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前人理论和当代学人诸多见解的基础上研究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侧重于探索两个问题：第一，探讨产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的传导机制，国有企业能否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实现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企业绩效的目标。第二，剖析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绩效的路径选择。

归纳起来，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现行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局限和不足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本书明确提出，产权结构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公司治理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并用复合函数对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描述说明。二是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优缺点、优化机制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国际上公司治理模式趋于接近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公司治理趋于相同的背景和动因，为我国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提高治理效率提供了借鉴。三是在充分肯定股份制对大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提出要区分有效的股份制和无效的股份制，或者说，区分好的股份制与坏的股份制。无效的股份制或坏的股份制，会利用股份制改革之机损害国有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有效的股份制或好的股份制，才能够真正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形成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既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具体的产业政策与环境，因地制宜地推动我国的股份制改革。四是对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内涵、意义、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整体上市是国有大型企业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应将整体上市作为路径选择。五是对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的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制度建设与引入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制度建设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类董事会有效性的差异及背后的体制和机制的不同，为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六是对现行的由政府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派出监事会的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可供选择的外派监事会制度的不同改革模式进行了比较，为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和实证依据。

通过梳理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书提示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问题和现象，通过剥茧抽丝的分析过程，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隐含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呈现多层次性和复杂化的倾向。第一层次是企业出资者所有权（最终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构成的产权关系；第二层次是企业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构成的产权关系，而产权结构的基础则是股权结构。除此之外，还存在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构成的产权关系等。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生产力系统，那就是企业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处于企业经济关系核心地位的产权关系（或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都不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它们对企业绩效有重大的影响。

产权结构对企业治理结构、经营激励、并购重组、监督约束等治理机制具有直接影响，而这些治理机制也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使企业的绩效发生变化。因而，产权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考察企业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原始产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是现代公司制度成长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企业形态的变革一般是与产权制度的变革相伴而生的。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企业体制的发展是以产权制度的发展为基础的，而产权制度又是全部经济体制的基石。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体制背景下，要使产权结构实现合理化，最终形成对公司治理结构及企业绩效的良性影响，就要实现产权多元化。实现产权多元化，就是要明确不同类别的产权主体及其相应的权能和利益，最终对产权进行清晰、合理的界定。产权多元化包含产权结构多元化和产权组织体系合理化两个层次的内容。所谓产权结构多元化，是相对于产权结构一元化来说的，是指企业的出资者或投资主体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在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的产权都是由不同类的产权构成的，这种不同类产权的组合，就是产权组织体系。产权组织体系合理化，即为不同类的产权的组合形式的合理化。在一个企业的产权组织体系中，关键是看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企业所经营产业的状况和背景，以及企业所处的风险和收益预期的状况。

股权结构作为现代企业最基本的产权结构，主要是通过四种治理机制（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对企业发挥作用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企业治理机制的影响也不一样，比较而言，股权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最大化较为有利。现代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晰，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拥有充分剩余索取权的企业家拥有了充分的企业控制权，取得了无法估计的控制权收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控制权激励机制的失灵。为了提高企业绩效，必须合理配置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形成有效的产权结构。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公司治理。企业的决策是否正确，执行是否有力，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是否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控制权转移、市场竞争等企业内部和外部机制主要也是通过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而，公司治理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好的治理结构既能充分激发代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能有效制约代理人滥用控制权的行为，这两者虽然不是公司实现优良市场业绩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企业绩效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构成了复合函数。在产权结构既定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可以改善经营效率，提高企业绩效。

从社会整体而言，企业组织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其组织治理结构必须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考虑，即企业组织的治理结构必须以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为基础，如果脱离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这样的治理结构很难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古今中外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前，构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既是国企改革中的短板，又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必将带动中国国企又好又快发展；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必将影响国企的健康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30多年不断改革，其治理结构发生了制度性的变革，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从公司的内部治理来看，现有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仍存在问题：一是规范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形成，二是公司治理不完善，三是公司治理运作不规范，四是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如对经理人的约束弱化，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竞争性的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使经理人员所面临的可能被替代的压力大为减轻），同时也有内部治理因素的影响，而产权结构不合理则是造成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缺陷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因素。

基于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思路应是：一方面继续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目的是使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能够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针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的明晰过程，首先是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归属，这仍是需要进一步明晰的；其次是企业内部的产权归属问题，这更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其核心是利益与风险的分配问题。产权结构调整可以使目前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趋向合理化。国有企业通过产权结构调整可以改变投资主体单一化的国有股权结构，限制相关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权力，减少国有资产的浪费。

但同时，要完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推进企业公司治理，促进企业绩效的发展，必须也要注重企业外部治理。健全的公司外部治理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制度保证。同时，还要推进宏观管理体系、市场体系、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的配套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创造条件。

我国国有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总的来说，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推行产权多元化，建立多元主体相互制衡的和权、责、利相对称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断优化产权结构，在多元产权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深化竞争，完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形成对企业治理的外部约束和激励。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共同作用于公司治理业绩，从而提高国有控股大企业的运营效率。同时，由于中国的传统国情及路径依赖作用，需要制度创新和政府支持性配套改革。因此，使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提高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营效率，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演进过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现代的互联网和各种智能化工具、日新月异的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层出不穷的各种发明创造，使我们这个时代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大驰道，还是古运河，都是无法比拟的。但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自知。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以及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我们这个伟大和变革的时代之宏观世界的一个微观问题。笔者尽管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但依然不能摆脱自身的局限，用现行产权理论解释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还不够系统，对产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和途径的分析还需要深入，相关的实证研究还需要更进一步，如何确定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也有待继续探索。期待热心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专家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推动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取得新的成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