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皇帝禁止人民去接触各种理论。一般的解释是：那是为了让人民头脑单纯，从而容易统治。

理论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从事精神活动时，会看淡物质，许多理论实际上是在介绍获得精神幸福的方法。这是皇帝不可忍耐的，皇帝希望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得到全体人民的绝对膜拜，因为他们也只有权势和财富。今天的富人千方百计地想让世人去注意他们的财富。

说汉武帝是为了统治而罢黜百家，这也太高看了汉武帝。实际上，被罢黜的百家中，并没有鼓吹人民造反的内容。

§服从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实际上，一切生命个体都是在服从着。无权的服从有权的，小官服从大官，大官服从人性。换言之，小人物间接地服从人性，大人物直接地服从人性。

§李斯靠当秦始皇的帮凶起家，当了丞相的李斯又在权力争斗中被杀害。被杀前夕的李斯突然想起自己从政前的自由时光，似乎自己被杀这一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就像自己得意时杀害别人一样合理。

李斯从骨子里认为，政治就是杀人和被杀，政治是赌博的最高形式。

§晚年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但真正的十全老人不应该自称“十全老人”，否则，他首先缺失了谦虚和冷静——除非我们认为谦虚和冷静算不得什么。乾隆皇帝的自我完美感让人揪心，更让人揪心的是，当时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是“十全民族”。

§贵族文化是反世俗文化的。自秦始皇以来，没有了贵族，也就没有了贵族文化。皇家文化其实是世俗文化，是夸张了的世俗文化——小户人家办年夜饭，桌上摆放的菜肴是越多越好；清朝皇帝吃的每一顿饭，都会端上来几百道菜。在小老百姓看来，皇帝是顿顿都吃年夜饭的大财主。

从文化心理来看，中国的帝王只是有权有势的小老百姓。中国的版图是辽阔的，但一个“小”字把每一寸土地都给染了色。

§秦王朝的郡县制摧毁了贵族阶层，让中国文化里的贵族精神遭受灭顶之灾。刘邦建立汉朝后大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遗憾的是，刘邦本人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是半个文盲，没有教养，他的那些兄弟子侄也是半斤八两。贵族精神复活的最后机会也就丧失了。

§学问指的是学习和询问，都指的是获得知识的手段，但汉语说一个人有学问，指的是这个人知识丰富。这是把手段当作了目的。

刻苦学习的目的是获得大量的知识，一个人最终没有获得大量的知识，但是他已经刻苦学习过，他照样会得到肯定，因为刻苦学习本身被认为是美德。这是手段的升值。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流行词语。革命的目的是建设理想的人类社会，但到了后来，仍然是手段变成了目的，因此有了“不断革命”的理论，至于理想的人类社会是不是越来越远，倒是没有人再过问了。手段经常成为目的。这是不讲效率、形式主义和瞎折腾的根源。

§让自己对某个他者百依百顺，是人类的一种本性。西方人百依百顺的对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中国人百依百顺的对象是大大小小的权力。西方人百依百顺的结果是灵魂得救，中国人百依百顺的结果是寿终正寝。

人类基于自己的本性，都把自己的百依百顺说成是美德、智慧。

§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竞争就是你死我活，所以，越有权势的人，就越是希望在正式的竞争开始之前，想方设法地完全控制对手，从根本上避免竞争。袁世凯谋杀宋教仁，是典型的例子。

计划经济是非竞争经济，能够在20世纪盛行一时，因为这暗合了厌恶竞争的精神。

§怎样控制政治领域的恶，这也是孔子思考过的问题。孔子思考的结果，不是建立某种制度，而是确立某种修撰史书的原则，“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指的就是这回事儿。谁要是为非作歹，我就通过史书让你遗臭万年。

孔子的想法体现了战国前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就是贵族精神——对荣誉的追求。贵族精神消失之后，孔子的文化创造不会有约束力了。孔子对于政治上的恶无能为力，所以只能一会儿愤慨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悲伤地感叹“苛政猛于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人用因果报应的说法去制止政治上的恶，效果上超过了孔子的这个“春秋笔法”。

§《西游记》写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求玉皇大帝让出宝座。与其说孙悟空是为了得到权力，不如说是因为孙悟空厌恶权力垄断，厌恶领导人的终身制。

或许，政治领域方面最能引起广泛厌恶的，是领导人终身制。

§周武王消灭了商纣王，却没有对商王室赶尽杀绝，相反，倒是封给他们一片土地，让他们能够祭祀自己那些光荣的祖先。

进入战国之后，这样的厚道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不见了踪影。

§有这样一种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功劳最大，否则，北方的匈奴就会轻而易举地灭亡由众多诸侯国组成的中国。

秦始皇的确寄托了中国文人们的帝王理想——只要能确保中国不被异民族灭亡，再专制也是可以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值得颂扬的。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是《大学》末尾一句话。历代的读者把这句话理解为：国家应该把正义作为最高原则。

如果要表达“国家应该把正义作为最高原则”这样的意思，用古汉语或许应该这样说：“国贵义。”这才是简洁而且朴实无华的主张，但也没有了《大学》此名言的充沛气势、突破常规的奇异色彩。

中国经典的解释者们，通常把那些生机勃勃的文句理解为索然无味的一本正经。这是不懂诗之过，更是功利主义阅读心理——急于到经典中寻找哲理——之过。

先秦众经典显著的特点是处处闪烁着诗意的光芒，这也是人们深刻感觉到先秦诸子难以超越的原因，历代中国学者却统统地把它们误以为是哲理。哲理总是可以被超越的，超越诗却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人容易认同现实，因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学习，学习的前提是各种认同。西方人容易抨击现实，因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创造，创造的前提是不满足于现实。

§秦始皇想让皇帝的宝座在自己的子孙中代代相传，直到万代，秦始皇“筑长城”之类的举动，似乎正是这一宏伟抱负的具体化。没有万代的抱负，就没有万代的作为。我想象，当年的秦始皇一定是用最高的建筑质量标准来要求长城的修筑。

秦朝灭亡之后，不再有皇帝有让帝位传之万代这样的抱负。秦始皇有这样的抱负，是因为他看到：秦朝之前的周朝，那可是持续了八百年之久。

§古时候的儒家坚决反对政府与民争利。

老鼠是猫的猎物。一只老虎也去捕捉老鼠。这是老虎与猫争利。

§中国历史充满了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意味着有的人丢了政权，有的人得了政权。

直到秦始皇为止，丢政权的人丢的必然，得政权的人得的也必然。从刘邦开始，丢政权的人丢的必然，得政权的人得的却偶然。

得政权的人通常说自己得到政权是由于天意，刘邦也这么说，含义却与别人不同——这政权来得太过于蹊跷，好像是天意强加给他的，想回避都是枉然。刘邦认为：本领比自己大的人多得很。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汉代的谚语。自古是民分四等：士、农、工、商。此谚语是根据事实而唱反调，却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其中只涉及四民中的农、工、商，漏掉了作为官员的“士”。完整的说法应该再加上一句：“商不如官（士）”。老百姓无权对官员加以品评。

20世纪的中国，有“工、农、商、学、兵”的说法，这是民分五等，却不见了官员的身影。

§据说，中国西北地区一些乡村里，人们家中没有凳子，因为没有人想到坐，最多也只是蹲着、躺下。这让我们想起来：在今天的国际场合，坐的目的不是为了坐的人舒适，它首先是一种礼节。不能设想两国领导人蹲着或者躺下会晤，也不能设想他们长时间地站着交谈——那更像是在受罚。

庄重的场合刺激人们有所发明。

§太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会让一切政府莫名其妙地忧虑。大众是可畏的非理性怪兽。

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一斤火药，制成一长串鞭炮不会有危险，制成一颗炸弹则不同。

§楚庄王大宴群臣，到了晚上，大家喝酒喝得面红耳赤，突然灯烛熄灭了，于是有一狂徒伸手去拽美人的衣裙，美人却扯下了狂徒帽子上的缨，并且告知楚庄王：“赶快点灯，看是谁帽子上的缨没有了。”不料楚庄王说道：“请人喝酒喝醉了，做出了一点失礼的事儿，哪能为了表明你的贞洁就去羞辱有地位的人？”然后命令：“今日君臣同欢，谁不扯去自己帽子上的缨，谁就是不够意思。”等到一百多人都扯去冠缨之后，才点上灯烛。欢尽而散。

权力，可以把相对的善化为绝对的美。

§“文化大革命”期间，亿万青年人被号召起来反潮流。这样，反潮流也就成了一种潮流。反潮流其实是反对多数人，多数人起来反潮流，其实是在反自己。

反潮流注定了是少数人的行为。

§《西游记》写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师父唐僧念紧箍咒。紧箍咒固然是想象的产物，创造它，却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这一类的话头，创造出紧箍咒这个词语，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问题只是：紧箍咒的内容是什么？

唐僧念的紧箍咒，其内容恐怕是这样的：师傅需要悟空，悟空更需要师傅。这其中含有一切紧箍咒的结构。一切紧箍咒都有自己的关键字，那就是“更”。

唐僧念紧箍咒，目的不是让孙悟空知道紧箍咒的巨大杀伤力，而是让孙悟空跟着自己走。这是控制。一个人不会念紧箍咒，也就成不了呼风唤雨的政客。一部政治史，大体上就是一部紧箍咒的花样翻新史。

§秦始皇应该受到谴责，不仅因为他残暴，而且因为他的残暴激发出了更严重的残暴，又让中国人认为最严重的残暴不再是残暴，反而显得正当——反叛成功了的项羽，在残暴方面比秦始皇走得更远。

§政治生活中的“会议一致通过”现象，意味着一大群人中只有一个长了脑袋，也意味着一大群人共用一颗脑袋。

传说中的哪吒太子有三头六臂，如果这三个头都是功能正常，“一致通过”的现象就难以发生在哪吒太子身上。

§猎豹是跑得最快的动物，但猎豹缺乏耐力，猎豹奔跑超过六十秒钟，就会因为内脏过热而丧生。猎豹清楚，速度快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缺乏耐力更是一种缺陷。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中国文化的大幸，因为如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秦始皇，后来者的汉武帝再来一个“焚书坑儒”，文化也就彻底灭绝了。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明都毁于外族的入侵，我们的文明受到的损害却主要是来自内部。

§尧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圣王，尧的一项重要举动，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把王位移交给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舜。这就是著名的禅让。

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舜是尧的女婿，尧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了舜。“一个女婿半个儿”，这是中国的俗语，这样，舜就是尧一个整个的儿子了。这样，禅让这一美好传说，就显得言过其实了。

中国文化乐于把帝王的美德放大100倍，这与把皇帝称作万岁是协调一致的，因为常人的寿命少有超过100岁的。

§在民主国家，繁荣时期，三个政党显得太多了；萧条时期，两个政党显得太少了。

§秦始皇的目的是让天下人畏惧自己，不指望天下人来赞美自己。秦始皇是适应这里的社会土壤，所以，没有人觉得秦始皇身上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相反，像刘邦和项羽这样的人物，远远看见出行途中的秦始皇，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总之，秦始皇在中国引起的是羡慕。听过刘邦和项羽的话，我们意识到，历史这列火车，将以巨大的惯性滑行下去。

§中国皇帝的死亡叫作崩，意思是一座山垮塌。这不是在神化皇帝，而是体现了人们对皇帝的死亡可能引起的灾难的恐惧。如今，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一旦死亡，感觉极度不安的不仅是本国人民，还有它的邻国。

§汉初时的少年天才贾谊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写下了《过秦论》，探讨强大的秦朝快速灭亡的原因。

如果秦王朝不是因为残暴而覆灭，贾谊就不大会认为残暴本身是不好的东西。如果一个王朝因为实行暴政而延续了一千年，贾谊会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他的陛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当年汉武帝的文化政策。汉武帝是天生的独裁者，知道如何驾驭手下的大臣，知道大臣们最恐惧的是自己的官职被罢黜。

“罢黜百家”原本是一句不通的话——百家指的是各种理论学说，又不是官员，自然不存在被罢黜不被罢黜的问题，而只有提倡或者禁毁的问题。

汉武帝是用看待大臣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威胁为前提去利用万物，因此是天生的独裁者，人们只是感觉到“罢黜百家”这句话的霸道，却没有觉察到它是不通的。

§秦始皇对儒家不感兴趣，动不动就用车裂、弃市和腰斩来杀人。汉武帝把儒家捧到天上去了，他的杀人记录不如秦始皇的“光辉灿烂”，却割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

儒家似乎有利于臣民们的脑袋不被强制拆迁，却不能保护臣民们的命根儿。如果汉武帝活上一万岁，除了汉武帝本人，全中国恐怕就没有长胡须的男人了。

§《百家姓》成于宋代，第一个姓氏是赵，因为宋代的皇帝姓赵。

但赵成为《百家姓》的第一个姓氏，更应该被解释为：中国文化里有官崇拜，谁的官最大，谁就最有优先权。

如果《百家姓》成于汉代，第一个姓氏就只能是刘；如是成于唐代，第一个姓氏就只能是李。

《百家姓》不单是姓氏大全，它是文化，体现了一种民众心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百家”包括了儒家，被独尊的这个“儒术”并不就是儒家，儒术最多也只是被改造成了统治术的儒家思想。

汉武帝需要的是术，不是家。历史上格外活跃的人物，是各路术士，而不是思想家。汉武帝是造成这一传统的关键人物。

§一个单位开会，众人站立在广场上，等待一位领导来训示。

一个小时过去了。大领导还没有到来。李四却悄悄地来了。

张三：“李四兄，你怎么迟到了一个小时？”

李四：“不好意思，我是每次开会都迟到。”

张三：“你这是吹牛！每次开会都迟到的，只能是那些领导。”

§“批判现实主义”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词。不是任何文化里都能出现这样的名词，因为这个名词的出现需要一个前提——言论自由。

§多数人影响少数人，是同化；少数人影响多数人，是教化。民主社会是同化，专制社会是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