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2月13日下午3：00～5：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文科楼408会议室

余华林（主持人）：

今天很荣幸请来马钊老师为大家作报告，马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战争的想象：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流言蜚语与政治宣传》，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老师！

马钊（主讲人）：

自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之后，北京就笼罩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中。虽然中南海内的中共高层领导没有立即作出入朝参战的决定，但是庞大的宣传机器已经得到指示，开始进行广泛的时事教育和政治动员。7月10日，随着“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宣部的直接指导下，于7月17日至2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声讨美国的宣传攻势达到了新的高潮。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急转直下，中共高层领导着手整军备战。有关参战的讨论和决策并没有向基层传达，但是普通大众已经能够从新闻报纸上感到战争日益临近。

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求报纸广泛报导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并逐步肃清亲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增加有关加强国防和整顿社会治安的评论。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宣传工作要少报作战新闻，突出抗美援朝的政治鼓动。11月2日，志愿军入朝两周后，《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再次发出，要求宣传工作突出两点内容：（1）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2）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遵照一周前毛泽东的指示，这次宣传工作的重点不是战况介绍，而是强化政治教育攻势，该指示要求“各地报纸及各人民团体与社会人士发表评论、宣言、谈话”，要突出“广泛宣传和拥护抗美援朝运动”的声势。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宣传工作的部署，《人民日报》从11月5日开始，连续刊登了“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纷纷报名志愿赴朝抗美、各民主党派宣言受到广大师生拥护”（11月6日头版）、“首都文艺界集会讨论拥护各民主党派宣言 纷纷签名志愿赴朝参战”（11月6头版）、“响应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京市五团体发表宣言决心保卫祖国保卫幸福生活”（11月7日头版）、“北京人民印刷厂职工纷纷申请参加志愿军”（11月7日第三版）、“京市总响应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市职工纷纷讨论志愿援朝的各种办法”（11月8日第二版）、“北大、清华等校同学欢呼朝鲜人民军获得重大胜利，更增加了粉碎美帝侵略的信心”（11月10日第三版）和“北京市各界妇女成立抗美援朝机构、各界妇女纷纷表示保家卫国决心”（11月11日头版）等系列报道。不仅新闻媒体，文化机构与文艺团体也投身于这场浩大的宣传运动之中，共同弘扬了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中朝必胜、美帝必败的信念，不仅贯穿了1950年至1953年遍及城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还最终成为一段难以磨灭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

然而就在《人民日报》连续刊发首都各界群众全体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热烈拥护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11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悄然完成了一份题为《目前群众的几个思想情况》的汇报材料上报北京市委，材料中归纳了若干关于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错误思想，例如“为什么要出志愿军？志愿军援助作战的前途如何？”“美国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起码在客观上与中国有利，中国免遭瓜分之祸”“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倒也有道理，可是它能决定我个人的命运”，以及“高丽棒子贩白面，不是好东西，该挨打，不要管”等。仅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个部门，自1950年7月初到11月初，4个月时间内，先后整理了11份“思想情况”汇报材料。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城区党委、共青团、妇联、工会、行业公会、文教机构、厂矿、街道等也从事同样的工作，将所属部门和社区的干部、职工、学生、商户、住户对战争和政策的反映汇总报告。在整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各级宣传部门、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人民团体和单位、街道等将整理思想情况汇报纳入日常工作。凡有重大事件或政策决定（如志愿军入朝、五次战役、汉城撤守、和谈、细菌战、战俘遣返、签署停战协议等），各级干部都十分注意了解各单位和各阶层，特别是重点人群（政府干部、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和旧政权清退人员）的思想动向。通过研究流言蜚语中体现的基层民众对战争和政策的各种反应，以及党政部门针对这些“错误认识”而制订的信息收集、整理、汇报和应对的机制，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研究抗美援朝运动和50年代初期的共产党政权的政治鼓动和社会改造。

第一，宣传工作不是单线、单向、由上到下、由政府到基层的政策宣讲，流言蜚语和其他来自基层的声音决定了宣传工作的内容和重点、宣传的方式和步骤。普通大众远离中南海的决策中枢，没有机会参与重大政策的讨论，甚至在基层宣传过程中，宣传干部被要求刻意回避敏感问题，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要求“一切负责人不要谈到援助朝鲜的具体方法问题，在被询问时可说我们相信中央人民政府必能决定正确的对策，我们虽不知道中央决策的内容，但人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市井闲谈和流言蜚语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基层舆论，成为影响高层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二，成长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娴熟地掌握了战争环境下如何通过宣传鼓动工作动员人民大众投身于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但是朝鲜战争和之前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硝烟弥漫的战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普通大众无法亲身经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和残垣断壁，他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和文艺的媒介，间接了解战争的进展，想象战场上惨烈的搏杀与壮烈事迹。因此，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是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向普通大众提供正确的战争想象，要把美国想象成为“中国的敌人”“全世界的敌人”“纸老虎”，而中国将以正义者的身份投入战场，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战争。同时，抗美援朝运动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共产党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它从政权的争夺者变成了执政者，宣传工作作为政治斗争的一条特殊战线，在政策和手段等方面都要相应作出调整。调整之一就是如何确立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地位，不仅要扩大自身的宣传能力和宣传队伍，还要管理、引导、改造党政体制外的私营出版和文化机构。借助报纸、广播、讲座、黑板报、电影、纪录片、小说、戏剧、曲艺等不同媒介，向基层大众灌输一种经过精细信息过滤和高度政治加工过的战争的想象。然而，思想汇报中收集的各种流言蜚语反映了另一种关于战争的想象，它所突出的不是党和政府所弘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主题，而更多的是对战争死亡的恐惧，对战争的社会代价的不安，和对冷战中政治角力和军事冲突的不安。表面上看，政治宣传和流言蜚语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想象，共同塑造了一场想象的战争。

第三，政治宣传和流言蜚语所建构的战争的想象都建立在对战争和政治信息的加工的基础上。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具备有利条件，拥有广泛的信息收集渠道，这包括军事机密、战报、随军记者报道、新闻纪录片影像资料等。但是，所有信息都被放在政治框架内做了重新筛选和加工，从而佐证党和政府决策的正确和可行，最终营造出团结的景象、必胜的信念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家叙事。流言蜚语被宣传机构定义为错误思想、谣言，甚至是反革命言论，因为它不是官方渠道生产，也不符合官方制定的宣传路线，所以丧失了合法存在的基础，成为被纠正、被消灭、被监控、被批驳的对象。但是流言蜚语并非完全虚构或捏造，它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和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与当时基层社会中的不安、恐惧，以及对新生政权的怀疑和敌视相契合，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持续影响。流言蜚语将笼罩在战争亢奋中的北京变成了一个充满信息的社会，它与政治宣传不断博弈，最终形成了对政府信息控制的软性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