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积极扶持，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迁居或是在原住地安居，取决于不同民族不同的生存状况905495。从许多少数民族还是喜欢原居地的现象来看905496，传统的力量是极大的，对一些少数民族而言，其力量大于城市化及市场化的力量。在全球化及市场化的浪潮下，在不同文化及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现象是什么？城镇化的后果，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有何共性及特性？白族对全球化及市场化的反应，与其他许多民族是不同的，是一种“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与其他民族的回迁905497及恋地（attachment to one’s homeland）不同。但与其他民族一样，传统的力量仍是白族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然而在中国的城市化研究中，大多关注的是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问题，在农村内部悄然发生的城市化却被忽视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革新使得广大农民更加容易适应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从而留在农村或是小城镇905498，加速在本地区内发展经济，寻找商业机遇，就地城镇化。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过程正在加速，白族农民是否具有适应性？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他们能否适应城市化的经济环境？笔者的田野调查讨论的是白族城市化的经验。白族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能很好地适应，并响应国家政策，一部分因素还需追溯其文化上、历史上经商的传统。白族地区早在明末清初，工商业就较为发达，虽然其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其主体是农民，而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白族人如鱼得水，城市化的到来恰好给予了白族人发挥创造性和适应性的体验。对喜洲白族人生活经验的描述，以及对其生活经济指标的分析，关注白族人如何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应对挑战，为了能够很好地适应城市化和商业化而改变生计方式，并从中获益。当然不仅此而论，本章将要讨论整个白族社区，从他们所固有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变迁模式，透视其适应性的生活策略，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特有的生活逻辑和社会网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不同地区的农村都会以其不同的特点逐步地向城市化转化。小市场的兴起就是地区城市化的一个标志。由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改变，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就使得原来的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使得原来的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化，其城市化特征显而易见。至于乡村小市场，尽管它们的市场特征较城市的市场弱，其交换只是以农副产品为主，属于细碎的零星贸易，但是，它却体现出农业社会里最广大的、最底层的社会群体对市场介入的一面。它的出现及数量的增长，对中国云南边疆而言意义至为深切。

大理地区以喜洲为标志，其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果说城镇数量增长和中心地分布密度加大是整个大理地区城市化的一般水平，那么喜洲的发展就成为这一区域城市化发展的最好水平。喜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减少，而从事商业的人口在增加。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并不需要离开家到城市打工，他们却保持着和大城市相似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在广大农村，早已布满了城市文化氛围。

然而，城市化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涌向非农地区，随着经济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城市化也可理解为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日趋弱化905499。

喜洲的白族人基于经济条件调整他们的生产方式，在当前的政府政策下获益匪浅，他们转向效益丰厚的副业生产，相比之下，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农业收益转向了手工艺品的加工和产销。因此，与城市的交易日趋增加，当地农民并不需要离开乡村，而城市化的变迁早已在他们的身边悄然发生。在白族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周期性的市场交易早已存在，从这个层面来看，白族人早已具备了非农的经商能力。在城市化到来之时，白族人能很好地从其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良好经验。

商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化的特征，其标志是市场交换。然而，交换是基于分工而产生的，在白族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中，也曾存在乡村集市形式的市场交换，这种集市是在未受到城市化影响下自然形成的。因此，喜洲白族村民的商业经验可溯源于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族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也存在城市化的需求，在城市化到来之时，喜洲白族村民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他们能够较快适应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一案例将要分析喜洲白族人是如何通过改变和调整他们的生计方式，适应全球化、城市化及市场化的。

本章将要讨论的是发生在白族地区的就地城镇化问题。在这一民族地区，随着高度商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民族手工艺品兴起，白族人很快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离土不离乡”，操持家业。本研究基于该地区普通白族农户的个案分析，以探究变迁的微妙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文中所提到的个案，将首先对该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个简要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