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B2012（0729）-0024/0028-DT005/0005

2012年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主要统计数据表明，到第二季度末，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由第一季度的8.1%下滑至第二季度的7.6%。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降至3.3%，6月份同比降至2.2%，基本达到物价调控的预期目标，表明自2010年开始实施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2012年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4%，比1～5月有所回升。虽然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有所降低，仍从一个侧面表明，进入2012年以来实施的结构性放松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尽管截至目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众多困难，但放松性政策的启用，特别是国务院各部委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的正式公布和实施，对启动全社会投资、有效促进就业和保证经济增长等将产生积极成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量下降趋势仍然存在，结构矛盾更加突出，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一，通货膨胀趋势得到扭转，潜在通缩风险初现。虽然上半年CPI已降至3.3%，回至适度区间，但第二季度与2011年同期相比，进一步下降态势明显，已经明显低于适度通货膨胀率合理区间的下限。如果从环比的角度看，2月份以来基本呈现连续负增长趋势，其中6月份为-0.6%。若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角度看，6月份环比分别降至-0.7%和-0.8%，同比更是分别降至-2.1%和-2.5%。如果说CPI表明的是最终价格变动趋势，那么PPI表明的则是中间价格的变动趋势。PPI的超前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最终必然表现为CPI的持续下降和负增长。这就是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潜在通货紧缩倾向。如果宏观调控政策不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潜在通缩很可能演变成为现实的通货紧缩。

第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处低位，结构性投资不足问题趋于严峻。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4%，比上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虽然5月份回落速度放缓，并在6月份有所回升，但仍明显低于投资增长的合理区间。目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同样是结构问题，主要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类投资增速回落幅度较大。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速回落1.4个百分点，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住宅投资额增速回落21.3个百分点，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0.89个百分点。受上述投资结构性下降趋势的影响，建材和机械类等下游相关企业的投资必然出现明显下降，结构性投资不足问题相当严峻。

第三，对外贸易增长仍然乏力，发生贸易的地区结构出现明显分化。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0%，其中出口增长9.2%，进口增长6.7%，贸易顺差扩大了53.4%。第二季度进出口增长虽然有所回升，其中6月份同比增长9.0%，但对外贸易疲软倾向未变，进出口增幅仍处于低增长状态。除此以外，当前我国外贸领域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一般贸易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及对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增速相对平稳，但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及对欧盟、日本等传统贸易国的双边贸易增速明显下降。我国对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比重高达42.1%，因此，我国对外贸易地区分布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必然对我国进出口增长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第四，企业盈利和融资能力继续呈现下降态势，部分地区企业信用违约风险有所增加。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117亿元，同比下降2.2%，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28.7%的水平。虽然6月份全社会信贷规模净增9198亿元，但信贷资金的主要流向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后续完成的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和实现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6月份和7月份两次降息，具有一定的信贷扩张效应，但由于近年来通过信托机制实现的企业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融资成本较高，加上前期紧缩效应的影响，大量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众多困难，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连续发生的中小微企业信用违约行为，表明市场信用违约风险正在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前不久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强调要继续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同时做出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的战略部署。鉴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潜在通货紧缩倾向明显、物价和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现实，我们认为，除应继续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调控总量外，应把加大结构性调控力度作为政策操作的重点。

第一，以稳健货币政策为基本取向，进一步降低准备金率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避免可能发生的通货紧缩。物价指数（包括CPI和PPI）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滞后反应。货币政策从紧缩转向稳健、财政政策随之转向积极后，这种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大短期调整力度和长期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持稳总量调控力度的同时，把政策操作的重点放在结构调控上。现行法定准备金率仍然偏高，客观上起着抬高市场融资成本的作用，需进一步加大下调幅度。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外汇储备单边增加的倾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由此形成的外汇占款数量有所下降，但这不应成为进一步下调准备金率的前提条件。相反，进一步下调准备金率，对于有效改变长期以来扭曲的内外资产收益分配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推进民间金融规范化改革，促进村镇等区域性小微型商业银行的发展，加快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建设的审批进度，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使地下金融地上化、黑市交易白市化，保持和优化社会融资及其规模。要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制定更加优惠的财税政策和财政贴息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更加注重满足中小微型企业等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尽快向市场合理有效地注入流动性。要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银行体系内部资金沉淀及其可能导致的异型“流动性陷阱”，防止虚拟经济融资涌动引发过度投机，侵蚀实体经济的健康成长。要通过货币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大幅度提高实体经济领域各类企业的盈利水平及其盈利预期。

第二，调整投资政策着力点，积极扩大有效社会需求，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鉴于到第二季度末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明显低于其合理区间的现实，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多投资支持的客观要求，当前要着力搞好投资政策操作着力点的调整。其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投资力度，在保持一定比重和规模的建设性财政投资的同时，把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作为重点，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建设和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债务性投资及其规模，避免投资扩张的盲目性，防止行政审批可能导致的新的产能过剩。其二，要加大对技术创新型企业投资的支持力度，要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方式，为这类企业减负和增利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其投资扩产，增加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新要求的有效供给，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其三，要从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高度，切实保证各部委“新36条”的全面落地，以更好地鼓励、支持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民间投资的各项财税、金融政策，要加强对垄断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查与处理、鼓励公平竞争，要限制各种形式的垄断、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其四，要强化房地产投资管理，以保证正常住房需求为目标，加强市场监管，限制投机性投资行为，有效防止过多资金流入投机性房地产市场，打击房地产开发公司制造虚假信息和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有效扩大正常住房供给。

第三，从我国大国发展战略高度，调整我国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要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指导、以国家战略利益为导向，从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角度调整出口政策，追求贸易平衡，容忍一定程度的贸易逆差，放弃传统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取向，提升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当前，可以通过降低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进口关税、增加进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财政补贴、实行买方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等积极的财税政策，促进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进口，鼓励以出养进，包括促进运输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贸易旅游和文化服务产品和劳务的出口等。

第四，要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明确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税负，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税费负担。要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重点是降低直至减免小微企业税负。要进一步清理各种名目的行政性收费，要坚决打击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摊派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财税政策的调整要充分体现有效支持小微型企业和国民创业兴业的原则。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2年7月23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继续从这样一个高度，审视和探索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切实用科学发展的办法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进，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实现更大更好的发展。

（执笔人：刘迎秋、吕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