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内外的二手资料繁多，但笔者对此课题的研究主要还是建立在对原始档案的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之上的。美国1973～1974年石油禁运的相关档案于近期刚刚对外开放，其中文本文件储存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中，大部分没有形成数字文本，不能网上检索。在其中的尼克松总统文件里（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Mandatory Review Opening），相关文件约有65盒，文件数千份，来源丰富，同时包括解密文件和公开文件。其中，尼克松直接经手的文件约400余份，包括备忘录、会谈纪要、书信往来及访谈记录。基辛格办公室的相关文件48盒，其中中东文件17盒。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相关研究报告有1457份。由于美国在石油禁运开始时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能源署，所以当时的能源政策多由财政部制定提交，笔者就财政部的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获颇丰。在美国能源署成立之后，为纪念石油禁运25周年，隶属于能源署的能源信息部对石油信息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研究。在对美国外交文献的整理中，其中不乏中东各国与美国之间关于石油禁运问题的外交书信往来和会谈记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尼克松文件中，对基辛格的四次中东之旅的相关文件已经解密，对基辛格穿梭外交的研究，为了解美国石油禁运政策形成的原因、经过和影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例如，在1973～1974年石油禁运期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之间的电报几乎每天从不间断，其中基辛格、尼克松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King Faisal）之间的电报几乎占全部比例的1/3。由此可知在石油禁运期间，信息在主要产油国和主要石油消费国之间的传递是十分畅通的，高层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沙特阿拉伯早在70年代就开始通过美国驻沙特大使詹姆斯·伊金斯（James E Akins）对美国示警，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沙特将支持石油禁运，但是白宫对此类预警并没有任何回复，所以白宫对1973～1974年的石油禁运的准备不足并不是因为信息来源不足，而是决策者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情。美国决策者认为：首先，只要保持以色列在军事上的相当优势，阿拉伯国家在自知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不会主动发动战争；其次，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事实证明苏联在缓和的大环境下，确实一直力图阻止战争的爆发；再次，对于石油禁运问题，石油问题和阿以冲突相互联系的机率很小，阿拉伯产油国内部的矛盾很难使其成功实施石油禁运；最后，凭借世界主要石油公司对石油的调配和中东之外石油资源的储备，即使石油禁运发生也并不会对西方能源供应造成太大的影响。

除电报和电话记录之外，决策层的会议记录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在1973～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即从十月战争爆发（1973年10月6日）到石油禁运结束（1974年2月25日），美国的主要决策层并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整体，而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专设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WSAG）。从对相关文献分析的结果来看，危机期间的决策制定相当中心化，主要的决策并非在会议中讨论作出，而是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单独作出。在危机后期，由于尼克松为水门事件分身乏术，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并主导制定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通常起到为尼克松和基辛格提供信息和分析筛选的作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通常由于不同的议题而更换，但主要人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人员大体为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代理国务卿肯尼思·拉什（Kenneth Rush）、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Joseph Sisco）、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r）、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比（William Colby）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准将（Brent Scowcroft）。10214198石油禁运期间除尼克松和基辛格之外，主要参与决策的为联邦能源办公室主管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10214199，他在石油禁运期间在尼克松的授权下主管制定石油政策。在尼克松的放权下，威廉制定的政策几乎都由他自己签字实施。在水门事件的影响下，很多高级官员很难接触到尼克松，但威廉·西蒙几乎天天有机会和尼克松见面。另两个比较重要的石油决策者为财政部部长乔治10214200和紧急事务行动组主席约翰。10214201由于决策层的集中，决策的分歧相对较小，在石油危机期间，决策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以国防部为首的军方由于对石油禁运的顾忌，反对对以色列进行大量军援，而以尼克松为首的白宫却更倾向于保持以色列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二是石油禁运后，对国内能源配给制度的执行与否的争论。以尼克松为首的白宫反对能源配给制度，认为能源的配给会引发社会骚乱，导致对能源份额分配的争夺，从而导致对公平的纷争。反对者则认为能源配给能更好地解决在石油禁运期间能源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

除了美国的文献外，笔者也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他国文献。对他国文献的收集对本文的论述能起到如下作用：（1）对同一文献和事件可资对照佐证；（2）他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应；（3）他国政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这里将他国分为三个部分：石油消费国（美国盟国）、石油输出国和中国。

在石油消费国中，其资料来源主要为英国和日本。英联邦外交部对美国海外文件进行了整理10214202，并出版了文献集，其中关于能源危机的专题共有文件568份，涉及美国的有82份。文件中包括了大量的电报和电话记录，记录了在石油危机期间美英对能源问题进行磋商的全部重要事件。日本方面，可以通过网上检索日本的外交记录公开文件，日本政治国际关系的文件也可进行网上检索。10214203同时，日本的亚洲历史材料中心也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根据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首先决定开放战前公文档案的主要收藏机构——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从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有关亚洲的资料。从资料来看，由于日本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在1973～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日本的外交政策彻底背离了美国的政策指导。

在对石油输出国相关文献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发现中东的官方档案文献几乎是不对外界开放的，但笔者在对黎巴嫩的三个主要报纸——《阿拉伯世界》（贝鲁特）、《安今日报》（贝鲁特）、《吕安瓦尔》（贝鲁特）的研究中发现10214204了很多相关新闻报道。在石油危机期间，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报刊媒体对石油经济和阿以战争的报道几乎占据了媒体所有报道的1/4。由于本文是对美国对中东石油禁运政策的研究，所以研究作为禁运实行者的阿拉伯国家石油生产国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独立于国际石油体系之外，对中国相关文件的整理研究，可以论述在石油危机期间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态度。笔者收集了部分中国外交文献和大量关于1973～1974年的石油禁运的新闻报道，包括《人民日报》和各地的报纸。由于1973～1974年报刊在中国为官办媒体，所以对中国报刊的研究可以透视出中国官方的态度。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地方报纸对美国石油政策的批评要比中央报纸更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