿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我们，把我们压倒在地上；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我们）心灵的活动。”414622从某种意义上说，贺拉斯实际上也是叙述了作家的创作过程：不同的千变万化的环境，引起作家各种情感，随之便激发他们以语言为媒介，叙说心声，成为文学作品。也许，对于环境是作家创作的巨大动力这一命题，贺拉斯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但他合乎规律的表述，却比较清晰地展露了这样的思想。显然，它在贺拉斯以前的文艺思想家的著作中是不易寻觅的。其二，一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文艺特有的形态。作为文学物质因素的语言是这样：“（每个时代）创造出标志着本时代特点的字，自古已然，将来也永远如此。”“老一辈的消逝了，新生的字就象青年一样将会开花、茂盛。”414623音乐与乐器也是这样：“国势日盛，疆土日拓，城市的围墙日益扩大，在节日为了媚神人们竟白昼狂饮，毫无禁忌，这时（箫管的）节奏和牌调也便更加随意了。”414624其三，贺拉斯以文艺生态学的方法，解剖当时罗马诗坛堕落的原因。一是罗马人重实际而轻想象，没有希腊人的艺术天才。二是罗马观众趣味低，诗人为了牟利而迎合观众的心理。前者说的是民族环境，后者讲的则是文化氛围。贺拉斯的论断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切合实际和历史的。但就其方法而言，尚有值得借鉴处。

综观古希腊罗马时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处于最初的萌芽状态。古代作家的环境意识逐步由感性走向理性。但还不能提出一些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命题。而此时的中国，先秦诸子已经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等重大命题，在这方面，西方是远远落后于东方的。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奴隶社会之后，进入了中世纪。关于中世纪，恩格斯这样认为：“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414625显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较之奴隶社会更为进步的一种社会形态。尽管它带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和愚昧、落后的突出特征。因此，考察任何领域的学术思想历史，都不能对中世纪弃之不理，对文艺生态学思想史程的描述亦然。

在中世纪的早期，文艺生态学思想几乎是一片空白。直至到了1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人涉及。法国哲学家阿伯拉（1079～1142）大约是中世纪第一位具有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学者。尽管他对此所论不多，但其鲜明的观点、精练的阐述，却令人钦敬，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阿伯拉非常明确地指出，艺术有两个决定的因素：一是艺术家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二是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在西方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如此鲜明地提出艺术、艺术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者，阿伯拉是第一人。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由于我们的目光的感受，我们有时说天空是星光灿烂，有时则否；有时说太阳炽烈，有时则说温和；有时说月色比较明亮，有时说比较朦胧，甚至黯然无光。”414626就艺术创作而言，阿伯拉实际上是强调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的自然环境，二是艺术家主观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情感。只有两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创作出优美的作品来。相对于艺术家的感觉和情感而言，自然环境是稳定的形态，而在艺术家的感觉中，同一个自然物，都是变化无常的，这主要是因艺术家的情感变化所致。同样，自然界的变化引起艺术家的不同感觉，进而使艺术家产生各种相应的情感。不消说，阿伯拉的观点，蕴涵着相当深刻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建设意义，至今仍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当然，从广义上说，把自然环境视为决定艺术的因素，这是失之偏颇的。

阿伯拉确立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史程上的一个新起点。然而，将古罗马的贺拉斯与阿伯拉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相连接，不免令人感到突兀。事实上，两者的中间，还存在着连接两端的承载者。较为突出的是叙利亚人琉善。琉善（约120～180年）相当注重自然外界对艺术的引发作用。他首先从客观自然界对生物产生精神作用谈起：“一匹马在芳草如茵的原野上驰骋，也会感到内心的愉快，脚步轻快，蹄声响彻四野，那时马跑得最好，周围的美景使它精神奋发，迈步奔驰。”再看孔雀，“春天来了百花齐放，秀色可餐，织成万紫千红的锦绣。于是孔雀昂然步入草场，展开羽毛，对着太阳，翘起尾巴，像鲜花一束”。生物如此，人亦然。“在春和日暖的时候，平明如镜，引人向往，甚至最害怕风浪的人也想冒险一游，扬帆于海上，天际的孤帆使他不能自禁地希望去乘风破浪。”呈具典雅美的古建筑，鼓舞、感发着人们，“要他搜尽枯肠，找些词藻来歌颂”。“它的魅力是不可抵抗的，我拜倒了”414627。在琉善看来，客观外界与自然环境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并导致人的各种行为，而且由此诱发人们执著于现实，倾述歌颂之声。显而易见，琉善的主张，不但自具特色，而且在贺拉斯与阿伯拉之间，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阿伯拉以后，理论家们便难得展示其文艺生态学思想主张了。重要的原因是，中世纪的黑暗势力已经形成，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教会及其文艺，视一切为异端，窒息了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当托马斯掀起的神学逆流涌动而来时，倒是年轻的僧侣们在其诗歌中曲折地表达了他们的某些主张：“没有酒肉充满我的饥肠，诗神就不会来拜访。”“歌人带着一首歌儿来了，/让我们一起歌唱，/万物欣欣向荣，一片春光，/听！鸟声充满了/幽林，郊野，草地，山岗，/多愁善感的夜莺/也不埋怨可哀的过往……”表现出要冲破黑暗牢笼、寻求与歌唱光明的心声，表达了对教会统治的反抗。此中，也体现了经济生活影响作家及其创作、自然环境诱发作家的文艺创作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内涵。

综观中世纪文艺生态学思想，虽然有阿伯拉这样具有较为独特地位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家及其思想主张出现，但是，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整体，还是处在历史上的生成阶段，即便是阿伯拉的主张，也嫌单薄和单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时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与教会和封建制度几乎绝缘。它们始终与世俗艺术、民间文艺相呼应或相融合，紧贴现实主义，表现出了较强的进步性和生命力，预示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新前景。

从14世纪起，随着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首先发源于意大利而席卷欧洲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将人类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414628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场重大革命的文艺复兴，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反神权和提倡个性解放的特征。由于那个时代规定了文艺复兴的使命，文化巨人们还无暇顾及文艺生态学思想领域，因此，这一学科思想史程，还未现令人惊异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较早接触到文艺生态学思想并提出有益见解的是特里西诺（1478～1550）。他认为，作品的语言具有“时尚”性，历史发展到每个时期，必然呈现出与这个时代相符的社会风尚；而这社会风尚又是与语言相吻合的。特里西诺实际上是提出了艺术作品语言受时代风尚制约的主张。这个观点与贺拉斯的有相同之处。如果说贺拉斯还较多地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进行阐述，那么，特里西诺则更深入具体地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展示了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奥施耶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为重要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家。他的观点主要有二。其一，他开创了运用文艺生态学方法分析问题的先河。他对古希腊悲剧产生的社会环境做了阐述，指出，希腊悲剧采取比赛制度，为夺取锦标，作家须迎合观众的心理，在传统主题所许可的范围内运用想象力。奥施耶的解释也许与史实不符，但其基本精神与方法，是切合艺术发展和创作规律的。其二，特定的时代决定着一定的审美标准。他指出：“希腊人是为希腊人而写作，照那个时代文化人的判断，他们是成功的。在摹拟的艺术上，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的天才并不逊于古人，今日不少作家却步古人的后尘，亦步亦趋，墨守他们的创作方法和风格，那显然是欠妥的。我们须要有判断力，能够从古代作品中吸取那些适合于现代和我们民族气质的成分。然而，也不应该指摘那些经过千秋百世评衡的作品。在古代，人们以不同于今日的观点来评判它们，他们在其中发现的美是我们今日所不能看到的，要发现这种美，就得要生下来就呼吸阿提刻的空气，在古希腊优秀人物中间教养起来。”414629一定时代培育了特定的艺术作品，古人与今人对它的评价显然是不能一致的。古人所发现的其中的美，今人是难以体察的，除非你再回到那个时代。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古人，“必须从彼时、彼地、娱乐对象这些条件来考察他们的原理。”414629

奥施耶的观点，具有浓郁的现代色彩。他试图从环境、时代风尚、民族等方面，对艺术进行生态学的分析，表现出了强烈的创新精神。丹纳的艺术批评原则，可以从这里找到雏形。

至17世纪，古典主义开始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流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古典主义是文艺复兴的延续、继承和发展的产物。从政治上讲，它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这时期，两位法国文艺理论家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值得一述。其一是圣·艾弗蒙（1610～1703）。他认为：“我们看自然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同。天空这个许多神祇居住的永恒的大厦，对于我们不过是一种巨大的活动空间。照着我们的虽然还是那个老太阳，但是我们让它走另一个轨道；它不是没到西海里过夜，而是照耀另一个世界，大地过去在古代人心目中是不动的，现在在我们心目中却动起来了，而且动得快的无比。总之，神祇，自然，政治，人情风俗，一切都变了。”确如艾弗蒙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更为本质和真实的。由此，艾弗蒙不禁问道：“这许多变化不会在我们的作品里引起变化吗？”当然是会的。他接着举例说明：“假设荷马活在现代，他也会写出一些好诗，能适应他所属的世纪。”414631这里，艾弗蒙从世界观的科学变化这新的视角，提出了人类的认识与观念必然影响文艺作品的正确观点。不仅观点本身新颖、独特，同时它也预示了文艺生态学思想繁荣的前景。与此同时，艾弗蒙指出：“没有人比我更尊重古代作家的作品。我欣赏在他们作品中可以见到的那种布局设计，精炼，精神的崇高以及知识的渊博；但是宗教，政治机构以及人情风俗的差别都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造成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才能适应现时代的趋向和精神。”414631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艺术批评也必须相适应地调整它的社会角度。艾弗蒙已经意识到了文学批评上的文艺生态学方法论问题，然而，他毕竟还没有像丹纳那样提出内涵丰富和明确的原则。其二是布瓦洛（1636～1711）。布瓦洛在文艺批评中，是主张不问及作家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然而，他同时又认为，风土、时代、气候、国度的差异，“便形成性格特殊”414633。显然，布瓦洛认为社会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类型。因此，他主张作家要研究各国各时期的习俗，这样才能创造出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来。布瓦洛从社会环境与人的性格的关系出发，从创作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前人鲜有论及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命题，令人瞩目。尽管他的这个主张与其文艺批评态度处于矛盾之中，尽管他还未能对相同社会环境下人仍呈现出不同性格特征做出解释，但他们的主张理应得到应有的珍视和正确评价。

从14世纪至17世纪，就整体而言文艺生态学思想虽没有重大的进步和突破性发展，但它仍是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首先，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为西方近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繁荣，开辟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艺复兴，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繁荣发展。其次，从多层次多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命题，为近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家丹纳等人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基础。宏观视之，这是一个近代西方文艺生态学思想繁荣的准备期和孕育期。文论家、思想家们，以其切实的工作和奉献精神，呼唤着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