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演讲主题是“改革开放又一个硬道理：我们必须廉洁和诚信”。为什么这么讲呢？根据我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还要继续向前走，改革开放还要深入，除了小平同志讲的“发展”这个硬道理之外，我认为廉洁和诚信要成为另外一个硬道理。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廉洁，中国人不讲诚信，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将失去，中国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这不是耸人听闻。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学习时报》2009年6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邓小平晚年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一层意思，到了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搞了很多年，他觉得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发展了，发展以后产生的问题不比没有发展的时候少。这句话说得尖锐，很中肯，他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他又说了第二层意思，“如果发展起来以后产生的这些问题不解决，还不如不发展”。这句话讲到了问题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如果我们因为改革开放而产生了那么多问题，又不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还不如不发展，还不如不搞改革开放。

我看了以后很震惊，觉得小平同志在告诫全国，告诫全党，告诫所有在位的、有责任也有权力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同志们，告诫大家要重视这些年产生的问题。

小平同志不是喜欢长篇大论的领袖，他说话很少，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还不如不发展，还不如不搞改革开放”，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后来内部文章也有讨论（下面不涉及小平同志的话），最近出现了什么问题？比方说现在的分配公平吗？贫富差距是不是更大？干群关系是不是更紧张？再比如，腐败问题，等等。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穷，有时候也很乱，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得人心惶惶，经济濒临崩溃，但是有一点，当时的确比较清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各行各业的诚信问题。拥有公权力的领导干部的公信力，是更强了，还是有所弱化？还有企业的诚信，我们是更相信企业家，还是渐渐地不再相信企业家做出的承诺？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是更强了，还是弱化了？

小平同志的忧虑不是我所能体会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与共和国一起走过这难忘的30年，我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忧虑，确实很严重。

上个星期我接到几个电话，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一个电话是从哈尔滨打来的，是一位老教授的夫人打来的，老教授被冤屈40年，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40年前出冤案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解决呢？教授夫人说，40年来，虽然换了很多领导，但这些新领导是老领导提拔起来的，如果要给冤案平反，他们觉得会伤到老领导的面子。我就想问，他们怎么忍心让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受冤40年，直到老教授在冤屈中死去，到今天还没有平反。据说，现在中央和省里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老教授应该能平反了。

还有一个是北京顺义一个普通村妇打来的，她说儿子被校长打了，她要求解决问题，但总有人保护这个校长。她到处上访，上访后又被劳教。今年他们那儿要拆迁，有人要强拆他们的房子。她说，陆老师听说你是反腐败的专家，你帮帮我吧。我只能很抱歉地说，我帮不了你任何事情，我只是一个反腐败作家。

接到这些电话后，我心情很沉重。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形势，非常好的国家，非常好的时代，但又总是有这样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在里面。归结起来，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公权力的公信力，归根到底就是诚信问题。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我们不是孤独的、孤立的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是人，人一定要在社会中共存，人和人之间要发生社会关系。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自己怎么想，怎么追求，都不能脱离社会，都要依存这个社会去发展。人和人，企业和企业，领导和被领导都要产生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我们怎么活着，决定我们活着的质量。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很早就发现，一个社会要和谐地发展，一个人要活得好，财富的因素虽然很重要，但是绝对不能构成人们所渴望的最终追求——幸福。幸福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基础在于人和人之间，社会单元和单元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一种诚信。如果没有这种诚信，人们将生活在惶恐之中，一直会有一种“我要上当”、“我要被骗”、“我正在进入某种陷阱”的感觉，总是忐忑不安。诚信问题，历来是一国的立国之本，一个企业的立足之本，一个执政者甚至普通人的立身之本。

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出差在外，我爱人一个人在家，她6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突然就急性脑出血昏迷，一下子摔倒在马路牙子上，半个脸都蹭破了，满脸是血。当她醒来以后，坐了起来，看到马路边上有几个黑车司机（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出租车）。她说，你们能不能扶我起来送我回家？没有一个人答应，司机都不敢来扶她。他们怕什么？他们说，老太太，我怕我扶你起来之后，你讹我，说是我把你撞倒的。后来，她找到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说小伙子，我保证不会讹你，求求你帮个忙，送我回家。小伙子说，老大妈，你可一定别讹我啊。这个小伙子就把我爱人扶上车，送到家，搀她上5楼（我家在5楼），还不要她车钱。小伙子所做的一切，说明这些人不缺同情心。但是，为什么不敢送一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呢？这件事发生在10年前可能吗？20年前可能吗？30年前可能吗？中国人是这样的人吗？看到一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没有人去搀扶，老太太求他们没有人敢送，要她做了保证以后才敢送她。

这种事情在几十年前难以想象，我们现在都有了，车有了，房子有了，钱也有了，但是当你摔倒在地、满脸是血的时候，没有一个国人愿意扶你，为什么？他怕你讹诈他。这种事情不止发生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事情。人和人之间已经没有起码的信任。如果人和人之间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总觉得社会就是尔虞我诈，钱再多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经常在小区附近的购票点买飞机票，以前我从来不怀疑机票有假。现在的电子票，只要不是在机场买的，我一定要打电话核实，因为我总担心被骗。这种东西已深入到我们的心灵当中，让我们每走一步都怕进入一个陷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幸福感和他的经济富有程度是不能画等号的。

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敢结婚，为什么？他需要爱情，但是对方是不是真爱自己，能不能托付终身？他很犹豫。我们那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幸福感的减弱。当你生活在一种缺乏可信度的社会关系中，你笑不起来，你奢侈不了，这和工作繁忙没有关系，这是心累，心太累你肯定活得不舒服。一个人可以吃苦，可以贫穷，但是他需要得到信任，他需要得到别人的信任，需要把信任交给别人，富裕是相对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当过知青。有一次凤凰卫视采访我，问道：陆老师你们老是说青春无愧，是这样吗？我说：是这样，我们在农场当知青很快乐，你相信吗？我们不会钩心斗角，也不会觉得自己多么苦。我们谈恋爱送不起手表、送不起自行车，我们给对象送白面票。今天晚上吃三鲜馅的饺子我都不想吃，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只有四个白馒头，吃白馒头不要菜，还不知道这个馒头是什么味道就吞肚子里了。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送给女孩两张白面票，四张白面票我两张她两张，这比送钻石还要珍贵。

那时候，大家同甘苦共患难，那种快乐和现在不一样。当过知青的都有体会，所以我们难以忘掉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互相之间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托付的，没有那么多诈骗，没有那么多拐弯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承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东西。这是和谐幸福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难以幸福，发展难以持续。深圳的市场经济搞得比较好，发展比较快。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说透了，就是交易。计划经济是分配，钢厂生产的钢材通过国家政府、计委分配给汽车厂，汽车厂拿着钢板去造汽车，汽车造好以后再分配给单位，基本上是按计划分配。市场经济是互相交易，我生产了卖给你，你生产了卖给我。交易的基本是什么？是什么让交易成功，让交易长期进行？是诚信。如果我骗你或者我诈你，这个生意还能做成吗？当然做不成。如果缺乏诚信，这个市场就不完善，市场经济肯定搞不下去。

三鹿奶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查过三鹿奶粉的资料。三鹿奶粉厂建于1956年，当时是三十几头奶牛，几十个工人。到2007年，三鹿集团解决了80万人的工作问题，销售额达200亿元左右，荣获“中国企业100强”、“中国知名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但是2008年6月份，被曝婴幼儿食用它的奶粉后肾出现问题，继而检出它的奶粉里含三聚氰胺。到2008年12月份，三鹿宣布破产，几十万人的大企业、几百亿元销售额的大集团轰然倒塌。

所以，无论你多么强大，多么有钱，在市场经济里面失信了绝对不行。我们说美国唯利是图，但是美国非常注重诚信问题，每个人都有信用记录。香港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信用记录，银行要记录你这个人有没有信誉，是不是说话算话，有没有及时还钱。你必须在15年内没有信誉问题，才能在银行贷款。信誉是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如果大家都不讲信用，那么就没法做生意，没法发展生产，“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就会落空。所以，我敢说“廉洁和诚信”是改革开放又一个硬道理，它是“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的前提。

在古代，秦国的商鞅为了变法，为了树立政府的威信，他想了一个办法——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告示：谁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给他十两黄金。开始没有人敢来干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商鞅又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信用历来被各朝各代，不同社会所重视。孔子说过，没有信用的人不可以期待他成就大事业。信用问题很重要，在于信用难得。深圳搞改革开放，资金、技术、人才等都可以引进，唯有一样东西不能引进，一定要靠自己培养，就是诚信。我们能从美国引进诚信吗？我们能从东北引进诚信吗？深圳人的诚信，只能靠自我积累，自我完善。

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执政者的公信力。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的政治体制赋予了领导干部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责任。亿万民众能不能相信社会，能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这个社会？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执政者值不值得信任，有没有信誉。十七届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我听说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党政建设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央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执政党，自我完善多么重要。干部的廉洁与诚信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社会体制，牵涉到改革开放能不能持续健康地深入下去的大问题。最近发生的“通钢事件”，虽然只是个案，但也说明了一点，政府的公信力在弱化。

这确实是我今天讲的题目，廉洁和诚信是又一个硬道理。讲到为官执政，我不想讲大道理，不妨以中国历史为鉴。回顾中国历史，比如明朝就很腐败，很多皇帝不上朝，末代皇帝崇祯17岁即位，34岁被李自成赶下台。他本是个非常有作为的年轻人，不应该当亡国之君。但因为他之前的熹宗皇帝，特别喜欢做木匠，在位7年不上朝，而在后宫做木工活。明朝这样的皇帝不是一个两个。天下集于一人，这一人不管天下，那明朝是怎么延续几百年的呢？就是靠一批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官员，他们真的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比如，熹宗时期，魏忠贤独揽大权，当时有两个官员：一个是杨涟，一个是左光斗。杨涟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相当于现在的纪委，不过他没有纪委的权力，现在的纪委可以双规，他只是提意见，谁做得不好就上奏折，但不能处分他。

因魏忠贤独揽朝廷大权，干尽了坏事，杨涟就上奏折告魏忠贤。谁知熹宗连续三天不上朝，他只好把奏折送到会极门，会极门接到奏折，还要把它送到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秉笔太监是文盲魏忠贤，魏忠贤不识字，但是他偏偏当了熹宗的秘书长。这样，杨涟告魏忠贤的奏折就到了魏忠贤手里。魏忠贤还是有上下之分的。他不敢瞒熹宗，就想了一个花招。熹宗不看奏折，让一个小太监念给他听，魏忠贤就让小太监把里面的叙事部分隐掉，把很多问题的责任归结到皇上身上，而不是魏忠贤身上。魏忠贤的姘头客氏在旁边煽风点火，说杨涟的坏话。熹宗听了奏折以后，心想杨涟怎么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他身上，没有什么事实就把魏忠贤说得一塌糊涂，于是就下了一道圣旨安慰魏忠贤。

杨涟一看，糟了。果然，他不久就被抓了。随后，魏忠贤就开始审讯他，要他认错。杨涟当然不会认错。魏忠贤刑讯逼供到什么程度？往杨涟身上泼开水，之后拿着铁丝在他身上拉，开水把皮肤都烫起泡了，肉都烫烂了，然后用铁丝在身上拉。杨涟最后屈死在牢里面，一直没有低头，一直在告魏忠贤。

第二个是左光斗，当时的六君子之一。左光斗后来被刑讯逼供，眼睛都睁不开了，腿被打断了，人已经不能在床上躺着，只能倚靠在墙角。当时他的学生史可法到监牢里面看他，他没法睁开眼睛，他就用手指撑开眼睛看，然后就骂史可法，说你不好好在外面当官，不为老百姓干事情，冒着风险来监狱里面看我干什么？你应该以为老百姓办事为重，赶紧走吧。最后左光斗宁死不屈，魏忠贤就指使人拿石磨压着他的脑袋，把钉子钉进他的脑子里面，把他折磨死了。

杨涟、左光斗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过去我们没有认真读史书，以为封建社会一片黑暗，封建社会黑暗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它也有忠君、爱民的官员。中国的封建社会有黑暗的一面，但是清官的作用也不能小视。我们有过这样一些为了理想、为了正义不要命的官员。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是个完全不拘小节的人，完全不近女色，完全不讲生活欲望。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朋友给他家里送了一块鹿肉，说是因为他特别爱吃鹿肉。王夫人听说后，觉得奇怪，说：“他从来不挑饭菜，你怎么知道他爱吃鹿肉呢？”朋友回答说：“他上次吃饭，只把一盘鹿肉吃光，别的菜却全剩下来了。”夫人又问，他吃饭时，鹿肉放在什么地方？朋友说：“在离他筷子最近的地方。”夫人说：“这就对了，他的习惯不过是专拣离自己筷子近的菜吃罢了，别的菜动都不动。”这件事说明王安石在生活上完全不计较。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好官员，这是不能抹杀的。

这些年出的问题我不愿意多讲。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反腐仅仅靠抓，靠杀是不行的。我们抓了很多，杀了也很多，年年抓，年年杀。2008年从上海的陈良宇开始，今年广东省又变成了热点。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抓过纪委书记，今年抓了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苏州市副市长贪污受贿1亿～2亿元，创全国单笔受贿最高纪录。这是破纪录的，都是刚刚发生的。

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公民的大国，仅仅靠抓、靠杀是不行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吏治非常严厉，贪污6两银子就要杀头。但这样保住明朝了吗？所以，光靠杀和抓是不行的。

讲一个寓言故事。动物园里面的袋鼠经常跑掉，管理员就把围墙加高一米，袋鼠还是跑掉，管理员再加高一米，袋鼠还跑掉，加高三米，袋鼠还是会跑掉。有一天长颈鹿问袋鼠，你怎么那么大本事，到底他们加到几米高才能把你挡住？袋鼠说，他们忘记关门了，我不是从墙上蹦过去的，他们老是加高没有用的。

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示意义。我们只抓、只杀，只是在加高围墙，却没有关门。这个门在什么地方？心里，每一个当官的心里。如果官员心里真正有了人民，有了国家，有了道德操守，就不会贪污腐败、违法乱纪。

不要觉得这是空的，如果这扇门不关，再抓10个陈良宇，一定会有第11个起来。河南省交通厅就有三任厅长相继落马的先例。第一任被抓后，第二任拍着桌子要反腐，要廉洁，结果第二年又落马了。接着第三任上去了，很快又落马了。真的是前“腐”后继啊。这个墙怎么加？要建立起诚信、廉洁之门，并把门关上。只有这样，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和谐。

所以说，廉洁和诚信是改革开放又一个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