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黄晓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院长）：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韩美林老师。韩老师出生于1936年12月26日，是伟人出生的日子。我想大家都知道，韩老师也是一个伟人。韩老师1949年4月12日当兵，当时不到13岁，所以说韩老师又是一个老革命，真正的老革命，12岁参加革命的老革命。

1955年韩老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然后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建设过程中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和迎宾馆等建筑的设计，他在书法、工艺美术、陶瓷、雕塑、绘画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造诣和成就。韩老师1980年到美国的21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展览，获得了美国圣地亚哥城市赠予的“金钥匙”；1983年有6幅作品入选联合国发行的圣诞卡，在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2003年，荣获世界艺术家协会（美国）世界艺术贡献奖；2011年被《环球时报》评为最受全球关注的中国人物；同年，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个人美术艺术大展，刷新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个人展的纪录。

当然，我最想说的还是韩美林大师的两段话，我也是现买现卖。韩美林大师在一本书上说：“嬉笑怒骂皆真情，酸甜苦辣很充实。”意思是说上苍告诉我：“韩美林，你就是一头牛，你这辈子你就干活吧。”昨天我去了韩美林大师的艺术馆，看见了韩美林大师非常多的艺术品，那些艺术品都是干活得来的。韩美林大师的艺术成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文字里，在中国的青铜器里，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遗存和文字遗存里，都有韩大师蓬勃的艺术气息，有韩大师延绵不尽的创作源泉，有韩大师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的另外一段话，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推荐。他是这样说的：“那条路弯弯曲曲，但它通幽，我使劲地追求它，我爱的是它前面都是未知数，我还要走下去，我的目标在中国。”通过这两段话，大家对韩美林大师的认识、了解可能会比进会场之前稍微多一点。

最后，我再介绍另外几位大师对韩美林大师的评价和感受，韩大师有一本书，叫《天书》，黄苗子先生为这个书题了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仓颉造字鬼夜哭，美林天书神灵服。不似之似美之美，人间能得几回读。”另一位曾经在我们院做过讲座的李学勤先生看了这本书之后也有一些感触，他说：“这个书是书法、是绘画、是文字、是符号，我看了这个书，首先是惊奇，继之是震撼，然后是欢喜与赞叹，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韩美林大师给我们做讲座。

韩美林（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书画委员会会长）：前天接到让我做讲座的通知，今天就过来了，所以没有时间做细致的准备，只是抓了手上的这一把材料，什么都有，作为一个交流，我想到什么就和同志们讲些什么吧。

我当时不在家，“天地人艺”这个题目是我太太定的，意指“谈天、说地、做人、学艺”，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懂得天、懂得地、懂得做人，才能学艺。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讲课了，因为腿不好，嗓子也不好，我也不太会讲话，只是会画画，贵院盛情邀请，我就不多推辞了，能讲多少就给大家讲多少，谢谢大家！

我有一个感觉，我们今天的时代，无论将其中的哪一天、哪一个时段，与1949年10月1日对比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今年已经77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头脑会跟不上这个时代，我的头脑还很灵活。举个例子，刚才有人考了我一下，我曾写过一个“马”字，我能说出它发表在哪本杂志的哪一页，果然就在那本杂志上查到了。我的记忆力就是这么好，这说明我的身体还不错。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画画、去写字，很养生。我刚才还和文院长说，建议在座的朋友每天写15个字，楷书，保证可以活到120岁。

在这个世界生活

另外，我感觉这个时代不是一个专家至上的时代，而是一个杂家的时代。所有人，无论是在座的各位，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担负国家重担的人，都应该是一位杂家。在这个时代，只有成为一位杂家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我前几天和同志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一定要跟得上时代。我的头脑之所以能和年轻人保持某种同步，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跟着时代前进。

这个时代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我认为你必须得懂计算机、量子物理、材料力学、地质学，哲学就更不用说了。有人就会问，你一个搞美术的，怎么需要学这些东西？

我举个例子，现在没有一个雕塑家比我们工作室做的雕塑要多。截至目前，我们这个工作室已经做了58座巨型雕塑了。我们现在30米以下的都不做了，因为找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只做大型的，使用的脚手架就像建筑工程的一样，甚至比一般建筑所使用的脚手架还要大。我们现在已经做出来的有79米的，还要做一个90米的。今天，我太太没有来，她正在订一个合同（这个合同是关于巨型雕塑“关公”的），仅关公的那个大刀就有91米。我们为什么能从小品一直做到这种大型雕塑呢？就是我上面讲的，因为我们工作室是一个杂家工作室。金属的、布的、木头的、石头的、草的、泥的、刻的、雕的、印的、染的、画的、写的、烧的，我们没有一种不涉猎。说到这里，这个工作室似乎应该很大才对，但是，大家或许不知道，我们一共就是四个人，我带了三个徒弟。所以啊，如果不是杂家，我们的工作室没有办法创作出世界一流的作品。

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都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了解，不应该说我就是专门研究哪一项的。比如敦煌的飞天，有只研究人物的，只研究雕塑的，只研究宝相花的，这是不行的，这样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要能提出很多问题，只有融通各家，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这个工作室不大，但是可以养活1500个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了“韩美林工作室”，并且最终走向了世界。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能总让国家养着，因为“靠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艺术家，不能一方面不思进取，另一方面过高估计自己，躲在温室里生长，养尊处优。我们这个工作室则不同，每年都到生活中去——到农村，到工厂，到国外，每年都要走一万公里以上。我们遵奉的是老延安的那种原则——到生活中去，从源头活水中汲取艺术营养。建议大家以后看看我们的美术馆，我们做的品种很多，涉猎很广，欢迎参观！

在教育方面，以前有过交叉教育，后来又有像院校合并这类的政策，说实话，这些都不敢恭维。让我们的教育去搞产业化，去赚钱，也不搞清楚什么情况，就合并院校；还要我们的学生去学英语，不管哪一行都要去学英语。我们馆里有五六十个大学生、研究生，只有一个人还学着英语，因为有外国朋友来的话，他要负责讲解。所以，我一向认为，该学英语的就去学英语，不该学英语的让他选修。

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英语就是选修。刚入学的时候，教务处找我们谈话说：“告诉你们，我们（中央美院）是中央级的，包括你们的医疗都是中央级的，我们要培养的是专门人才，是美术界的栋梁之材，希望你们成为大艺术家、大美术家。我们的教学是两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包括学外语，也是两个老师教一个学生。我们是这样来培养你们的。”

我没学过外语，我到现在也不懂外语。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就不要学，需要的人就让他好好学。学英语的要学到什么程度呢？要学到让英国人感觉不出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说英语。

同学们，我们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多好听啊！你看我们的汉语，“霸王别姬”四个字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霸王”，是楚霸王项羽，“姬”，是虞姬，人物和身份都出来了；还用了一个“别”字，为什么是这个“别”字？因为只有这个字才能把霸王和虞姬在那种处境之下的内心活动表达出来。说到《贵妃醉酒》，到了法国之后，这四个字怎么都翻译不好，最后译成了《一个妃子的烦恼》，同学们，你们说这难听不难听？

东西方文化不同，不能拿西方文化来替代东方文化，更不能替代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就是这么个人，喜欢直接把观点摆出来。一个几千年的文化古国，怎么能一点自尊心都没有呢？有些人在外国待了几年，回来之后就要翻我们中国的底，就要取代中国文化。同志们，你们看，无论是哪个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比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他们回来之后都是助推、帮助中国的艺术向前进的。他们写的，他们画的，都是中国的东西，没有谁要去取代中国文化。我感觉我们应当向这些老前辈学习。

有些人回国之后就对中国指指点点，我觉得这些人是不自量力，对中国、对几千年的文明指点，是不是太幼稚了？

我讲话太直，但是国家、民族和社会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不行。最近政协换届，新一届政协委员都是65岁以下的，就是没把我换下去。还比如中华海外联谊会，其中全是海外实业家，都在65岁以下，只有我是77岁。大家说，“没有韩美林不热闹”，我在政协已经干了七届了，为什么没被换下去呢？这两天到我家里来的一些客人，包括一些领导人，他们说：“你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下不去”的原因。

我说过一句话：“我们也不要‘左派’也不要‘右派’，我们要正派。”必须这样做人，不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万里曾经说：“韩美林他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爱国——爱这个共和国，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的民族。”所以，今天我先给大家进行这种教育——爱我们的共和国，爱我们的人民，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资源，我们关心过吗？我们的自然、地球，我们关心过吗？总说人定胜天，人一定会胜天吗？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男女老少，一宿一宿地去挖地，叫“旱地改水田”。当时认为，人一定能胜天，旱地一定可以改水田。结果失败了。为什么会喊出这样的口号？就是不讲科学，认为一定能胜天。现在回顾从前，我们胜天了吗？有时候我想，我们给这个天和地带来了太大的破坏。

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从苦难中走出来了吗？我们走向幸福了吗？大家是搞社会科学的，我今天和大家讲点心里话。因为，你们将来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们将来不实事求是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乱套。

我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搞水利的领导应该懂水利，搞文化的领导应该懂文化，搞政治的就让他去搞政治，搞经济的就让他去市场中摔打。最怕的是不懂装懂，干涉业务。

我们的五个福娃，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可以说，这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希望借助奥运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登上世界文化的舞台，这不是很好吗？五行相生相克，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和谐。可是当初就有一些人非要把福娃拿掉。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但如果在专业领域还纵任一些不懂装懂的外行横加干涉，必然会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小则把具体的业务指导坏了，大则会把我们的事业指上偏路！

韩美林先生在为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做讲座

我们要正视现实，学点唯物主义，学点辩证法。我就在学这个。各位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将会领导社会的发展，恐怕更得学哲学。把这个世界看透、观察透，无论做哪一方面的工作都可以。

学习了哲学，我们就能更有力地做事。比如说这巨型雕塑，有的人一辈子做一座就差不多了，我们做了58座。解放军的服装，也都是我修改设计的。不止如此，波音公司还邀请我设计波音747-8、波音787-8的外形，一共十架，我们已经走向世界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要感谢我们当时受的教育，确实把我们这些孩子培养成了懂哲学的人、多才多艺的人、能承担国家重担的人。

我们的老师都没有派头，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为什么敢画大的作品呢？我们画的那个大牛，我不打草稿，直接画，一头牛就长达90厘米；我在人民大会堂画的那匹马，每匹马长达一米。我这么一个小个子，拎着一桶七八斤的水，我就这么画，一滴水也滴不到纸上，这个本事就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教授，他和另外一个老师，共同负责画游行的毛主席像，文稿前四天才来。我们这些学生在操场上干活时，看见他们两个来了，都一起鼓掌。他们提着油桶、画架子，穿着油画服，把小礼堂的门一关，三个小时就画完了。真是有本事！这就是老师对我们的教育。

1958年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忙，因为只有一年的时间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很不容易。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开“诸葛亮会”，班主任周令钊带着我一起参加。当时大家都很忙，车也不好坐，开会的人一下子到不齐，周老师等得有些不耐烦，他一边画画，一边说：“总理把我们叫来干嘛，都在这儿等着，大家都挺忙的。”总理说：“今天叫你们来没别的，就是搞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吊灯。”政协那个小礼堂，还不算大，大概能坐800个人，但光那个吊灯就21吨重。有一天，一个霹雷下来，吊灯掉下来了，幸亏没有人，砸了20多个座位，如果常委开会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人民大会堂的那个顶有多大，把天安门放进去，还能空六公尺。那么，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吊灯得多大？得有几百吨，虽然不能按照比例来算，但是也很大。总理说：“我今天请各位‘诸葛亮’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吊灯的问题。”周老师说：“这还不好办吗？”就在现场画了那张“满天星”。总理一看，然后说：“好，给我了，散会了。”

周老师一直都是我的恩师，2011年去他家，我给他磕了三个响头，是发自内心磕的。他对我们不保守，到哪里都带着我，几乎就是把我别在裤腰带上。不像现在的老师，一个研究生毕业了，我问他：“导师是谁？”他说：“别提了，三年就见了他一面，半个小时。”这些老师根本就不指导学生，自己在家做生意呢！

我们当年受的这种教育对我们影响太大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烧的、雕的都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工作室）给国家创造那么多财富，就四个人！2013年我们的收入是2.5亿元。我们捐给清华大学200万元；给中央美院10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给芭蕾舞团100万元，2012年是50万元；给邰丽华100万元，出国零花钱1万元美金。这些捐款都是用来帮助穷孩子、苦孩子、傻孩子、残疾人等这些弱势群体。这是谁教育出来的呢？就是那个时候把我教育出来的。

可是看看今天的教育呢？现在美术学院的学生呢？就拿个照相机一拍，回去找个放大的设备，在这个基础上描上那些小人儿，这样来卖钱。抬头看看这个世界吧！不客气地讲，还能放得下那张安静的课桌吗？

教育有三个任务：做人、生存、给国家和民族做贡献。教育首先就是教怎么做人，做大写的人，其次就是教给人们怎么生存，最高境界是培养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才。

我们现在的学生，都是小皇帝啊！现在，我们的啃老族将近30%，这在全世界都是靠前的。有的孩子为了要钱，把奶奶胳膊拧断；有的孩子为了要钱，杀了全家。这些小皇帝，可真是不好伺候。为什么呢？这和独生子女制度有关系，另外，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

我们小时候，没有背过几十斤的书包。现在的孩子让书包压弯了腰。我们怎么能这么摧残我们的孩子？是你们没有本事教育好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就是需要被强迫看这几十斤书才能学到东西呢？我初中就上过两个月，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我涉猎广泛，我六岁就认识大篆了，写了七十年我才把这个狂草拿出来，不到火候不要拿出来。为什么？要知道，良工不示人以璞。不好的玉，雕琢不好的玉，不要拿给别人看。

我们现在搞雕塑，比如说这个“关公”，我们不是为了做关公而做关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关公都把刀做成一根棍，我们不是。我们的构思是，“山和风”。人家一看，就决定用了。我们50多座雕塑，没有返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它们当成学问来做。

我们教育下一代的原则是，搞科研的就让他去搞科研，搞商业的就让他发财去，搞水利的就让他去搞水利，而学生就是让他好好去学习，不要让他跟钱打交道。以我为例，我77岁了，到现在不会看账，我们的会计给我一个表，我不懂。

真正爱这个国家的话，我们就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看我们的现实，再根据我们的现实来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来制定我们的行动计划。我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不富都不行了。

说到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认错。他们就认为，中国人没有一次打赢他，中国不行，他们向美国投降，却不向中国投降。同学们，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反过来，我们从内检点的话——我们必须富强，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强国。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近代史是屈辱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强，别人就轻视我们。

同学们，眼泪赢不回别人的尊重！今天我们在社科院讲历史、讲社会科学，我们更要讲讲民族的志气！不单是在国民经济水平上，我们要超过外国，更要从民族志气上，矢志为共和国奋斗，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们有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的民族就永远不会消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孩子进行教育。

钱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我们光有钱不行。现在我们有钱了，都能出国了。可是，我们出去之后是怎样表现的呢？吵吵闹闹的有之，抢着吃东西的有之，随地大小便的有之，吵嘴的、打架的、扇耳光的有之……某些外国的宾馆门口写着“这里有中国人”。我为此而感到难过。同学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冷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

我们的民族，不是光有了钱就能振奋起来的，我们要有头脑和智慧，要靠民族文化，要靠民心，要靠教育。教育必须要承担好它的三个任务：做人、生存、给国家和民族做贡献。

韩美林先生写书法

我们要“谈天”了，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起飞”，但是我们的能源不够，我们是一个缺水的大国，这一点上我们想过没有？

我这次去日本，回来以后眼里淌眼泪，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有雾霾。一方面，我们的人民要节约用电用水；另一方面，我们的领导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多想想，不能只搞面子工程。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要思考，我们要给后代留路。我们中国现在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5倍、日本的9倍。我们的能源利用效率不行。我去高校视察，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关水龙头，任凭水哗哗地流。我现在都77岁了，大言不惭地说，已经功成名就了，可我走到哪里都节约用水用电，有个垃圾就捡起来。要爱护环境，水、矿藏、动物、植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有它们，我们这个地球才有意思。如果没有了它们，只剩下人类抱着一推钞票，那这个世界会有意思吗？

我讲讲文化。我们古人早就说了，灭一国，就要先灭其文化。古人的教导，我们怎么没有人听呢？汉字是我们的骄傲。世界五种古文字就只剩汉字了，它还正值青春。说到“文化产业”，那么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还是让文化来养人？我认为首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文艺界需要改革，文化到底是姓“文”还是姓“钱”？另外，文艺界到底是向雅走，还是向俗走？我们要思考，让荒诞和滑稽统治我们的文艺，不可笑吗？我们是一个小丑国家吗？我们雅的东西怎么就出不来呢？怎么就没有这样一种环境，让我们雅的东西出来呢？

最后，我们谈一谈政治领导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选贤与能”。孔子早就说过，“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要让自己的亲戚和自己做不适合他的工作。

政治家和政治阴谋家不是一回事。英国的丘吉尔，是“二战”的一个英雄，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在实践中，丘吉尔就是运用大智慧成功地指挥了诺曼底战役。所以，政治家应该要有大智慧。我也建议大家多学习，提升自己，这样我们的人生品位就会升华。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

（初稿整理：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