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姓很少有财产的概念，曾几何时，对私有财产之概念更是十分忌讳，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接受的是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意识灌输，特别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不正常年代里，当专政手段被无情滥用时，人们内心总是充满恐惧，极其害怕将自己与“财产”联系起来。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城镇居民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房子是分的，工作是给的，工资是发的，私有企业不准办，投资入股不允许，也无机会和可能，只有手中为数不多的几块钱用来维持生活。在当时，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是：住公家房、吃公家饭、坐公家椅……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彻底的“公家人”。他们是被人看得起的，社会的声望很高。在老百姓眼里，成了“公家人”，这一辈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尽管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阶级。

百姓的这一看法绝对是正确的，但应加上一个历史前提，那是在彻底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在这个年代里的人自然就被“计划”在当中，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其保障的程度无疑很高，安全系数也很大。但当国家财力紧张、生产力发展尚处在很低的水平时，它只可能是一种低层次的、低水平的保护，而且受保护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更多的人被拒之于门外。不仅如此，由于用来保障的这些钱是从国家的口袋里拿出来的，是国民经济再分配的结果，那些被拒之于门外的未受到保障的人还要通过国家这只调控的手，将自己的利益拿出一部分来去接受计划的安排和利益的再分配，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保障水平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当大部分失去保障，而国家又没有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空间去自我寻找保障机会时，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此时，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国家也会因要承受巨大的保障压力而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作为一个国家，其安全感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上面的分析表明，生产力处于低水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方式的保障制度，并未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有效的安全保障。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表明，过去那种传统的保障方式必须作重大改革。

安全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强烈需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安全感的高低直接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水平，它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运行，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活质量。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是最有安全感，同时也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一无所有，没有牵挂，它无所畏惧，敢于冒险，所以他最具安全感；因为一无所有，他时刻面临生存的压力与威胁，但他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梦想和追求，他要获得，他要拥有，然而不管哪种情况，他都十分害怕失去自己，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是最贫穷的也是最富有的，贫穷是现在，未来可能会富有。心中的富有是充实的，梦想中的富有将会让人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今天的人们不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绝对富有，财富的多与少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拥有一千万的人相对于上百亿的人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但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安全感的需求。正如弗洛姆所认为的，当人们吃饭之类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安全就成了第一位的需求。住房自然是增强人们安全感的一个重要手段。

安全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身的安全感，二是财产的安全感。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人身的安全感程度可以通过交通、生人造访、夜间出行、治安状况、医疗保障水平等指标反映出来。财产的安全感程度可以通过投资安全、收入增长与稳定情况、国家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进行测量。

零点市场调查公司自1993年起对市民公共安全感进行了多年的调研。1998年初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公众评价维持在“较弱的中度”安全感水平上，并未延续往年调查结果中显示的安全感持续下滑现象。该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宁、成都、西安、济南、沈阳、厦门10市进行，每个城市有500名市民接受访问。

在一个由1至5的5级安全感量表上，如果以5代表“非常安全”，1代表“非常不安全”，则本年度调查得到的分值为2.57，处在“比较安全”与“一般”的中间部位。如果进一步将“非常安全”与“比较安全”归为高安全感人群，“非常不安全”与“不太安全”归为低安全感人群，则前者总量占63.8%，后者总量占15.4%。如果将京、沪、穗、厦归为沿海城市，其他城市归为内地城市，则沿海市民的安全感均值为2.50，低于内地市民（2.61）。对生人造访与单身夜行的恐惧感这两个情景指标显示，害怕生人造访者占27.9%，害怕单身夜行者占20.7%，这表明实际上具有不安全感者比理念测试结果要高。

1998年初进行的这次调查，16.8%的市民感到安全感较去年下降，但有36.6%的人觉得安全感有所上升，46.6%的人感到没有多大变化。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水平的公众安全感程度存在差异；无固定收入和个人月收入在800～1500元的人安全感程度最低。此外，以800～1500元这一收入水平为界，个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人的安全感程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人中，公众安全感程度随收入水平降低而降低。

需要指出，在测定安全感水平时，对安全感指标的设计是极其重要的，不同的指标体系测量出的结果会有差别。我认为，是否拥有住房，这是反映居民收入、财务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安全系数，安居才能安心、开心，安居之后才能乐业。人们生活时间的一多半都是在住宅里度过的，一套住宅及一套住宅里发生的故事，几乎涵盖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历史。

住房是永久性的资产，有了住房，才能有踏实感、拥有感、安全感。住房制度的深入改革，将使更多的人从无产走向有产，把梦想变为现实，从而大大提高人们的安全感程度。单位分房和自己买房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有使用权，后者还拥有所有权、处置权。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带来了个人、集体与社会之间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激发了人们努力创造财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动力。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想住得更好些，就必须更富有智慧、更加倍地劳作。住房的货币化改革使居民有了新的期盼、新的干劲、新的创造。

住房改革也将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自由，包括居住点选择的自由。单位分房，尽管具有福利性质，但给什么房你就得住什么房，房子建在哪里你就得住在哪里，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住房实行商品化、货币化以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房子的区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住房档次，你可以随着购买能力的提高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作几次住房的买与卖，在每一次买卖中都让自己的住房上一个档次，这符合人的需求趋向，也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真正实现了人与社会的统一。

住房是基本的生存手段，是人拥有安全感的基本保障，营造一个全方位的安全网，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致力追求的目标。安全网不是束缚，是保护；不是封闭，是开放；不是障碍，是坦途。安全网越健全，人们在其中就生活得越自由，就越能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和自身提供、创造的条件去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不同的人还可以在这个安全网内找到不同的位置，如高收入者住商品房，中等收入者住经济适用房，低收入者住廉租房，大家各得其所。科学的决策，正确的思路，有效的措施，将化解以前住宅分配和使用中的种种矛盾，社会也将因此而获得新的稳定，百姓将因此而具有更多的安全感。于是政府高兴，百姓安心，还培育了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发展之棋满盘皆活。

当然，我们承认，住房改革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但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改革确实魅力无穷、潜力无限，它是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绽放出的一朵花蕾，她将会越开越艳，迎来人们由衷的赞叹和灿烂的微笑。

有了自己的住房，才会有家的概念，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不管你信不信。一位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多年的湖南籍男士，当他以合作建房的方式获得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他在电话里对父母说：“你们的儿子在北京有家了，你们可以放心了。”尽管他此时仍是单身一人。有房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如果在租来的房子里，亲朋好友前来为你祝贺乔迁之喜，你一定感到十分别扭，因为它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

恒产才能恒心，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舒适的住房，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网，将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得舒心、工作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