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科学家敏感于完美，优秀的医生敏感于缺陷。

§中国传统民居有这样一个特点：窗户很小。

窗户的基本功能是采光。既然开了窗户，为什么不把窗户开大一些？

窗户需要镶嵌玻璃，玻璃是易脆物，怕的是开关时的震动，越是大块的就越是易脆，村前村后游荡着的顽童们更是玻璃窗户的天敌。频繁的重装玻璃，是一件麻烦事。

实际上，中国民居的窗户一点儿都不小，只是人们把窗户的一部分转移了。屋顶的两侧，人们装上几片玻璃，这样，光线从头顶进来了。更何况，这些玻璃用不着擦灰尘，因为一场雨之后，它们变得干干净净。

中国传统民居的这一特点，似乎与价值观没有关系，仅仅体现了中国民族的实用精神。实用精神也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实用精神也有巨大的欣赏价值，它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时，尤其如此。

§朱熹《朱子语类》中有这样的意思：每个人出生时，从天地间得到的元气是一个固定量，生命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耗元气的过程，元气一旦消耗尽，我们就寿终正寝了。

《聊斋志异·禄数》中有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吃的粮食是一个固定量，一旦完成了这个固定量，我们会不可挽回地死去。

中国民间还有类似这样的说法：一个人一辈子能喝的酒也是一个固定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酗酒，到一定时候，他见了酒就会恶心，再也喝不下一滴酒了，或者，对于他，喝酒再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了。酗酒意味着把一辈子的酒提前喝完了。

此所谓“固定量”实质上与科学上的“常数”相通，科学上的常数也就是自然规律，也就是造物主维持世界的秩序、对世界实施统治的工具。

常数作为自然规律是自然中的本有者，但如果没有“喜爱固定量”这一人性，人们就不能发现自然规律。

人们通过发现科学上的常量而满足“喜爱固定量”这一人性；在没有科学传统的地方，“喜爱固定量”这一人性就会幻想出各种各样的固定量。

§指南针、造纸、火药、活字印刷，这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古人的伟大发明远远不止这四种，譬如丝绸、瓷器、茶叶和豆腐，数不胜数。问题是，为什么入选“四大发明”的是这四种东西？

实现“四大发明”这一说法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西方人。“四大发明”也体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西方人推崇的这四者，没有一样与饮食有关，也不涉及中国古人看重的生活情趣。如果这四者没有经过西方人之手而在近代历史上大放异彩，中国人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它们是什么伟大发明。

§人类是善于发明的动物，但似乎没有人把自杀列为伟大的发明之一。自杀是发明，而且充分体现了发明的本质：终结某种难以忍受的痛苦。

新的艺术形式的发明，源于发明者难以忍受对既有艺术形式的遵循。

§中国人似乎不太费力就能成为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一名，但得诺贝尔奖的人却寥寥无几。

中国人能吃苦，吃苦与摘取奥运会金牌，两者间似乎成正比。诺贝尔奖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创新。

§学习西方人的技能，以此制服那些西方人，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名言的含义。学习了西方人的技能，跟西方人打成平手就不错了，怎么就能够制伏西方人？

中国人满足于学习，而且赋予学习以神通。

当年，人们不时问孔子：学生中谁好学？两千年前，中国人就以为好学是年轻一代的最重要的品质。

§我们的脚和车轮子有什么相似之处？步行和骑自行车都在解决距离问题，自行车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两只脚在走路的时候，其实是在做圆周运动。

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同样，我们不应该通过作者和社会去认识艺术创作，而是应该通过艺术创作去认识作者和社会。

§中药汤剂是一天喝两次，而且都是在饭后不久。这大概是因为古人每天吃两餐饭，因为空腹喝下汤剂，胃会不舒服。

今天的中医医生有可能不这么解释，会以为这种朴实无华的解释没有理论含量。

§英语supermarket被翻译成汉语的“超市”。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不会自发生长出超市这样的销售形式。不能认为商业繁荣到一定程度，超市这种形式在任何国家都会自动涌现出来。超市的本质不是在规模的大小，而是对顾客的信任——相信顾客不会偷盗、不会暗地搞破坏。自助餐厅也是如此。

超市是一项创造。让顾客获得自由，降低了零售业的人力成本。

一切创造，或许都只是民族文化的自然生长物。文化有自己的生育力。

§中国很早就有了市场，但自由市场是西方人的创造。只有有了自由市场，才会有亚当·斯密去创立古典经济学。

创造可以诱发其他的创造。

§杂交稻之父袁隆平是中国的技术英雄。

张三：袁隆平先生的发明有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因为他的发明提高了粮食产量，却可能诱发人口爆炸，而且，人不能只吃粮食，巨大的人口固然不会饿肚子，却会让所有的自然资源加速枯竭。

李四：吾兄差矣。人们对生殖的兴趣在日益衰退。中国的农民劳累了数千年，但中国的土地同样劳累了数千年，袁隆平先生的发明实在是伟大之极，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的土地有望可以轮流休息了。最应该感激袁隆平先生的，应该是中国的土地。

§把普通手表放大100倍，这样的结果应该叫什么？叫“大手表”吗？什么样的人又能带这样的手表？

有时候，命名比创新更困难。

§受西方精神的影响，中国的教授们也重视学术个性了。有人正式讲授之前，总是提醒学生们：“我对这个问题的讲解与别人不一样，你们要有准备。”似乎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否则，你们要是被我有个性的新观点给吓坏了，我可不负责。

中国教授们心底深处还是把个性当作易燃易爆的危险品。

§西方人花了上百亿美元，借助强子对撞机去证实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物理学家们承认，他们不知道希格斯玻色子会有什么样的实用价值。

在典型的中国人看来，这样的举动不是疯癫，就是败家。中国学者不在申请表上写清课题成果的现实意义，就不可能得到课题研究基金。

§我自信已经发现了艺术的真理，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但在结课论文上，学生们纷纷回到了各种陈词滥调，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课，好像我的真理在他们身上没有起任何作用。

真理让人感觉亲切，但似乎是外在的东西，陈词滥调则是从人们的心底流淌出来的。普及真理比发现真理更难。

§贵族精神表现为人们为自己的一切言行找到充足的理由，表现为人们为了充足的理由而挖空心思，以至于不惜成本，显得迂腐、荒唐；贱民精神不在乎什么理由不理由，实现愿望本身就是最充足的理由。

赵高为了树立威严，就玩了“指鹿为马”的把戏，他最终杀了人，理由是：这些人坚持说鹿不是马，马不是鹿。赵高歪曲了贵族精神，是贱民中的贱民。

作为贵族精神具体表现的科学，其工作是把各种现象解说成理由充分的存在。

§物种的智能越高，它们在生养下一代时经受的艰辛也就越多。达尔文的原理是：造物主为了每一个物种的利益而工作。我却说：没有任何物种能从造物主那里白得便宜。

但我也承认，我并没有否定达尔文的原理。我更想说的是：貌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有可能一点儿都不相互矛盾。

§让人感觉最稳定的几何图形，是三角形。西方人发明了政治制度上的“三权分立”，看来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之一是：造物主为每一个物种的利益而工作。我以为，有些物种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的好处格外地多。老虎、狮子，还有豹子，这些大型猫科动物，有着一流的进攻能力，它们的防卫能力更让人不可思议：一只豹子被另一只强壮的豹子咬住了身体，被咬住的那块皮肉很容易就会从整个身体上脱落，被咬住的豹子也就脱身了。

人类格外欣赏那些大型猫科动物，自有其道理。它们是造物主的宠儿。

§今天，中国的大学每年都要统计教师们的“科研成果”。成果的意思是成熟的果实。搞科研不一定就会出成果。大量的所谓成果，其实连青涩的果实都算不上。这样的统计似乎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一个妇女统计自己一辈子生的孩子时，把自己流产的次数也加进去。如果流产的是双胞胎，那还得算两个孩子。

§几何学是古希腊人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圆被理解为“正无限多边形”，也就是一种有无限多个棱和角的正多边形。

没有对于棱角的强烈喜好之情，人们怎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想象？为了化圆形为正多边形，人们想象出了“无限”概念。有了这个神奇的“无限”，圆形和正多边形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几何学作为伟大的创造，是人的若干本性自由挥洒的产物。

§一个糖尿病患者得了其他的病，需要截掉一段小肠，手术后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糖尿病痊愈了，然后把这件事说了出去，更多的糖尿病人也被截掉了一段小肠，他们的糖尿病也痊愈了，于是，治疗糖尿病的一种新方法问世了。

“意外”是发明的引信。常人对于意外只是感觉意外。对于发明家，意外是大可发掘的宝藏。其实，让人感觉意外，是一切发明的共同特点。

§葡萄是美味食品。一般人知道葡萄是美味食品之后，满足于去品尝葡萄的美味。有的西方人却要思考：葡萄为什么美味？结果发现了一种被命名为葡萄糖的物质，继而明白了糖尿病和低血糖这两种疾病的实质，进而找到了对这两种疾病的处置方法。

西方文化建立在“好奇”的基础上。

§在中国学术界，“填补了学术空白”是一种褒奖之词。填补空白实质上是消灭空白，相当于把一个空瓶子给填满，至于用来填满空瓶子的是醇酒还是水，那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填补空白来说，重要的是去寻找空白，也就是去寻找一些学术方面的空瓶子。寻找空白和寻找真理，都是寻找，怪不得中国学术界这么看好“填补了学术空白”。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真理，那么，空白就会更有意义。

§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在自己的领域有了发现之后，长期地沉浸在对上帝巨大能力的想象之中。这是中国学者所没有的福气。

§据说，柏拉图学园门口的墙上有这么一句话：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或许，应该用“不能欣赏”来取代“不懂”。今天，我们的中学生都学习几何学，但没有几个人能够欣赏三角形和圆。纯粹意义上的三角形和圆，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作为柏拉图学说精髓的理念论，其实是一种广义的几何学。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名言。中国学者编写的各种《西方哲学史》中，都对培根表现出了亲切感。这应该与培根此名言有关。培根此名言体现了对于知识的实用主义态度：如果知识与力量无关，人们就不会去追求知识了。

培根身后，西方知识大爆炸，这与培根的名言是什么关系？有人研究西方知识史之后得出结论：一个又一个的大师，都不是培根此名言的信徒，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为知识而知识。

让中国人感觉亲切的西方人就不怎么像西方人，而是有几分像中国人。

近年来，人们批评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不重视，投入不足。这是在解释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缺少成果的事实。基础科学研究最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

§牛顿和达尔文是科学巨匠，又都是英国乡村贵族出身。或许，乡村贵族与科学有不解之缘。乡村贵族身份意味着：衣食无忧，足够寂寞，与活生生的自然界亲密接触。

§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说：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点子，如果是好点子，人们就会偷偷地、快马加鞭地去实践这个点子，实现这个点子指向的目标，否则就是泄密，就像是把一张藏宝图公之于世。

“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也是这样性质的点子。

§驱动中国多数教授们前进的力量，不是发现真理的荣誉，而是各种身份，“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就是这样的身份之一。即使自己指导出来的博士没什么了不起，那也不减少博导资格的含金量，也不影响博导们在公众场合亮明自己这一身份的兴致。

博导意味着培养博士生的责任。在中国文化看来，责任首先不是责任，而是荣誉。实际上，“博导”是责任，只有“优秀的博导”才是荣誉。

关心身份，而不关心真正的荣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项弱点。中国的教授人数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教授人数的总和，但中国并没有由此而成为科学文化强国。

在健全的社会里，荣誉带来资格；在不健全的社会里，资格被当做荣誉。

§几何学上的圆是希腊人的创造，这个圆是神圣的、科学的；中国文化没有创造出几何学意义上的圆，却用一条倒“S”线把一个普通的圆二等分，这就有了太极图，太极图是玄妙的、艺术的。太极图玄妙，与其说是用一条倒“S”线就能把一个圆变成两条鱼，不如说是两条鱼居然能够合成一个圆。

西方文化的根底是神圣的、科学的，中国文化的根底是玄妙的、艺术的。

§动物学家发现：小鳄鱼从鳄鱼蛋孵出时的温度，决定了小鳄鱼的性别。

这是新鲜的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动物学家怎么就能发现温度与小鳄鱼性别的关系？

大概是因为：动物学家们注意到，一窝小鳄鱼，要么都是雌性的，要么都是雄性的。正是这一奇怪的现象，激发起了动物学家研究小鳄鱼性别问题的兴趣。

奇特现象是科学的出发点。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去发现真理，不如说是去发现奇特的、让人惊奇的现象。

§贝格尔号船长菲茨罗伊，后悔当初携达尔文环球旅行，终致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菲茨罗伊由此抑郁而死，菲茨罗伊死后，达尔文接济菲茨罗伊的遗属。

菲茨罗伊因为反对一种理论而抑郁致死。这样的死亡不是普遍现象。怪不得，只有欧洲才是科学的故乡。中国人在科学上贡献不大，与其说是因为缺少达尔文这样的大师，不如说是因为缺少菲茨罗伊这样的普通人。我已经活了五十年，至今没有遇见中国的菲茨罗伊。

§水往低处流，这是对一类自然现象的概括，是哲理，不是科学。水在重力的作用下往低处流，这才是科学，科学不满足于概括，而是追求对现象的解释。

中国今天的哲学教科书上，仍然把哲学定性为某种概括——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

概括只能产生有人生指导意义的哲理，与深度无缘，与灵魂的慰藉无关。中国学校里的哲学，其实是哲理大全，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都是在概括，而不是解释。

§一个工匠为希腊国王制作了一顶金王冠。国王赏识之余，怀疑工匠没有使用纯金，阿基米德通过发现“阿基米德定理”，证明工匠果然造了假，“阿基米德定理”让证明的过程像是圣明的神祇在亲自揭示真相。从此，“阿基米德定理”成了造假者的克星、明察秋毫的质量检验员。“阿基米德定理”是人们为了打假而发现的自然规律，是造物主为人类特制的测假仪。

历史上，中国的帝王也担心被人欺骗，但帝王们最终倚赖的，不是科学的定理，而是鬼头鬼脑的特务、居心不良的告密者，还有残酷的法律。

西方文化的兴趣，是预防罪恶；中国文化则是发明出种种残酷的方法，去惩罚罪恶。

§在中国，“不切实际”是一个让人警惕的词语。中国人是一个实际的民族，没有为不拘一格的幻想留出一块土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格言，只能在我们这个视实际为准则的民族之中才显得不容置疑。

但谁要是想在纸上画出任何直角三角形，来检验毕达哥拉斯定理，他注定是在白费工夫，因为事实刚好相反，我们只能根据一个实际的三角形基本符合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才判定这个三角形差不多算是直角三角形。

几何学像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俯瞰着这个现实世界，万物在几何学这面镜子之前照出了自己的不完满。

几何学中的各种等式让人不可思议，让人肃然起敬。只有宇宙精神才能激起这样的崇敬之情。著名的柏拉图学园门口处的墙上，镌刻着的一行字是：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年，天，小时。人类最早发现的是“天”。从发现天到发现年，这中间不知道曾经经历过多少年——我们仅知道不可能少于一年。年的发现者第一次使用“年”造出的句子是：“我用了多少年，才发现了‘年’这个东西。”这句话包含了什么样的喜悦？发现者的听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困惑？

天和年是天体运动带给我们的礼物，小时却是人类的发明，是人类对一天进行二十四等分的结果，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分和秒也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即使蛇有足够的智力，甚至能够发明原子弹和电脑，它却不会发明鞋。

发明的动力是需要。

§人没有翅膀，身体想挪动挪动，依赖于两只脚。脚肩负重任，却只能在不友好的地面上行走：尖锐的石头、狰狞的硬刺，它们是脚的恶梦。人类的两只脚，是这个世界上命运悲苦的器官。

人类的第一项发明，想必是鞋子。有了鞋子，脚不仅改变了命运，而且摇身一变，成了人类强大的武器——从此以后，拳打脚踢才成了现实。

§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一个“自”，然后敲出一个“做”，然后敲出又一个“自”，最后，我敲出一个“受”，不曾想，结果是“自作自受”，而不是“自做自受”，我终于意识到，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但电脑更正了我的错误。

早晚会有这样的设备：它被安装在我们的咽喉处，我们说话的声音经过它的时候，它能让那些无趣的话变得有趣一些，起码也要把那些无趣的话给挡回去，直到它们在肛门找到出路。这种设备可以命名为趣话仪，或者废话过滤器。

§人类基于本能而创造了语言，基于某一信念而发明了文字，此信念是：语言可以用一个符号体系记录下来。

创造是本能的发挥，所以即使了不起，也只能归功于神奇莫测的大自然；发明却是人类自觉行动的结果。

创造是神的，发明是人的。这是语言和文字显示给我们的道理。

创造是从无到有，是无中生有，这是造物主的专利；发明则是造物主把自己创造出来的珍宝放置在黑暗处，我们用火把照见了这些珍宝。

§如今，要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创新型社会。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这个“艰巨”不在于让每个人都去创新，而在于让创新成为受到全民族尊敬的理念。中国有十几亿人，即使只有1%的人，也就是1000万人去从事创新工作，那又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这何止是创新？简直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上帝隔三天光顾地球一次，每次他一定会困惑：“这是太阳系的那个地球吗？”

如果是十几亿中国人都在创新，我们就需要一项伟大的创新，依靠这一创新，使得这种疯狂的集体创新行为停止下来。

§创新是一些人的人生乐趣所在，用不着对这类人提倡创新，问题只是：这类人容易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怪人。

怪人是困厄中的天才，天才是苦尽甘来的怪人。

§人们往往是在感到无聊的时候，才会去追寻深刻的思想和动人心魄的艺术，但女人很少有无聊的时候，或者说女人的无聊容易被克服，如逛逛商店、打个电话什么的，所以，女人难以成为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这不是由于智力上的因素。

§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一旦没有了钟表，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没有时间，不可以没有计量时间的钟表。

张三：听说最早是伽利略发现了摆子来回摆的规律，发现了同一个摆子每摆动一个来回，时间相同，所以，钟表被发明了。

李四问：伽利略是怎么知道摆子每摆动一个来回，用的时间相同？

张三答：他靠的是手表。

§文字涂改液。

它存在的原因是：人类会犯错误。

它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达尔文值得羡慕，不是因为达尔文发现了真理，而是因为达尔文有赫胥黎这样热情传播真理的拥护者。

§科学家预言：再过几百万年之后，地球上将没有地震、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这是福音。但只要设想一下，地球上有朝一日不再刮风，那该是多么恐怖的情景。

各类污染使得城市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只要一个月不刮风，殡仪馆的焚尸炉就会开足马力、昼夜不息；两个月不刮风，成群的城里人，会义无反顾地举家迁徙到乡村；三个月不刮风，鼓风机将是人们馈赠亲友的首选礼物，拥有鼓风机的多少，将成为衡量一个人富裕程度的标准，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会架起巨型的鼓风机。

风是空气在运动。一旦空气不运动，人类就会剧烈地运动。

§当我们说地球上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一只母鸡。实际上，如果没有公鸡，母鸡即使下一万个鸡蛋，也孵不出一只小鸡。

女权主义者喜欢抨击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女性总是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相反的例子。

§由于全球变暖，一百年后，将会：

喜马拉雅山是地皮最贵的地区。有远见的商人应该采取行动，租下这块土地，然后点燃一切能燃烧的东西，加快全球变暖的速度，让平原淹没在茫茫大海之下。

那时，国家已经不复存在，造船业成了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人们生活在一艘又一艘的大船上，“共和船”取代了共和国，“自治舟”取代了自治州，不再有总统，有的只是船长、舟长。

地球这个词将名不副实，也无实可副，应该改名为水球。太阳系的行星中，已经有了水星，现在又有了水球，如果感觉别扭，我们可以给“水球”再换一个名字，就叫“灾星”。“灾星”比地球听起来更像是一颗行星，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只有地球在名称上搞特殊化。

语言中与“地”有关的词语都面临这一问题。不再有人“脚踏实地”，因为脚踏实地成了“脚踏实水”——前提是我们成了水上飞的武林高手；人们听到国土资源部这样的机构名称，该是多么困惑不解；中国古人把金、木、水、火、土合称为“五行”，“五行”只剩下了“四行”；“大海啊，故乡”将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比喻说法，而是100%的写实主义，当然，更写实主义的说法是“大船啊，我的故乡”；取代出国的是“出船”；国际会议让位于“船际会议”；死无葬身之地不再指悲惨的下场，而是所有人的共同结局。

§科学已经做出断言：光是跑得最快的，光的速度是速度的极限。这固然让人惊奇，更让人惊奇的是：光为什么每秒钟不多不少，都是跑完30万公里？光难道随身带了一把尺子？为什么就能一口气跑上多少万年？难道是想测量宇宙到底有多宽广？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最粗大的喘息声音？

“运动的相对性”容易理解：一个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是以什么样的速度运动？这都取决于我，地上的一棵大树一动也不动，我却跑了起来，但我可以假设自己并没有动，这时候，我就说是大树在奔跑。谈起运动问题，我们真的可以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但爱因斯坦用光粉碎了人类的自高自大：不管我们自己是站在地上还是坐在飞行着的火箭里，我们看到，光的速度永远是不快也不慢，每秒钟30万公里。

强调相对性的人，其实是在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只有在想起绝对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谦卑。希伯来人是由光而想起绝对的上帝，证据是：《圣经》中说，光乃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第一种东西。这表明，光是希伯来人想加以解释的第一样事物，没有光，人们想不到上帝的存在。《圣经》中有这样的意思：没有光，连上帝也只能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人类只是分享了上帝的日用品。上帝不让光跑得更快一些，是不是因为一旦更快，上帝就控制不了光？

人们把白色的阳光分解为七种彩色的光，人总算看清了光的本来面目，上帝直接就能看清阳光是七种色彩相互缠绕的混合体。科学让人类用上帝的眼睛看世界。

§造物主为了每一个物种的利益而工作，这是进化论的基本原理。造物主不怎么表现偏爱：鹰能够飞行，造物主就不再用毒液来武装它。既能飞又有毒的，是蚊子，唯有蚊子体现了造物主的偏爱。如果造物主让所有物种投票，选出最可恶的物种，蚊子会榜上有名。造物主用蚊子来显示一条真理：偏爱一样东西，到头来便是害了它。

§西方人在科学和艺术上取得成就之后，将成为科学院院士或者皇家学会会员；中国对一个人的最高奖励，是给他一个官做。

李白当过翰林，中国人就尊称为李翰林；杜甫做过工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小官，中国人不管杜甫本人乐意不乐意，硬要称他为杜工部。

牛顿生前当过英国的铸币大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人称他为牛铸币。

当过官却没有被人用官职来称呼的中国文化名人是孔子——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还没有人称之为孔司寇。

§奶粉与咖啡相配，咖啡的苦味就消失了，用糖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

但首先放进杯子里的是咖啡还是奶粉，结果很不一样：首先放进的是咖啡，则几乎不需要任何搅拌，倒进开水即溶化，否则，再搅拌，还是有一些团状物。

“喜爱顺序”原本是人的一种本性，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似乎在证明顺序的重要性。

§科学理论在西方被理解为hypothesis，译成汉语即是假说。汉字“假”几乎是纯粹贬义的，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科学居然自称是假说，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自称为假说，体现的是科学的谦逊和自知之明，但面对真理时的这种谦逊，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不满意。在“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挂在人们嘴边的年代里，谁要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假说”，他会倒霉，尽管这两种说法的意思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文化对“假”深恶痛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喜爱真理。随机应变才是人们追求的最高智慧。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科学能力主要表现为“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爱因斯坦文集·自述》）。

上面的话可以浓缩为：从大量研究对象中分离出有价值的那一小的部分，是科学创新的第一步。这样的科学才固然需要锤炼，但首先是所谓的禀赋。

一视同仁是道德上的善，却是科学上的愚蠢。展示博学总有一丝一视同仁的意味，它也因此与深邃知识无缘。

§有的天才是少年得志，有的则是大器晚成。少年得志的人，靠的不是早熟的智力，而是早熟的人格。爱因斯坦“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爱因斯坦文集·自述》）。

如果爱因斯坦生活在古代的东方，他八成会成为佛教的一代高僧。当然，凭着超凡入圣的智力，爱因斯坦更有可能成为释迦牟尼这样的宗教创立者。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世所共知，但与其说是真理的发现催生了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不如说是宗教感情推动爱因斯坦发现了真理。

科学即使算不上神圣文化，它也是超越世俗文化的产物。

§应试教育让今天的中国人欲罢而不能。爱因斯坦也曾经深受其害：“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乏味。”（《爱因斯坦文集·自述》）

事实是：长时期的死记硬背，也就是习惯似的死记硬背，也能让常人产生某种快感。这大概是常人与天才的差异之所在。爱因斯坦“通过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乏味”，这表明创造性并不仅仅是天才的禀赋，创造性有着自己的追求，它让爱因斯坦感觉乏味，这实质上是创造性对于死记硬背的强烈抗议。

对死记硬背的忍耐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人创造性的大小。

§中国城市的街头，人们过马路时大大咧咧，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如今，北京的街头，闯红灯的人群中，经常也有一些白种人的身影。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是北岛的诗歌名句，他在诗中道出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有人指出，中国文化是最有包容性的，但这个包容性与这个“我——不——相——信——”，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创造力，但不能想象中国人会发明红绿灯之类的东西，因为这类发明只能建立在“我——相——信——”的基础上。

§有一种人被认为有创造性，其实，这种人更内在的特点是对平庸乏味不能忍受。一个人对平庸乏味极端地难以忍受，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一百道绳索捆绑着，这时候，创造性就会不可阻挡地破土而出。创造性的产品总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身上的一百道绳索在一瞬间被撑断了。

与其鼓励人们发挥创造精神，不如激发人们对于平庸乏味的憎恶。

§一个人根据自己发现的原理第一次完满地解释了一个现象，他由此所感受到的快乐，常人难以想象。阿基米德从澡堂一跃而起，一边赤身露体地在大街上奔跑，一边高喊“我发现了”。

人类因此认识了一种全新的快乐。

§诺贝尔设立的诺贝尔奖，它所体现的，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如果有外星人拿着自己的成果来参加评奖，诺贝尔奖不会断然加以拒绝。常人看待诺贝尔奖时的目光是羡慕的，其实更应该敬佩——敬佩这个公平的精神。

§诺贝尔生前是研究炸药的大师，诺贝尔身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活动是全球性的事件。诺贝尔在这个世界上引起的，永远是轰轰烈烈。

§爱因斯坦说，如果法拉第受到过严格的大学本科教育，他就不大可能提出“场”这个崭新的物理学概念。

爱因斯坦本人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但他没有全身心地去接受这种教育，而是得过且过。

科学上的创新，实质上是对本科阶段所学知识的突破，而本科阶段教科书上的知识，通常看起来像是绝对真理，神圣不可侵犯似的。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牛顿经典力学的超越，爱因斯坦却说出了“请原谅我啊，牛顿”这样的名言。

如果先来到这个世界的是爱因斯坦，后来者的牛顿就会说“请原谅我啊，爱因斯坦”。

只有伟人才能真正欣赏其他的伟人。

§一物降一物，这是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了的现象，食物链是生物学概念。《西游记》中的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根据的是一物降一物原理，这样的原理包含了残酷意味——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残酷存在；食物链让我们想起生物世界建立在残酷基础之上的和谐，生物世界的和谐却美化了作为其基础的残酷。

科学是不使用形容词的赞美诗。

§歌德的名言是“理论总是灰色的”。歌德曾经研究过颜色。歌德的颜色理论大概也只能是灰色的，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是色彩缤纷的东西。

歌德关于“理论”的这一理论应该得到修正：错误的理论总是灰色的。歌德忽视了错误，自己也就陷进了错误之中。

§水滴石穿，这似乎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水一滴又一滴地撞击到石头上，每一次撞击的结果，不是石头受到明显的损害，而是水滴被撞得粉碎，只是因为水滴是无穷无尽的，水滴用无数的彻底失败换来了完全的胜利。

水诚然是胜利者，但我们把水的胜利归功于它无数的失败，却是荒谬的。一万个失败相加，其结果是一万倍的失败，而不能是胜利。其实，伟大的胜利是一万个小胜利相加的结果：水所取得的每一个小胜利，不是由于它舍得一身剐的勇猛撞击，而是由于它与石头相接触，进而对石头进行了一次侵蚀——这是科学为我们揭示的真相。

§科学是从现象中发现不变者，艺术是让不变者自动表现为现象，科学和艺术都与不变者有关，而不变者是精神性的东西。政治是对人的控制，技术是对物的控制，所以，政治和技术是近亲。中国的政治家大多是工程技术出身，这也就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让一个一流的科学家相信无神论是困难的，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技术专家则相反。

§西方人把想象力用于科学技术，还有艺术，想象力在中国文化里主要被用于政治领域。中国古人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西方人却只是说“吾皇长久地活着”——Long live our emperor。谁要是冲着乾隆皇帝说什么“吾皇长久地活着”，他十有八九会被定罪。“万岁”这个词语不仅富有想象力，而且达到了数量化。

§物质守恒定律曾经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常人也容易以为它就是绝对真理，爱因斯坦却指出了它的不足。爱因斯坦是幸运的，因为需要他加以修正的知识，已经接近真理了。

§中国文化里既然没有鼓励创新的传统，吃苦耐劳自然成了最大的美德，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把不怕苦看成是第一位的勇敢，超过了不怕死。

今天，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忧心忡忡：他们的孩子不能像自己那样“能吃苦”。所谓能吃苦其实就是不把痛苦当一回事。中国文化鼓励人们对痛苦无动于衷，而不是去克服痛苦、追求快乐。王小波先生描写过中国农民无谓劳累的场面。

只有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出现愚公移山这样的神话故事。在中国文化那里，肌肉是唯一配得上无条件的肯定的力量，至于人的智力，除了去构思阴谋诡计，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用场了。《老子》一书中有“慧智出，有大伪”这样的名言，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人们认为，专制制度意味着对欲望的压制，其实，受到更严重压制的，是人类的智力——创造性。

科学和民主，与其说是人类智力的产物，不如说是两种事业，它们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它们为人类智力提供了光明正大的用武之地。

§与其说中国人创造性不够，不如说中国人仿造的才能太杰出，让中国人去创造，意味着首先让中国人放弃仿造的天赋，这样，我们在见到创造的益处之前，已经经受了一种损失。

安装了智能假腿的人有可能跑得比常人更快。但大概不会有人为了成为奥运会冠军就锯掉自己的腿，然后安上智能假肢。

§B超机是西方人的发明，在今天的中国带来了这样的后果：胎儿被B超机确定为女性之后，有可能被堕胎，于是，人口中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但西方国家没有出现性别失衡现象。西方人自称是喜爱发明的民族，但这只能是因为：西方文化不仅鼓励发明，而且可以过滤掉附着在发明身上的毒素，因此，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在西方不会产生太大的灾害。

§有的文学理论家宣布：文学没有本质。

这样的说法让人听了不快乐，因为它的本质是失败者的狂妄自大：我追寻过文学的本质，只是没有成功，谁也不可能成功。总之，这样的文学理论家把自己的失败理解为不可超越的失败，是最伟大的失败。文学理论家自封为最伟大的失败者。

§在过去的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国人，群起追求科研中的学术成果。没等学术成为世界第一，众多的剽窃和造假，却是率先到达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国人在追求学术成果过程中的副产品。反过来，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剽窃和造假，学术成果说不定就会真的成为世界第一。因为在中国，“一窝蜂”似的追求到头来往往事与愿违，“无意插柳柳成荫”就是了。

§中国传统文化也说人命关天，其实并不重视人的生命，皇帝一不高兴，就会血流成河。但这应该与中国人很少表现出人的伟大价值有关。

不表现出创造性，人就不应该认为自己比一头猪或者一只狗高贵多少。

§英国人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流行过的名言是“人多力量大”。看来，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有两种：创造知识、繁殖人口。创造知识靠的是头脑。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发明者是太监蔡伦。

弗洛伊德认为：文化上的发现创造，是人们把自己被压抑的性欲转移、升华的结果。蔡伦是无所谓性欲的太监，却有伟大的发明，看来是弗洛伊德应该修正自己的理论。

蔡伦的发明让中国人感到自豪，这些自豪的中国人中，有一大半是生殖器完整、有正常性欲的男士。

§中医和西医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动物们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中药处方上的熊胆会让熊吓破胆，中药处方上的虎骨会让老虎筛糠不已。

§火药是中国古人的四大发明之一，炼丹术士的目的是烧炼出长生不老药，却偶然地发明了火药——这是通常的说法。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伟大的发明是理想主义的副产品。炼丹术士是中国古代不多见的理想主义者。

§中国的几何学教科书上，我们看见的关于圆的第一个公式是：c=π·d，其中c表示圆的周长，d表示圆的直径，π是圆周率。

从科学发现的角度来说，首先出现的不是c=π·d，而应该是c÷d=π。

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几乎成了一个成语，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复杂的。c÷d=π，这是科学，科学是对永恒者的发现，而π就是一个永恒者——常数。把作为科学发现之成果的c·d=π加以变形，就有了c=π·d——在轻易地测出作为直线的直径d的长度之后，我们能不费力地计算出难以被直接丈量出来的圆的周长c，这是把困难的问题简单化，也就是技术的实质。

几何学教科书上把c=π·d作为关于圆的第一个公式，体现的是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

§无神论有助于破除迷信，无助于科学的进步。

§分数式的结构是分子在分母之上，这大概是西方人的发明，如果由中国人来发明，则应该是相反的。在中国文化那里，“子”怎么能踩在“母”的头上？汉字“孝”表明，让父母踩在孩子的头上就对了。

§如今，中国各种学术刊物上的大量论文，都在提倡理论创新，介绍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实现了创新的论文，却找不到愿意发表它的学术刊物。

中国学者最感兴趣的，不是亲自去发现真理，而是指导别人去发现真理。中国学者最感觉荣耀的，是成为“博士生导师”。

§动物世界里没有厕所，厕所是人类的发明。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发明公共厕所。北京城最早的公共厕所，是攻入北京的西方人建起来的。

从厕所到公共厕所，原来有如此遥远的距离。没有“公共利益”意识，就不会有公共厕所的发明。这与唯物主义著名的说法“物质决定意识”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