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招人厌恶，如今是分权的时代。当今世界恐怕找不到一个国家不高唱分权。前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中央计划体制后，经济决策权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转到了企业经理和地方官员手中；第三世界国家为摆脱经济困境，纷纷搭上分权的快车，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分权”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喊得最响的口号；有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开始了分权的实验；本来地方政府权力就较大的德国和加拿大也喊着要进一步下放权力，目前大势真可以称之为“分权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灭”。在这股世界性的分权潮流中，中国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在过去15年中，中国权力下放的幅度也许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得多。11032706

这股“分权”潮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各国从自身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集权是有其上限的；超过了这个上限，就会出现种种危机。顺着同一条思路从反面思考，人们理应提出另一个问题，亦即分权有没有下限？这个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也许是因为长期分权的梦魇挥之不去，人们还来不及思考它；也许是因为许多人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为彻底摆脱集权体制的阴影，分权稍微过度一点是件好事。

从逻辑上讲，恐怕没人会否认分权有其下限；超过了这个下限，也会出现种种危机。过度集权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过度分权则可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因此讨论分权的下限不仅仅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在中国这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对任何“乱”的隐患，切不可掉以轻心。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应当采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