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催生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信息革命促进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现代化，并使金融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而同经济学、管理学相并列，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自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有着特别迅速的新发展，非均衡理论、非线性理论、信息非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业规制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不断涌现。经济学为我们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整套分析方法，也为我们分析各种经济问题扩大了视角，确立了新的参照系。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应联系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等因素扩大视野，所用的方法也不能单打一，而应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各种经济分析方法备受关注，有些方法如分析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代理人在有限选择中进行选择的“分离选择”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发明者赫克曼（J.Heckman）、迈克法登（D. McFadden）还因此而获得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研究的任何创新往往是同分析研究方法的突破分不开的。1969～2003年共3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研究领域，除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交叉科学研究4个领域外，最后一个领域就是经济分析新方法。迄今为止，这一领域奖项的获得者都是从事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在管理学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由于管理不再限于完成既定的任务而须不断创新，管理的对象不再只有体力劳动者而更为重要的还有智力劳动者，管理不再是与文化无关的科学且已不囿于一国的范围，管理不再仅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给经济发展以巨大推力，这一切使管理理论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旨在提高智力劳动者生产率的激励理论和分配方法，以及企业文化理论和企业形象管理方法等。

金融学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信息革命造就了新经济，但新经济单有新技术的支撑而无新金融的孵化和扶持，是根本不可能萌芽和成长起来的。如果说科技是经济的第一生产力，那么金融就可以说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授予研究资产组合理论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的三位学者，他们是马克维茨（H.Markowitz）、米勒（M.Miller）、夏普（W.Sharpe），这使金融学名声大振。随后1997年默顿（R.Merton）和斯科尔斯（M.Scholes）因研究期权价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把金融学研究推进了一步。金融学从第一阶段的公司财务研究和第二阶段的资产定价研究，发展到第三阶段的金融行为研究。行为金融学日益成为金融研究的新时尚。与金融学理论发展相伴随，以设计与实施旨在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或服务为内容的金融工程及其研究迅速兴起。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三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对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关系，我曾在2000年作过专门论述995689。经济学跟数学、心理学一样，是管理学的基础之一，并为管理学提供分析方法如费用效益分析法等；而管理学使经济学更有力地转化为生产力，对经济学的实用化有着巨大作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还相互渗透、交叉与结合，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化，以至于出现了经济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特别是像企业组织、公司治理、经济预测、管理决策等许多问题的研究，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内容，属两栖型，难以分清究竟是纯粹的经济学还是纯粹的管理学，有时只是研究的角度和观点不同而已。有一种观点想以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科方法还是理工科方法来区分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这在经济学日益数学化、数量化、公理化、工程化的条件下也是行不通的。这样区分既不容易也无必要。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 A. Simen）就是美国的管理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他因“有限理性”和“决策程序”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经济学奖，他认为“决策并不像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趋于最优，而恰恰是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比如大家都寻求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西蒙的名著《管理行为》（第四版）告诉人们：组织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

至于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关系，其联系紧密程度不难从下面的类比中看出：它们不仅有共同的研究方法，如计算机模拟、非线性混沌分析、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以及借鉴心理学原理的“临床诊断”研究方法等，而且还有类似的研究方向，如经济学中有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同样在金融学中也有实验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金融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已产生了金融经济学。

最后，管理学与金融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随着管理学日益介入金融研究，已出现了金融管理学、金融工程学。尤其像金融风险及其管理这一领域，目前几乎成了管理学研究大举进军的一块热土。但金融学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一时还看不清楚。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