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生”在中国文化那里受到彻底的肯定，神圣的“易”被理解为“生生”；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才被称为生，例如，贾谊被称为贾生，董仲舒被称为董生。汉语里的先生是对他人的敬称，而先生的原始含义应该是“更早得到生命的人”。

佛教追求的是“无生”。根据佛教这一基本精神，先生的含义只能是“更早堕落的家伙”。根据佛教精神去祝福一个人，就应该叫他“先无生”，如果祝愿他“万寿无疆”，那其实是最恶毒的诅咒。

像先生这样的尊称，主要的不是写实性的，而是理想性的。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称呼一个人，要么是用他的职业，要么是用他的职务，总之是写实主义的。当年的台湾，人们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这是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唯其如此，它也就既啰唆，又有些不伦不类。今天的台湾政坛，再没有人说“某总统某某先生”了。

§秦始皇为了控制南方的少数民族，就让汉族人移民到南方——我从一个电视专题片里听到这样的说法。

秦始皇之后才出现了汉朝，然后才有了汉族这一名词。电视片里的“汉族”让具有历史知识的人感觉不快。

但电视片里的说法也不是完全荒谬的。汉族不是汉朝建立后从东亚大陆上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民族。

如果秦王朝能持续两百年，地球上将会只有秦族，而没有汉族。不过，如果秦始皇式的残暴政治持续两百年，中国大地上恐怕是人都死绝了。

§为了保护诚实人的利益，应该分为诚实人共和国和骗子共和国。

诚实人为了远离骗子，就应该直接前往骗子共和国，因为骗子既然是骗子，就会冒充诚实人而前往诚实人共和国。没有骗子希望自己的周围都是骗子。

结果，诚实人共和国的公民都是骗子，骗子共和国的公民都是诚实人。“名副其实”是这个世界上的稀罕之物。

诚实人只有使用骗术才能让自己远离骗子。

§今天，学者们仍然以著作等身为骄傲，所以，大部头的著作层出不穷。为了制止书籍的泛滥，或许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著书者必须缴纳文字使用费。另外，还应该设立滥用文字罪。

§佛教把世界比喻成苦海，海在中国文化那里没有受到多少赞美，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人的名字里大量出现海字，《大海啊，故乡》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

但对海的赞美不是因为中国人突然发现了海的价值，而是因为中国人感受到了海的可怕。海本身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让中国人屡吃败仗的那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人，都是从海上攻进中国的。

20世纪的中国，“山”被贬义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被合称为“三座大山”），“海”成为文化系统里的新贵。

中国古代文化建立在喜爱的基础上，现代文化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

§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想搞清楚英语词语sheep的意思是什么，外星人会费一番脑筋；至于汉语词语“羊”，只要这个外星人看见了某种动物，就会马上知道这个汉字的意思。汉字从根本上是象形的，其实也就是对于各种事物的摹仿。

汉字折射出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喜爱摹仿。

§秦始皇残暴成性，但更让臣民们恐惧的，不是这残暴本身，而是秦始皇追求长生不死的努力。中国人称皇帝为“万岁”，我总觉得这是反话。

§当杀戮被委婉地说成是镇压，当告密被美化成检举揭发，一个民族的道德也就沉沦和堕落了，一百年之内恢复不到健康状态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废除，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大总统”和“临时大总统”的称呼，似乎总统本身还不够大，还需要用“大”字加以修饰。个中原因或许是：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用一个字来概括皇帝，那只能是一个“大”字，可以废除皇帝，但这个“大”字必须保留。

习惯可以改头换面，却难以被摧毁。

§汉字“朕”原本是所有人用来指称自己的代词，也就是今天的“我”，秦始皇却把这个“朕”字据为己有。从此之后，“朕”成了让人听了就紧张的字。

秦始皇之后的所有帝王，都学秦始皇的样儿，一个个都自称为“朕”，没有人对这样的抢劫感觉难为情。

§孔子厌恶“巧言令色”，炸雷与大风却让孔子惊恐，不过，孔子把炸雷和大风说成是“迅雷风烈”，这应该是“迅雷烈风”的误用。

厌恶的时候，我们语言准确，惊恐却让我们颠三倒四。

§西方文明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具”是常用字：农具、工具、刑具，不一而足。西方文明进入之后，“具”被“机”取代，有了飞机、发动机、计算机、手机。从文字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机”取代“具”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的computer被译成汉语的“计算机”，但“er”可以表示人，这意味着，在英语民族那里，computer作为发明物被认为是像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汉语把“er”译成“机”，缺少了对于computer的敬意。在中国文化那里，受尊重的东西不多。

§汉字“官”，有这样的含义：官员是有正经房子的人，而且，每一个官员都有连在一起的两张嘴。总之，官员拥有不动产，而且多吃多占。

赋予每一个官员两张嘴，这是造字者为了写实目的而采取的象征手法。象征化抽象为具体，化复杂为简洁，化沉重为嬉笑。

§汉语里的未婚妻是对法语fiancée的翻译，“未婚妻”的说法是够简洁的了，却是不通的：女人结了婚才是妻子，未婚就不可能是妻子。Fiancée的完整含义应该是：订了婚但还没有举行婚礼的女子。不过，用“订了婚但还没有举行婚礼的女子”来翻译fiancée，准确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太啰唆。

对于语言来说，不准确胜过啰唆。

§沉默是金。一个人说话又快又多，表明这些话都不重要。一个大学教师说话又快又多，八成是在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

§我们居住其上的行星被叫作地球。今天，我们从地球仪上看见，更多的覆盖这个行星表面的，是水，而不是土地。这个行星更恰当的名称不是地球，而是水球。

难以想象人类有朝一日会为这个行星改名。在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错误比真相更有影响力。

§什么样的社会缺少公平、公正？

没有公，自然就没有公平、公正。

公、侯、伯、子、男，这是五爵。公是五爵之首，是大贵族。贵族精神乃是公平、公正的灵魂。

§20世纪以来，“大”字在中国文化那里变得空前的活跃。“大跃进”之类的口号，象征着中国人一段段悲伤的历史。人们只是笼统地否定了“大跃进”，作为“大跃进”之灵魂的“大”字，却溜走了，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倒在其他地方又大摇大摆起来，于是，我们不时地听到大繁荣、大发展等口号。可以想象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之类的口号一旦过时，我们马上就会听到其他的口号，这些口号中，不可缺席的是“大”。

用“一窝蜂”来定义这个“大”字，或许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每一只蜂都不怎么起眼，可那是不计其数的一群啊。一个“大”字把中国给害惨了。

§北京方言把“你”和“们”熔铸成了“您”，以作为对他人的敬称。用您称一个人，其实是把对方说成是一群人。

这其中包含了这样的文化无意识：单独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一群人。把单独一个人称之为“您”，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个人的敬意，不如说是对个人的蔑视，而且是以牺牲语言的准确性为代价的蔑视。

在一种重视个人价值的文化里，不可能搞出“您”之类的敬称。

§“同志”的字面含义是“相同的志向”，这个称呼在20世纪的中国风行过，至今余波未绝。称呼他人为“同志”，是为了表示亲切；“同志”的反义词是“异志”，“异志”的字面意思是“不相同的志向”，但在古汉语里的实际意思是“叛乱或篡夺的意图”——让帝王寝食难安的东西。“同志”和“异志”，折射出中国文化喜爱的是相同，厌恶的是差异（个性）。

§现代汉语里有“唯物主义”这样的名词。这是对materialism的翻译，但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唯物派，或者物质主义。“唯”和“主义”有相近的含义，出现在同一个词语之中，这就是重复、啰唆。

“唯心主义”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似乎没有人感觉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与近代中国民族的心理有关。近代中国民族的心理是狂热的，喜爱夸张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说毛泽东是“最最最伟大的领袖”，听到这一说法的中国人都热血沸腾。唯物主义中的“唯”和“主义”，都包含了“最”的意思。

§汉语里“姐夫”之类的称呼让人感觉别扭。原来，“姐”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称呼，“夫”是基于法律关系的名词，“姐夫”似乎同时包含了血缘关系和法律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喊他为“姐夫”的那个人，与我们既无血缘关系，也无法律关系。

一个人被别人喊“姐夫”，他会隐约感觉到这样的意思：如果没有我姐姐，我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

但如果取消“姐夫”，我们又应该怎样称呼姐姐的丈夫？

恰当的命名是困难的。

§汉语词语君臣、官兵、天地，都是由两部分合成的词语，前一部分都比后一部分尊贵。但“阴阳”是一个例外。按照传统的说法，君、官、天等都属于阳，臣、兵、地等都属于阴。

阴阳不是它的创造者出差错的结果，它的出现有足够的依据。《老子》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都是把阴放置在阳之前。

中国人用阴阳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内部结构、解释世界（万物）的运动和变化，但阴阳这一词语本身，是对中国传统世俗价值的一次颠覆。

阴阳不是唯一的例外。“一决雌雄”中的“雌雄”，是又一个例外。

§汉语里有种种简称。把全称加以简化，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语里被简称为“十三大”，不是“十三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对“大”情有独钟，“大”也是尊称。北京大学也被简称为“北大”，不是“北学”。一个北京市有两个“人大”，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简称，另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简称。

英语对于由多个名词组成的词语也实现简化，简化的方式主要是“首字母缩写”，譬如BBC是对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这三个单词首字母的集中。这其中似乎渗透了一视同仁或者平等的精神。

把北京大学简化为“北大”，也相当于首字母缩写，但汉语里的简化方式多种多样，譬如，中央银行被简称为“央行”，这可以理解为尾字母缩写；再如解放军艺术学院被简称为“军艺”，这是前一个词语（解放军）的尾字母和后一个词语（艺术）的首字母结合而成。这类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灵活性。灵活性的反面是原则性。中国人最厌恶、最敢于肆无忌惮地加以嘲笑的就是为人死板。“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世界上把这句话奉为高级智慧的只能是中国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的中学生被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些中学生的名称是“知识青年”。

中学文化程度的人，怎么就能算是知识青年？

原来，把这些年轻人叫作知识青年，不一定是对他们的恭维。实际上，这更可能是蔑视性的，因为在这之前，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被彻底打倒了，当年流行的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常”在《道德经》时代的意思，是今天的“不平常”，《道德经》时代的“常”有神圣意味，今天的“常”指的是平常、普普通通、不起眼。

一部中国文化史，是神圣意味不断丧失的历史。

§杞国有一个人，老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因此而忧愁不已。《韩非子》讲了这么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这个“杞人忧天”成了一条汉语成语，而且是贬义的。

中国是一片乐观主义的土地，人们把“杞人忧天”赋予贬义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杞人忧天”这样的故事出现？

我以为这个故事不是虚构，而是完全写实的：有一个杞人，他亲自看见过陨石像闪电一样砸向地面的惊人现象。

§汉字“同”可以这样看：有两个口，一个口吞下了另一个口，这被吞的口把吞食自己的那个口给撑破了。这正是所谓的鱼死网破。一山不容二虎，因为这二者都是虎，是相同者。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喜爱差异是一种贵族精神。

秦始皇是中国贵族精神的摧毁者。秦始皇是“书同文，车同轨”的提倡者，喜爱的是一个“同”字。这个“同”字的意思，正就是“一个吞掉另一个”。

§词语是对各种事物的指代，这是人们对词语的一般理解。但许多汉语词语与其说是用来指代各种事物，不如说是对一些事物的指责、诅咒。譬如“造反”，“反”指的是反叛，“造业”是佛教的常用词，指的是一个人说的话做的事将为自己招致惩罚，造反的完整说法是“造反叛之业”——这正是对反叛的诅咒。总之，造反这个词语本身充满了感情意味，体现了对反叛的否定。“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曾经风行全中国，准确的、不自我羞辱的说法，应该是“反叛有理”。

§writer被汉译为作家，scientist被汉译为科学家，politician被汉译为政治家。西方语言中的“个人”都被译成汉语的“家”。中国文化里，“家意识”无孔不入。

§汉语“均衡”一词，由“均”和“衡”构成。“均”指的是平均，“衡”指的是平衡、稳定。没有平均，也就没有了稳定。“均”着眼的是经济方面，“衡”着眼的是政治方面。“均”是手段，“衡”是目的。

§汉语词语“命运”，是“命”与“运”的组合。“命”指的是命定、必然性；“运”指的是运气、偶然性。人是有命运的，这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生的各种遭遇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

“命运”是含义最丰富的汉语词语之一。

§篮球、排球、足球，还有乒乓球、高尔夫球，它们都是圆滚滚的球；奇怪的是“羽毛球”，明明不是什么圆滚滚的东西，怎么也被叫做球？更严重的是，所谓的羽毛球中的确有羽毛，这意味着“羽毛球”这一合成的名词有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是虚假的。一个名词，怎么能是半真半假？

§“三大战役”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打垮国民党，但“战役”是共产党的用语，国民党的用语是“会战”。死对头不愿意重复对手使用的词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组织各种建设工程时，把它们命名为“某某大会战”。原来，国民党抗日期间组织过多次会战，这些会战在中国民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战”是一个让民众怀念，甚至热血沸腾的词语，总之，是一个有用的词语。有用的东西必须加以使用，这正是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精神。

§汉字“幻”，比汉字“幼”少了一撇，意味着幻想的人连幼儿都不如。中国文化不提倡幻想，而是贬低幻想、丑化幻想。今天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应试教育方式，是这个深厚文化传统的产物，所以，改革这一教育方式才是如此艰难。

§对我们手上五个指头的命名，体现的是常识对于“不一致”的不在意。

大拇指如何得名姑且不论，食指因为其功能而得名，中指因其相对位置而得名，无名指因其他手指都有名称而自己没有而得名，小指是因其与其他手指的相对大小而得名。总之，人们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为五个手指命名，我们使用这些名称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头。

英语对五个手指的命名，也体现了这样的不一致。

§汉语的无名指这个名词值得回味。弹钢琴的人清楚：最笨拙的手指是无名指。人手上之所以长了这个笨拙的指头，似乎是因为总不能让手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空白。

英语给无名指取的名字是ring finger，意思是戴戒指的手指，这样的名字同样有开玩笑的意思：如果没有戒指，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连一个正经的名字都不会有了。

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都表现出了对笨拙的厌恶。

§中国古人把编写史书叫做“修史”。修字的本义是修饰、美化。所以，修史就是美化历史。通过史书，我们了解不到真实的历史，了解到的是被美化了的历史。“修史”一词，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历史书籍的清醒、不信任、不满和嘲弄。

印度古人完全不关心历史，西方哲人不指望从历史发现真理。唯独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是学问的一大宗，“经、史、子、集”中的“史”是也。如果说中国古人真的从历史研究得到了真知灼见，那大概是把史书反过来读的结果。

§汉字“羞”既表示美味食品，又表示难为情、羞愧。羞愧什么？是感觉对不起那些成为美食的动物吧。

美味食品意味着享受，人们在享受的时候又感觉羞愧。这是中国古人面对美食时的复杂感情。基督徒进餐前要感谢上帝赐予食物，其目的或许是要化解类似于中国古人的那种羞愧之情，但实质上是把杀生的责任推给了上帝。或许，人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各种羞愧之情而创造出了上帝。

后来的中国文化面对美食时不再羞愧，而是狼吞虎咽。

§汉语把“105”读成“一百零五”，英语将之读成 a hundred and five，直译即是“一百和五”。

汉语读出一百和五中间的那个零，表明五比一百差了两个数量级。英语则把一百和五作了并列，无视五和一百之间数量级上的差异。

汉语对数字的读法，体现了中国文化里的等级意识。

§英语里100以内的数字有这样的特点：从十三开始，每一个数字都是合成的，譬如十三，英语是thirteen，是三与十的合成。只有从一到十二，这十二个数字都不是合成的。

这似乎表明，十二进位制曾经在英国历史上流行过。

“十三”在基督教文化那里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这也似乎与英语里数字的这一特点有些关系。

一家里有四个儿子，我们称之为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这些称呼都是合成的，它们显得亲切，却不够庄重。“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为了表达对孔子的蔑视，就称之为孔老二。其实，中国古人为了表示庄重，就创造出了伯、仲、叔、季这些非合成的名称，来表示排行。

合成的词语有亲切意味，非合成的词语有庄严意味。老婆和妻，这两个意思相同的名词，也体现了这一点。

一部汉语史，是合成词语不断增加的历史，也就是庄严意味逐渐丧失的历史。今天的人读古汉语文章，首先感觉到的，与其说是难懂，不如说是庄严。现代汉语与古汉语之别，是合成与非合成之别，也是浅俗与庄严之别。

化学研究金，不研究金子；物理学研究力，不研究力气。科学所追求的，归根结底是各种各样的非合成者。

§“姑娘”是汉语对未婚女子的称呼，但这个称呼实质上是歧视性的。姑娘的字面含义是：在娘家是自己兄弟的孩子的姑姑，在婆家是自己孩子的娘（母亲）。这是从身份给一个人命名，就像人们喊“卖水果的”“理发的”一样。

中国文化歧视女性，还表现在今天的人们不能恰当地称呼那些有学识的女性，而只能不伦不类地称之为“先生”——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的专属于男性的尊称。

§“今天真热”，我们经常这样抱怨，似乎气温应该为我们的难受负责。但我们难受，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产生热，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产生的热不能及时地散发，是我们自己产生的热让我们难受。

一块石头在烈火中被烧成了石灰，它也是一声不吭，这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嘴，因此有痛苦也不会叫喊，而是因为它根本上就不痛苦，因为它的身体不产生热。

人们痛苦的时候总是去抱怨外界的各种事物。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有“省军级”“县团级”的系列名词。军和团指的都是军事单位；如今，取代它们的是“省部级”“县处级”。

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现实的变迁导致语言上的变迁。

§今天，中国的官场有这样的时髦：张三局长被人喊作“张局”，李四处长被人喊作“李处”。为什么是这样？

我猜想，张局一类的叫法是这样出现的：一个口吃的下属本来想喊张局长，但是，说出的是“张局、局、局、局、局”，老半天也说不出“长”字来，这样的情况发生几次之后，张局长告诉这口吃的人：“以后你直接喊我张局就行了。”不曾想，其他人觉得这样的称呼新鲜而简短，也就跟着喊起了张局。再后来，人们把这一称呼推而广之。

发明有可能是一个人的缺陷引起的。

§有的文科学者说：理科追求的是真理，文科追求的是道理。

这无非是因为：理科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文科到现在还远远没有。

如果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是文科，那就该由理科学者去说一些类似的话了。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一种语言越是简洁，与之对应的文字就越是繁难；一种语言越是繁难，与之对应的文字就越是简洁。汉语汉字属于前者，英语英文属于后者。大自然似乎不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民族。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但所谓表意的汉字，相当大的一部分更是寄托了种种价值观。著名的“武”和“信”，自不必说，“孝”字指的是儿子辈把父母顶在头上。

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汉族先民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单从文字就看出自己的价值观，才创造出了非拼音的汉字体系。汉字也是华夏民族的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

§“吾皇万岁”是对“long live”或“your majesty”的典型汉译。

国土面积的大小，从许多方面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

§汉语把人们的随意交谈叫作聊。聊字的偏旁是“耳”字。我们与人闲谈的时候，要多用耳朵，也就是多听对方说。

这是中国古人的生存智慧。我们越是听对方多说，我们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多，对方也越是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敬；我们自己说得越多，我们留给他人的把柄也就越多。

人们愤怒的时候，错误的说法会自动更正过来。唯有正确的说法才有力量，才能够震慑敌人。或许，一切真理都有愤怒的意味。《圣经》里的上帝，动辄勃然大怒。

§中国北方民间的常用词语拉扯，意思是抚育（孩子），字面含义是：孩子不愿意走的时候就拉一把，孩子乱走的时候给拽回来。拉和扯这两个含义上平平常常的动词，一经结合，就代替了含义上丰富而抽象的“抚育”。

诗是含义具体的词语表现抽象的意思，诗是一种半具体半抽象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中国文化倾向于避免纯粹的抽象。

§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两个上声字连读时，则前面的字的音调改变——音调变轻了、弱化了；英语里，如果前面有音素s，则后面的音素k就会改变成g——这是清音浊化，变得不响亮了。汉语和英语都在较小范围内打破常规，具体做法却相反。

中国文化把“不为天下先”奉为生存智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周易》里的名言。其中的“以”指的是“所以”。去掉这个“以”，就成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是诗，相同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往诗里掺入任何东西，都是对于诗的损害。诗本性上排斥“因为……所以”之类的关联词。日常语言里的这些关联词也是可恶的。英语里的情形值得注意：出现了“因为”，就不能再出现“所以”，反之亦然。我以为，“因为……所以”之类的关联词，是专门为智力比较差的人创造的。

§数学符号“∵”的意思是“因为”，“∴”的意思是“所以”。当我们说“因为”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发现了某一事物的原因，也意味着我们心情的飘荡，“∵”正像一个冲天而去的热气球，或者一只从天而降的降落伞。当我们说“所以”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已经确信，一个事物之所以如此这般，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原因必然导致的结果，意味着我们现在面对的事物稳如泰山，就像千年矗立的金字塔，“∴”正就是金字塔的形状。

符号是人性的创造，所谓“约定俗成”远远不是符号的本质。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这是林彪的名言。

或许，正因为说了这一句真话，林彪最终没有办成自己的大事，而是悲惨地死于坠机事件。

§官场上流行“请领导指示”的说法。汉语“指示”的意思是“用手指示意”。我请领导指示，意味着我是哑巴，是残疾人，不过，既然我说了“请领导指示”，我就不是真的哑巴。总之，在领导面前，我通过说话声明我是哑巴。

“请领导指示”折射出“怕官”的传统。

§鱼儿离不开水，另外一种动物也离不开水——虾。中国人给这种动物造出这么一个汉字，让它与虫类混在一起，好像它不配与鱼类一起在水中游动，这尚且不说，中国人更认为，即使被当作了虫，它也不是什么高级的虫，而只是虫类中的下贱者。

如果这种水生动物拒绝用这么一个既不符合实际，又充满歧视意味的汉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它只有一个方法——咬人，狠狠地咬。菩萨不害人，无人来烧香。

§汉字又叫方块字，还叫象形文字。但用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汉字去给每一个具体事物象形，经常会遭遇困难。

如果圆滚滚的太阳竭力去配合“圆”这个汉字，它就只好对着自己的身体砍下四刀。

§“发现真理”值得咀嚼：“发”指的是把箭头射出去，发现指的是因为射箭而现身，所以，发现真理的意思是：箭射中了真理，真理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发现真理的过程，相当于狩猎；真理的发现者是一个优秀的猎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真理，不是被射死了，就是受了重伤。我们从科学书籍中看不见活生生的真理，活生生的真理只存在于自然界和艺术杰作中。科学是真理的标本陈列馆，标本帮助我们去想象真理活生生时候的情景。

科学是发现真理，艺术创作是召唤真理，艺术欣赏是感知真理。

§最早的人类第一种全新的需要，是道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需要道路，因为人类不再像自己的“老祖宗”那样有四只脚，而是只有两只脚了，这两只脚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不再能轻松地行走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

有了道路，我们才不至于无条件地去羡慕那些四处奔走的四脚动物。道路的价值在于平坦、洁净，与直或弯无关。足够长的一段道路让我们莫名喜悦。道路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真理，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叫做“道”。

§汉字“人”表示我们人类，但这个汉字表示的，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人的两条腿。用两条腿来代表人类，这十分地简洁，首先却是对人类的藐视：我们人没有了两条腿，固然算是残疾了，却毕竟不失为人，但谁见过单独的两条腿在路上行走，即使它们是最完美的两条腿？

似乎是秦始皇这样的君王造出了“人”这个汉字。在秦始皇的眼里，除了两条腿，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多余的。我们的祖先数千年来，居然用这个“人”来表示自己，也算是一种集体自虐行为。

汉字“犬”表示的是狗，其中包含了“人”字。这表明，我们的祖先造字的时候，狗的形体比人类得到了更全面的关注。

§如果世界上没有雪，中国人就会苦于汉语词汇的贫乏，就会不时地憋得满面通红，因为我们不能恰如其分地去形容一种东西的白。“雪白”成了“白”这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如果有人说出“雪白的雪”，我们也不会感觉太别扭。

没有什么比雪更白，雪是白的极限。

下雪是造物主冲着天空中的雨吹出一口冷风。

§我们中国人想知道一个人的岁数，就问：“你多大？”一个英国人想知道别人的岁数，就问：“你多老？”

两种不同的问法，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精神。中国人是喜欢大的民族：大官、大富翁、大房子、大车，一个字一旦被“大”修饰过，就会让中国人精神为之一振，流氓一旦成了大流氓，在某些人看来，与大英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了。

老就大相径庭了。如果“你多老”这句话是从中国人的嘴里说出来，听的人会觉得这是冒犯：你是不是以为我快死了？

“你多老”中的这个“老”，包含的是沧桑感、淡淡的悲切、对生命深沉的爱惜。单凭这句“你多老”，我们可以判断，英国人不是轻浮的民族。

§大象力大无穷，野公牛次之，至于小蚂蚁，有人指出，如果考虑到它们的个头与他们的搬运物间的差距，它们也算得上大力士，问题是：怎样把力量数量化？

物理学是西方人的发明，西方人用“马力”实现了力量的数量化：1马力=一匹马的力气。我家客厅里的空调机是3马力，意思是，如果有三匹马想为我效力，一点也不偷懒地为我提供凉风，那么，它们最多也只能与这部机器打成平手。

如果是我们中国南方用牛耕田的农民，他们能想到的，不可能是马力，只能是“牛力”；如果是北极圈附近的土著，驾驶狗拉车的他们，只能想到“狗力”。

“马力”这个术语，使马成为衡量力量大小的单位，却也体现了马的悲惨命运。一头野公牛，如果知道“野公牛力”永远不会成为物理学名词，它会怎样地感觉幸运？

§祖父的父亲是曾祖，孙子的儿子是曾孙，曾祖与曾孙共用一个曾；曾祖的父亲是高祖，按照道理，曾孙的儿子应该叫“高孙”，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而是叫“玄孙”。高祖中的这个“高”，寄托了后代的敬仰，但汉字“玄”的含义是黑暗、不清晰，稍加引申就是靠不住。所以，玄孙给人靠不住的感觉。

据说，有的国家有这样的统计：每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母亲偷情所生。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真实性尚且疑虑重重，我们对孙子的孙子又能有什么指望？古人把孙子的孙子命名为玄孙，体现了无尽的茫然和愤懑。

§如今的商家经常声称要使自己的服务人性化。这大概是受了孟子性善论的影响，孟子理解的人性是仁爱，人性化就是要仁爱以待人。但人性不等于仁爱。坚信性恶论的荀子和西方人，听到人性化这样的词语，会一下子格外警惕起来，因为这等于公开表示要坑害他人。

§英语单词study，兼有学习和研究两层含义。中国人把学习和研究区分得清清楚楚。想当年，全体中国人民都“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要是去“研究毛主席著作”，大概会有麻烦。一样东西既然已经成了学习的对象，我们就不可再去研究它，研究意味着不敬。

汉语里有“研究生”这个词语，这个词语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对postgraduate这个英语单词的翻译，而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是：本科毕业之后的人。中国人觉得，研究，乃是一个人到了相当阶段之后才可以从事的事情，甚至是一种特权。

一种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可以折射这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也能折射它的价值观。

研究生这个别别扭扭的词语，一旦从汉语中消失，我们那种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冲动的应试教育方式，才算是寿归正寝了，那将是我国教育改革成功的标志。

§小偷在汉语中又被称作“三只手”。这赞美了小偷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东西的本事，但也丑化了小偷的肉体形象：这第三只手应该安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另外，这第三只手是像左手还是像右手？手是好东西，但平白无故地多给你一只，你就不好处置它，你的大脑指挥不了它，反过来，它会指挥你的大脑，它让你看起来不像个好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据说有一千只手，再给她一只手，我们就别再指望她救苦救难了。

§千山万水、推三阻四、七零八落、七上八下，这种结构的汉语成语太多了。但有一个是例外：乱七八糟。按照常规的成语制作方法，这个成语本应是“乱七糟八”，或者“七乱八糟”。只是这么一来，我们就是在用自身有规则的成语来表示没有规则的事物。所以说，“乱七八糟”是天才创造的结果——它在表示事物无规则状态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产生一种特殊的快感。

“乱七八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成语。

§汉字“足”，首先是指脚，然后引申为完满、充足。

我在患足疾之后，明白了“足”字这两层意思之间的联系。

有一双好脚，应该知足了。

§卖鱼的老头儿负责给买主杀鱼，第一道工序是用锤子打死鱼。老头儿一边砸下锤子，一边喝上一声“嗨”。

该叫喊的，是鱼，不是老头儿。

人类是幸运的：遇到痛苦时可以叫喊一通。

§“淡”，有三点水和两把火，相反的东西各得其所地聚合到了一起。中国古人对于艺术品是以淡为贵。

§“意”——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才有意义。否则，不是从心中发出的声音，不会有什么意义。喷嚏、放屁、饱嗝等，都不是从心所出，无意义。

§“怕”字从心从白。心平常是红的，心变白了是因为怕。其实，人由于害怕首先变白的是脸，古人并没把“怕”字造成面和白的合体，因为古人看清了一点：恐怖事物带来最大伤害的乃是“心”，所以，古人舍“面”而取“心”，显得如此深刻和准确。

§“舒”从舍从予。舍即舍弃，予即我。只有不太把自己当回事，一个人才会舒心起来。古人以无我为至乐。

§“唱”，从口从昌。歌唱应该让人们感觉到两轮红日——双倍的光明。

§“吾”，古人用来表示“我”，其实，“我”字早就有了，“吾”应是对于“我”的定义：“我”是必须养活五口人的人，此五口人是：父母双亲、老婆、孩子，还有自己。今天没有人自称为“吾”了，因为用“吾”来定义“我”不再切合实际——老婆不再需要你来养活，说不定人家挣得比你还多。一旦全天下的男人都自称为“咱”，会如何？

§“趣”，从走从取。古时候的“走”是今天的“跑”。值得人们跑着去取得的，是趣味。这是古人的价值观。今天，值得人们跑着去取得的，是官，是钱。

§“松”，从木从公。松树的所有枝条都竭力向四周伸展，仿佛是想为这个世界提供阴凉，一副“天下为公”的派头。

§“否”，从不从口。当我们否定某人或某件事时，我们用不着嘴，而是用鼻子“哼”上一两声。

§“炒”，从火从少。造这个字，是对于一条物理学规律的运用，这一规律是：热胀冷缩。一件东西原本是“少”的，经过火的一烧一烤，就会胀大。在今天这个商业时代，“炒作”已成为时髦做法，这是对于“炒”的正确运用。

§“休”，从人从木。休有两个相反的含义：“美好”和“完蛋”。当“休”表示“美好”或“吉庆”时，我们联想到人类居住在树木之上的时代——每有猛兽相追逐，猿人找到一棵大树就万事大吉了，“休”字当是原始人所造，反映了原始人对于树木的感情——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一大片没有树木的、光秃秃的土地，仍然会没有安全感。表示“吉庆”的“休”字，体现了人类对于森林的感激、崇拜之情。

“休”字后来为什么表示“完蛋”？走下树木、走出森林，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但留恋森林也是人类的本性，“休”字表示“完蛋”，乃是人类的社会性对人类个体的自然本性的胜利，从此，人对森林的留恋，就成了保守、拒绝开化的同义词，而保守或拒绝开化意味着死路一条。

§“眠”，从目从民。目者，眼睛也，民者，无权力者也。当我们睡着（眠）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中止了专制的权力。这意味着，只要我们醒着，眼睛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双眼贼溜溜乱转，决定着我们的心情。

§“野”，从里从予。里者，内里、内在。予者，我。一般把“野”理解为“原野”，按照字的结构，我们应将之理解为“内在的自我”。但这两种理解更应该结合起来：“内在的我”如同“原野”一般。在原野上，各种生命同时存在着，相互竞争着，又都散发出强旺的生命力——“内在的我”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弗洛伊德把“内在的我”理解为“一口沸腾的大锅”，又名之为“本我”。比起中国古人，弗洛伊德更远离现实。

§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亦即说出真理，是罪；由此而招致天谴，是罚。

可见，说出真理必有严重后果，为上天所不容。反过来，胡说八道，是老天爷历来都恩准的行为。

§汉字“妈”是一个会意字：当牛做马的女人就是妈。在我的故乡鄂东南，原本只有父的称谓，但年轻一辈如今改称为“爸”了，“爸”比父包含了更多的意思：用巴掌的父才是真正的父。父亲意味着暴力。

爹指的是父亲，人们造出这么个字，当是源于对远古时代的回忆：那时候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只能把众多的男人笼统地都称为自己的父亲。爹字中的这个“多”，当是这个意思。

§汉语词语“缺点”是有缺点的，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是：原本完整的东西现在掉了一部分。改正缺点，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缺点不是别的，它实际上是住在我们心中的邪恶小精灵周而复始地发作。

我戒烟有十年之久了，但有一个小精灵时不时用无声的语言在证明吸烟的种种好处。

汉语词语“毛病”也是有毛病的，因为它把病说成是皮毛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毛病”这样的东西。

§错误也分正确的错误和错误的错误。我应该给你100元，却给了你99元，这是正确的错误；我应该给你100元，却给了你101元，这是一个错误的错误。

§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名，既啰唆又不准确。在汉语里，痴不表示没有知识，而是指“病态的知识”。“病态的”意味着不符合常规，但“不符合常规”正就是真理的一个特征。没有痴迷，人们也就发现不了真理。历史上有情痴的著名说法。“呆”从字形上看，指的是嘴像树木一样不怎么说话，除非受到风的猛烈吹打，而孔子把少言寡语的“讷于言”理解为君子才具备的德行。得了这种病的老年人既不能获得真理，也谈不上为了成为君子而节制语言。所以，老年痴呆症应该改为民间词语“老糊涂”。

§当初，有人把汉字“温”和“度”合成“温度”，用来对译temperature。只是，“温度”具有自己的含义：温暖的程度。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一季都有自己的特色：春季意味着温暖，夏季意味着炎热，秋季意味着凉爽，冬季意味着寒冷。既然有温度，也就可以有热度、凉度和寒度。

“哈尔滨明天的最低温度是零下40℃”，我们对这样的说法习以为常。如果改说成“哈尔滨明天的最低寒度是零下40℃”，我们反倒感觉别扭。

如果生活于冰天雪地中的北极熊，也会谈论天气，它不可能使用“温度”这个词语，而只能是“寒度”，最多也只能是“凉度”。

温度成了常用汉语词语之一，我们无法设想，这个词语会被热度、凉度或寒度所取代。

温度能在汉语中确立自己稳固的地位，并不偶然。中国古人对于春的重视，明显地超过了对其他三个季节，汉语中有“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著名的谚语。

§每一种语言中，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两个词语。首先出现的是何者？

毒蛇和无毒蛇，何者更能代表蛇，更能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是美食的国度，所有动物的名字都出现在我们的菜谱上。如果动物们认识汉字，而且明白“移民”这个词语的含义，那么，中国大陆这块巨大的土地上，中国人早晚将是唯一的动物物种了。

§汉语“吹牛”一词，指的是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夸大自己的实力。但为什么用吹牛来表达这样的意思？

汉族是农耕民族，人们常见的大型动物是牛，我们对着一头牛吹一口气，这头牛居然走了起来，但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们吹的结果，因为牛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分明是在自己的支配之下。总之，我们不能通过吹牛来令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去吹牛。

马也是农耕社会中常见的大型动物，这是一种容易受惊吓的动物，马狂奔起来，真的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突然冲着它猛吹了一下。所以，一个人真的想夸大自己的力量，他应该做的，不是吹牛，而是“吹马”。

非洲居民不大可能发明吹牛这样的词语，他们表达同样含义的词语，大概是“吹大象”。

§中国古代书籍的版式是从上到下，西方人书籍的版式是从左到右。上总是压迫着下，左和右则意味着均衡，意味着地位的平等。中国政治讲究的是统制，官职大的人是上级，如果改成“左级”或者“右级”，我们会觉得荒谬；西方政治讲究的是均衡。中国政治术语中大量出现“左”和“右”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之后的事情。我们既可以反“右”，也可以反“左”，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反上也被叫作“犯上”，是叛乱的同义词，是严重的罪行，至于反下，也就是“反人民”，罪行也不轻。在中国文化那里，上下关系是神圣的，起码也是严肃的，至于“左”和“右”，终究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李白之前，汉语中已经有了神仙一词，道教徒的理想是成为神仙。皇帝处罚一位官员，把他降职后派遣到边远地区做官，这是谪。李白被同时代人称作谪仙人，这个词语是一个创造，是谪和仙人的化合，前者代表政治文化，后者代表宗教文化。因为与仙人结合在一起，谪的含义超越了政治层面，实际上等同于佛教因果报应观念中的堕落。总之，谪仙人这个词语包含了太多的文化底蕴。

宗教概念都是想象力充分运用的结果，为了表达对李白的感受，想象力只好把这些概念加以熔铸。作为艺术创造性之化身的李白，迫使别人发挥艺术创造性。李白让我们发现：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不痛不痒的，都不足以抒发我们强烈的感情。

道教所理解的仙人有两个特点：长生不老、能够飞行。李白赋予仙人一项新的含义：一开口就说出神奇的句子。总之，不是李白从仙人那儿白得便宜，而是相反。

§汉语词语“拉屎”是一个不雅的词语。但拉屎的字面含义是不平凡的：拉是手发出的动作，没有人排泄粪便时会用手，除非他便秘了。

拉屎这个词语的第一个使用者，像是一个闹便秘的皇帝，此皇帝喊一声“拉屎”，身边侍候着的小太监马上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

§20世纪，“山”在中国文化里成了一个消极的形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此三者被比喻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也在20世纪的中国突然之间活跃了起来，这个被移的山，自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在“人心齐，泰山移”这一豪言壮语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山泰山，也成了被搬迁的对象。

推翻大山，只能展示人们肌肉的强壮，因为被推翻了的大山仍然是一座大山，只是山顶和山脚交换了一下位置。移山就更不用说了。

§自从有了洋务运动，中国的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人们对运动的喜爱，也表现为他们对敌人的命名——反动派，“反动”应该是“反对运动”的简称。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静有着特殊的喜爱，认为静是人们认识真理的前提，因此属于“反动派”。20世纪，中国文化受到了彻底的否定，因为它们是“反动派”。人们把敌人叫作反动派，自己就是正动派了，但似乎没有人自称正动派，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敌人在名字上有太多的重合，就像我们说别人是恶棍之后，不会自称善棍。

20世纪的中国文化，得上了“多动症”。

§telephone被译成汉语的电话，但telephone的字面含义是“遥远的声音”。“电话”听起来是一种科学命名，telephone却充满着对一项新发明的喜悦与赞叹。如果这项新发明是一个中国人完成的，汉语词汇里就不会有“电话”，而是会增加一个感叹性的名词。

一个民族越是有创造性，在它的民族语言里，感叹性的名词也就越多。

§汉语词语“丢脸”，指的是一个人做了不恰当的事、说了不得体的话。

是什么样的人发明了“丢脸”这个词语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只能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对于一个丑八怪来说，丢脸是一种福音。

§一个社会让人感觉没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会被认为黑暗。黑暗是一个贬义词。

我们的眼睛有正常的功能，但只要我们是在黑暗中，我们的眼睛就派不上用场，跟一个盲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是相对于我们人类的眼睛，黑暗才是一个贬义词。

一个词语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通常由我们的感觉器官来决定。

§汉字“吃”从口从乞，体现了某种价值观：为了口福，我们宁可沦落为乞丐。

中国医生每每对那些刚刚被检查出绝症的病人说：“回去吧，想吃啥就吃啥。”随心所欲地吃，似乎能抵消死亡，起码也能部分地消除死亡带来的痛苦与遗憾。

让犯人在砍头前饱餐一顿，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里，是最高度的人道主义。

§汉字“道”既指真理又指言说。这体现了一种深刻。人发现了真理，然后用语言去描述此真理，这样的描述有时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这样认为。

其实，真理不是哑巴，而是在述说着自己——用真理的发现者能够听懂的语言述说着自己，真理的发现者只是记录下真理的述说。

真理的发现者没有运用语言去描述真理的任务，他只是一个书记员。一个人字斟句酌地去描述真理，只表明他描述的不是真理。

§维也纳学派蔑视传统哲学，说“哲学是概念的诗歌”。

但“概念的诗歌”只能是诗歌，不可能是哲学。诗歌被任何词语修饰之后，仍然是诗歌，就像山水诗、田园诗、抒情诗，都只能是诗。

维也纳学派喜欢咬文嚼字，它的这一名言是不通的。

§中国人对汉字“总”有特殊的喜爱之情。总统、总理、总经理、总长，带“总”字的官衔几乎无穷无尽。“总”意味着无一例外，意味着无一漏网。嬴政自称秦始皇，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总统这个词语，否则，中国历史上不再有秦始皇，而只有秦始总统。如果一只猴子能听懂汉语，猴子听了更加害怕的，不是皇帝，而是总统。

§汉语词语中，有好人，也有恶人；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只有实际，没有“虚际”。中国文化喜爱的是实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出因为有实际而极容易造出的“虚际”这个词语。实际吸引了中国人的全部注意力，人们无暇去思考实际之外的东西，以为实际之外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在汉语那里，一个人有勇气，我们就说他“胆子大”；一个人志向远大，我们就说他“有野心”；一个人乐于助人，我们就说他“热心肠”；一个人说话不拐弯抹角，我们就说他“直肠子”。总之，人格的各个方面被认为与脏腑有关。

唯独面对一个极端聪明的人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天才”。似乎才华与我们的肉体无关，是属于天的。

汉语里的这些说法表明，让先民感觉不同凡响的，是智力，他们由智力直接想起了至高无上的天。总之，是卓越的智力让先民从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唯心主义者。

§汉语用“深刻”来形容那些了不起的思想，这是深刻的，因为实在没有比“深刻”更恰当的词语了。但“深刻”本身不深刻。深刻的字面意思是深深地镌刻。石头或木头上的字迹镌刻得越深，就越是能够不被时间所磨灭。深刻的思想也就是历经千年而仍能被人们所领悟的思想。

“字迹深刻”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现象，因为“字迹”和“深刻”都是具体的。一旦用具体的“深刻”去形容抽象的“思想”，则原本具体的“深刻”也变得抽象了，变得和思想一样地抽象了，仿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没有人用“深刻”去描述字迹了，似乎“深刻”是人们为了形容思想而创造的词语。

§或许，“一棵树”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通常所说的一棵树，其实是一片小森林。人们说是枝条的东西，其实是长在树干上的小树，把树干直接作为自己的根。

砍一棵树，其实是砍光一座小森林。怪不得，看见有人砍树，我总是忧伤。

§“好”比“很好”更好，“无知”比“很无知”更无知。

越是简短，越是有力。

§汉语说一个人“完蛋”，意思是这个人没希望了。“完蛋”的字面意思是：完整的蛋。完整的蛋也就是孵不出小鸡的蛋，也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蛋，实质上与一块石头差不多。

没有对生命的热爱，汉语里就不会有“完蛋”这个贬义词。

§《百家姓》的前四个姓是“赵钱孙李”。《百家姓》是宋朝人编的，宋朝的皇帝姓赵，赵抢占了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自然而然。抢占了第二位置的是钱。孙不仅是姓氏，更是一种辈分——儿子的儿子，是家庭中的被怜爱者，俗语“装孙子”指的是一个人故意表现出弱小，目的是得到别人的怜爱，最终目的是得到实惠，这是生存智慧，尽管显得不是那么光明正大。宋朝之前，最强盛的王朝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李象征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或者文化优越感，主要来源于这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政治权力第一重要，钱第二重要，这是《百家姓》流露出来的汉族的集体无意识。最早的钱是贝壳，然后是丝绸、金银，接下来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最后则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个数字。钱到底是什么？中国古人会回答：钱者，重要性方面仅次于权力者也。

§汉字“道”的意思首先是道路，《道德经》把最神圣的东西称为道。总之，道路和重要性是有关系的。

但中国古人似乎是从反面感觉到了道路的重要性。直到一百年前，中国大地上也没有几条像样的道路，一到下雨天，中国乡村的道路更像是陷阱，让人筋疲力尽，望而生畏。

道本身也折射出中国古时候道路的糟糕——道由走和首（头）组成，意味着：道路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你在它上面行走的时候，光靠两只脚是不够的，你还必须使用自己的头脑，全神贯注，否则，你随时会摔倒。

“道”这样的汉字，是从事物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来描述这一事物，也是文字中的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