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神话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历史。“神话”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但是它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神话”比较早的时候是由梁启超、蒋观云提出来的，当年我们的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灾难。1840年以来，我们的民族饱受列强的蹂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知识分子远渡重洋去寻求我们民族的生路。于是，在日本，梁启超、蒋观云就提出了人种存活问题。他们结合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和现代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神话”这个词。这个词是我们民族对文化的一个特殊贡献，“神话”的“神”就是我们的祖先，“话”引用了日语的“物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民族对于神话的整合，以现代学术概念的方式提出，事实上在唤醒我们民族如何整合自己的记忆，走向复兴。

我们民族对历史的诉说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神话传说，不仅仅是对口传这种传承方式的记忆，最重要的还是依据文献。我们民族对于历史有特殊的情结，我们把许多文化内容都进行了历史化的处理，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形成了神话传说的重要内容。

中国神话是如何构成自己的体系呢？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不同时代的民众，经过文化整合形成的。在每一个神话故事的背后，都有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

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记忆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解剖方式。这种文化解剖方式，构成了我们民族最重要的记忆方式，所以我们对历史文化有着特殊的理解，一种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还有一种说法是“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戎”是强大的国法，“祀”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记忆，敬天、敬地，在神庙里供奉着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节日、仪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一种特殊的神话传说的记忆方式来诉说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民族的记忆方式与神话传说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我曾经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考察，特别是到客家人地区，常常看到他们写的“根在河洛”，在福建看到“洛阳桥”，等等。这种记忆，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的显示，也并不仅仅是在证明自己的家乡在中州，而是饱含着这个民族的记忆能力。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要求一样，说一个民族的记忆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力，一个民族要使自己的想象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保持自己的生机，就应该使自己的记忆不断地被修护、被保护。

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相对的叫做“欲灭其国，先毁其史”。在历史的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记忆方式和其生存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到了“欲灭其国，先毁其史”的程度。要对一个民族进行整体上的破坏，首先要让它失去文化的记忆能力。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是这样，如都德的《最后一课》所描写的，民族史诗《卡列瓦拉》唤醒的是芬兰民族的记忆，让自己的民族从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记忆中寻找到自己的家园。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往哪里去，为什么要做一系列的事，等等。这是人生的基本模式。

我们常常讲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人说，一个民族如果过于沉醉于历史的辉煌，常常就会形成惰力，失去对生活创造的热情。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忘却了自己的渊源，如果“失忆”，那就忘却了自身存在的一系列内容。神话传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最古老的记忆，它以想象的方式，以原始思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回答了当时的一系列文化诉求。原始人看待自然界的方式及所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所进行的表达、解释，都成为后来生动的神话传说的具体内容。我们的民族记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以这种祖先为代表的英雄神话的诉说更为典型。

我们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古典神话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民族的记忆方式，不是对历史简单的诉说，而是具有强烈的想象能力的表达，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把它历史化，历史表达和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历史有很多区别。

比如神话传说提出天地如何构成的问题，现代科学认为，宇宙经过大爆炸以后，地球变成了其中的一个星球，但是我们神话传说的解释是“盘古开天”。“盘古”这个词是后人造的，是后人对它进行诉说所形成的。我们的神话传说并不是无意识地发展，它是一种想象，包含了历史进化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我们诉说已记不清的人事时，常常采用一种阶段性的模糊方式。

我们民族如果完全用考古学的知识，那么它的诉说将失去最动人的内容。即使到今天，我们的考古也是无法实现的，神话传说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想象表达方式，尤为准确地记述了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就是我们的祖先对我们世界起源的诉说。

“盘古”比较早的是出现在三国时期，吴人徐整写的两本书——《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纪》中。这两本书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神学的著作。“三才五行”的概念是战国之后才慢慢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天、地、人是“三才”，东、西、南、北、中是“五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主体是这样。

盘古如何开天辟地？《三五历记》《五运历年纪》和《神异记》中记载，当时的天地像鸡子（鸡蛋）一样，“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居于其中，如此一万八千年，时天极高，时地极低”，于是做到了天地分开。然后，盘古的呼吸变成了风雷，眼睛变成了日月，毛发变成了森林草木，身上的虱子、跳蚤变成了豺狼虎豹，身上的经脉变成了丘陵、山川、河流。人们根据自己的生存条件、生存状况诉说自己的起源，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有着相同的现象，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盘古开天辟地正表明了我们民族的天地观、日月观、自然生成观。

有了天地，人从哪里来呢？于是又进入了神话传说的第二个时代——女娲抟土造人。《周礼》《礼记》中写“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意指不同的部落让青年男女在春光明媚的时候自由组合，因而有了人。仅仅这样诉说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禁要问，男人以前是什么？女人以前是什么？这就步入了一个新的悖论，如果说人造出了人，那人之前呢？现在有人考证说人是猿猴变的，你有什么证据？这就有一个神话传说的记忆传承方式问题，就是假设，这个假设其实就是想象，是最合理的想象。

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直接提到女娲抟土造人，“女娲抟土造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垣泥中，故富贵者，黄土人也”。女娲用土捏制了人，捏得累了，捏不及了，后来拿起绳子在泥土中弹，于是弹得好的就变成了富贵的人，弹得不好的就变成了残疾人。在这之前，女娲抟土造人的说法也存在，一个是屈原在诗歌中说的：“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即女娲也有自己的身体，那么女娲是谁制造的呢？他用疑问的方式提出了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还有《山海经》写道，“地广也野，有女娲之肠，越神人”，讲女娲是一个部落的大神，从她的腹腔走出来10个人，变成了许许多多的部落。

对于神话传说，我们更多是通过记忆的方式来理解。如果我们把它等同于历史，神话传说就失去了它最真实的表达效果。

女娲抟土造了男人和女人，于是便有了阴阳组合。神话就用伏羲、女娲的结合来诉说。伏羲是农耕文明或者是渔猎文明的重要开创者。关于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传说，我们早期的文献中，女娲和伏羲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而唐代诗人卢仝在诗中说：“女娲伏羲本是夫妇。”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神话传说作为民族记忆所表达的结果。

《周易》曾详细诉说了伏羲的故事。《周易·系辞下》中提到：“昔包羲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意思是说当年伏羲氏看到天上的行星变化，看到大地上的江河奔流、山野茫茫，看到周围的世界和自己身边的事件、事物，“于是始作八卦”。经过“盘古开天地”之后，有了天、地，然后女娲抟土造人，伏羲实际上是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伏羲设定了一个八卦。在神话传说中，“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为了解决天地之间发展变化的规律和人们的生活规律问题，也就是说，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统一在八卦中。

有学者解释，《周易》更多的是对自然变化的总结。我们民族与《周易》的“易”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后来的哲学著作，无论是前期儒学，还是后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我们都能看到《周易》对我们民族的影响。《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就是通过规律的显示，来形成我们最深刻的记忆。我们民族的记忆方式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过于感性，“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成为我们民族对神话传说的特殊理解方式与传承方式。在民族记忆的方式上，对神话传说的这种理解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早期的哲学思想的基本范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伏羲本来和女娲造人是互不相干的，但后来人们把他们连在一起。这是神话传说发展的重要规律。文化有自己的修复功能，我们的神话传说也一样。伏羲和女娲的结合，事实上是文化修复的结果。

有学者考察，从女娲和伏羲两个神话传说人物故事，可以看到我们民族从亲婚制到对偶制的漫长发展过程。有的学者还用云南泸沽湖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种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婚姻方式，解说这种现象。有没有道理呢？有。但是不管是民族学、人类学，还是考古学，在生活与文化面前，我们的一切解释都常常表现出无能为力。因为先民的诉说是一种记忆，是对历史的一种混沌的诉说，它并不是简单的记录，像1+1=2。对于神话来说，1+1甚至可以等于0。因为这是假设，假设是记忆的一种重要基础。但它又并不是简单的设定，而是由自己的生活、知识、经验、思维、审美等一系列文化能力，包括记忆能力的重新组合。伏羲和女娲滚磨成亲也好，他们发明了婚姻也好，便规定了后人的生活方式。传说，伏羲造了鼎，伏羲造鼎成为我们民族神话尤其重要的方式，那就是政权的确立。

这三个神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三个重要背景，天、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盘古开天辟地，只是造了一个民族的基本活动空间，女娲用抟土的方式造就了自己的子孙，而嫁给伏羲之后，又有了更多的内容。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有了自己的生活来源，伏羲，教人渔牧，制作衣裳，这些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证据。所以这个民族的记忆并不仅仅是神话传说，而是用神话传说结合生活的记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讲，伏羲教会了人们渔猎，我们把八卦称为最早的文字诉说方式，这种诉说改变了以往结绳记事的方式。当然历史在进化，神话传说在历史的记忆中也在不断地修复自己的内容，于是就出现了伏羲和女娲的结合，使人的发展更为持久、更为生动，使神话本身具有了极大的活力，在记忆能力上也不断增强。也就是说，神话传说每一次被讲述的时候，它都构成了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组成方式，构成我们民族基本的伦理内容。

我们常常讲，伦理往往意味着对人的思想、情感的桎梏。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秩序，我们的时间、空间作为单位常常就无法存在。在神话传说的基本内容这个记忆能力方面，形成了我们民族对历史的一种特殊表达的同时，也是在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成方式作出的重要贡献。

经过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始作八卦，人有了自己的天地，该怎么进一步发展呢？于是又出现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就是农神，使我们获取了更多生存的资料。除了圈养动物之外，还有获取粮食。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吃了那些有毒的草之后，肠子就断了，但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许多作物，使我们获得了农耕的重要内容。我们民族在神话传说中用神农这个概念，表明我们比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时代，这是我们民族特殊的记忆形式。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常常依据想象，但是那种想象又不是无端的，它有历史的影子，有历史的知识，有自己的经验。人生按照自身的经验，塑造了自身，包括神话传说等一系列的文化内容。

在经过了神农时代之后，人们又言说了燧人氏、有巢氏等一系列与人的居住生活相关的内容，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有人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其实中间有巨大的时间空间。后来又有人讲炎帝神农，但其实也是不相干的。炎帝作为五方之帝，居于南方。神话传说一次次的组合，表明了这个民族对文化的重新修复。在神农身上人们看到了炎帝的影子，炎帝发明了火、开荒种地，火的使用使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活有了更多保障，告别了蛮荒时代。所以神农和炎帝就这样组合成了我们民族最深刻的记忆。“炎”是两个“火字”组成的，“火”作为一个记忆的特殊背景是什么呢？其实是火图腾。我们民族是由多种图腾构成的，图腾背后有一种信仰，就是用神话传说让它更加完善。

神话传说对于“火”给予了很高的礼遇，除了神农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燧人氏钻木取火，等等。我们的神话传说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但并不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而是历代共同的记忆传承形成的，构成了我们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炎帝和黄帝是如何组成的呢？在神话传说中，本来炎帝是属于南方的民族，他用火开创世界，同时用火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行为方式，以火为图腾，这是历史巨大的进步。黄帝也是五方之帝的诉说结果，人们说黄帝是中央之帝。

我们的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神话传说在传承、在流传、在记忆。这些神话传说的内容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在这种记忆能力的表现上，“黄帝说”是因为对土的使用和理解，构成了他的特殊位置。有学者考证，“黄”就是华，在语音上是一致的，“黄”就是华夏之祖，是“黄”和“华”的统一。

当然，不同的演说有自己的诉说方式。在话语构成上，我们的祖先还有自己的解释内容，《史记》对黄帝给予了特殊的言说，而对伏羲、女娲、神农、盘古等等根本不予理睬。“百家言黄帝，荐绅先生难言之，吾不敢尽信也。”司马迁作《史记》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他把神话传说作为历史记述的同时，显示了自己的史学态度。但是后来有许多学者也批评司马迁，把神话传说写成了历史。实际上历史具有传说和神话的内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神话传说作为一种记忆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有自己的背景，但是这个背景也不一定完全真实。

炎帝和黄帝共同构造了这个民族的生存框架，这个生存框架把人与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人的文献说：“炎帝生于姜水，黄帝生于姬水”，他们是一个母亲，是兄弟。但他们是兄弟这个说法是后人的诉说，用记忆的方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神话传说构成我们这个民族古老的记忆，这种记忆形成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同。

历史作为神话传说的表现方式，它的记忆能力的体现，是我们民族对于文化的创新能力和文化想象力的重要表现。黄帝时代就是文化大繁荣、文化大发展的爆炸时代。黄帝为什么能成为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标志呢？是因为在黄帝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创造，它奠定了我们民族重要的生存基础，这个生存基础和盘古开天辟地的意义是一样的。比如，“仓颉造字”是淮南子较早提出来的——“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形成了一种伟大的发展转折，当年的八卦还没有文字的基本形式，仓颉造字后，告别了结绳记事的时代，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就是用记忆的方式来诉说。黄帝这个时代又发明了指南车，还有应龙的故事，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一系列内容，都是我们民族对生产方式的重要表述，体现了自己的记忆形式。“上古之时，人皆穴居之”，但黄帝时代出现了房子，除了这些，还有“仪狄造酒”，事实上这具有特殊的升华意义。黄帝时代出现了非常多的神话传说，成为中国神话传说的集大成。

文字也好，酒也好，都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黄帝时代还有制度建设。黄帝有25子，这25个儿子等于是25个部落，这里包含了对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尤其在黄帝的神话传说中，还有嫘祖教妇女养蚕巢丝织帛，使人的肢体有了更高的发展。黄帝访道广成子、华盖童子等等，在访道中得到了天下治国的道理。伏羲铸一鼎，黄帝这时要铸五鼎，划分天下为九州，九州为五方，五方中间居于中央。

到了黄帝的孙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颛顼。《山海经》中讲：“黄帝生白马，白马生罗明，罗明生颛顼，颛顼是为帝也。”颛顼是黄帝的子孙，出生时像个小猪娃，善弄琴。当年神人一体，秩序很混乱，“颛顼之为帝也，使重极上于九天，使黎穷应于下地”。颛顼把神和人分开了。

颛顼的儿子不成器，“浩浩荡荡，茫茫四野”，于是出现了神话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淮南子》等书中说：“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尧的时代，十日并出，这是为了诉说后羿射日。

“尧”的繁体字是上面三个土，下面一个兀，意思是用土垒起来的很高的山。尧构建的秩序是在黄河流域，在陕西有一个尧山。尧的时代有一个大英雄——后羿，他把天上的9个太阳射下去了。除此之外，尧还发现了贤能的舜。舜的图腾是“犁山耕象”，用大象来耕山。有农业史家曾经考证过，象耕田在古代很可能是用猪进行农耕的方式。但是神话传说常常只是一种记忆的表现形式，不应该把它与历史的真实完全简单等同。

尧的时候，把天庭的秩序规定了，舜把地上的秩序巩固了。这就使我们想起了中西神话的不同。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在建构秩序，而九神常常是破坏人间的秩序，正是因为九神对于人间的破坏，引致了西方艺术的产生。东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秩序，形成了东方文化的一种秩序性内容，这就是神话时代。

黄帝以前，大家打打闹闹，到了颛顼时期又进行了神人分野，到了尧这个时代进行了秩序的整合，而进入舜的时代，舜亲民，还以孝来作为自己的重要特征。大禹神话成了中国神话传说的重要总结。尧访贤，发现舜的贤能，舜在治理灾难过程中发现了鲧的特殊能力，但是鲧治水又没有成功，洪水太猛烈了，鲧用筑堤的形式阶段性地完成了堵水的任务。但是堵水常常有很大局限性，洪水越堵越高，结果造成了人民活为鱼鳖。天帝非常愤怒，于是舜对鲧施以惩罚，“使吴刀剖之，穷极于九源”，用吴刀把他的肚子剖开，结果在鲧的肚子里出现了一条黄龙，这条黄龙在深水里游来游去，变成了禹。所以有一些专家说，大禹是条虫，这个虫不是简单的昆虫的虫，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诉说方式，是龙的一种变体。

大禹治水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一个学者竟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他的生殖能力有问题，我认为他是应该被批判的。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并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记忆传承，而且包含了对自己民族的神圣性的文化精神的传承。这种牺牲精神表明我们民族的特殊向往，牺牲自我服务于天下，构成民族重要的精神主体。在这种意义上，神话传说对于大禹治水的重复、记忆、表现，其实都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文化品格，即牺牲与奉献精神、勇敢精神，这是一种高尚品质的表现，容不得对它亵渎。

同时，在禹治水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悲壮，这种悲壮还表现在涂山氏身上，涂山氏在神话传说中，有的被写成是九尾狐。涂山氏在涂山“候人兮猗，候人兮猗”（等着你啊）。大禹治水的时候要过轩辕关，在那里挖土。涂山氏给禹送饭，禹说我擂鼓你就来，不敲就别来。大禹治水的时候会变成一头巨大的黑熊，把土挖开，结果不小心土石块砸到鼓上了，鼓响了，这一响，涂山氏把饭送过去，结果一看自己的丈夫怎么是一只黑熊，“惭而去”。其实，这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叙说方式，变成熊就丑了吗？不丑。熊图腾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化视角。涂山氏发现大禹变成熊以后就跑了，大禹就撵她，说“归我子”，你还怀着我的孩子呢，不能跑。在今天的嵩山下有启母石，传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大禹亲眼看见他的妻子变成石头，他就喊，结果石破百方而生启，大禹的儿子就从那个石头里出来了。启秉承了大禹的大业，建立了又一个政权夏王朝。大禹治水的神话，内容非常丰富，还有“禹伐三苗”。后人唱到：“普天之下，皆禹之功”“若无大禹，人或为鱼鳖”，如果没有大禹治水，我们都成了水中的鱼鳖。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大禹治水形成了中国神话时代的最后一个时代，也正是因为他的伟大、精彩、悲壮、生动形象，形成了我们民族神话传说的最强音。中国神话传说时代在这样的文化构成中，被一代代延续。我在广西、广东、河南，曾经看到过许多盘古庙庙会，这都显示出对我们祖先的尊重。

越南北部，即原来的交趾（汉代曾经设置为一个郡）有女娲庙。河南、甘肃、河北等许多地方，特别是太行山上也有许多女娲庙，很多地方还有很隆重的庙会，如河北涉县的娲皇宫，在悬崖峭壁上建成一个女娲殿。我到那儿考察的时候，那里的老年人说，这都是几代人用羊运的砖石建的。当年人走不到那个悬崖上，赶着成群的羊，一只羊身上挂了几块砖头，赶着羊把砖头送到上面，建起了巍峨的神殿，人们在那儿建造了女娲的神像。我们可以想象，在悬崖峭壁上建造我们祖先的神像意味着什么？高山仰止，非常虔诚。这种记忆就融为信仰。

伏羲庙也是一样，河南的淮阳有一个太昊伏羲陵，那里有画卦台，这都显示出我们民族的记忆方式，每年的二月二到三月三，很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到那里去。我曾经在那里看到老百姓跳舞，他们叫“龙配”，传说是伏羲女娲当年交配的方式。这不能当作简单的巫术，或者用迷信来概括，它包含了我们民族非常虔诚的一种记忆表达方式。

还有如江西、台湾，许多地方有盘古庙、伏羲庙，香火非常旺盛。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海内外中华民族的子孙对自己的神话传说共同的认同。还有，山西的黄帝陵、河南新郑的轩辕故里，内地许多地方的庙会迎来四面八方的乡亲。海内外，特别是海外赤子，不远万里来到内地叩头，行最神圣的礼仪，这就是我们民族最神圣的记忆。我们56个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文化认同。神话传说构成了我们民族自己的诉说方式、我们的民族认同，在今天形成了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中国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记忆和流传并不单是一种故事的流传，还包含着我们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总结，尤其是对自己精神品格的认同与发展。今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自己的神话传说作为重要内容的传统，形成了自身的重要标志，我们见贤而思齐，我们弘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使今天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多彩，也使我们民族展现出特殊的魅力而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记住自己辉煌的历史，保存自己独特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