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对外经济将在1996年奠定的较为扎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外贸出口的增长幅度将达到5—10%，外贸进口的增长幅度将达到10%以上，外贸顺差将比1996年的规模有所缩减；吸引外资的势头仍将方兴未艾。决定这一局面形成的国内有利因素在于：

（一）外贸体制深化改革已见成效。

1996年年初以来，外经贸部采取全方位措施，要求和督促外贸企业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苦练内功，尽快适应国内“两个转变”的新形势与不容乐观的国际市场环境。经过3个季度的努力，外贸企业对外界不利条件与环境的承受能力已有所增强，北京、山东、江苏、福建等地方外贸系统的效果尤其显著，通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拓宽出口市场、完善国外信息和销售网络、降低财务费用、减少成交决策层次等有力措施，保住和扩大了出口规模和市场份额。近来，许多上半年出口态势不佳的公司和企业也正在迎头赶上。总之，由于1996年国家外贸政策调整和国际市场逆变而造成的种种不利因素，正在为中国许多外贸企业所克服或消化。这一势头到1997年也将方兴未艾，继续发挥作用。

（二）政策性因素已开始向有利于出口的方向变化。

1996年5月以来，针对出口形势逆转，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政策调查，主要有：

1.加速出口退税的进度。1996年5月份以来，税务系统加快了退税进度，再者，税务部门已决定，从1996年10月起，将出口退税按季度退税改为按月度退税。还有，税务部门正在出台将出口退税的重点向出口大户、高技术行业倾斜的政策。此外，国家已决定年内至少追加200亿元资金，帮助解决退税不定额、不到位、周期长的困难。凡此种种，将对解决外贸企业资金不足、出口成本增大的困难是一个强劲的推动。

2.降低利率。鉴于资金（主要是人民币）紧缺是各个外贸企业出口受制的普遍问题，国家于1996年5月、8月两次调低利率，使企业至少减轻了500亿元的财务负担。这无论对保证出口货源、加快贸易成交决策、拓宽市场范围等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同时，中央和地方尽力促使银行满足企业的要求，将1996年全年的贷款总额安排为6600亿元，比1995年增加了1000亿元，这无论对生产企业或外贸企业走出困境都是一个很有效的举措。

3.总体财政政策。虽然1996年物价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大幅度回落，国家仍决定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力求防止通货膨胀率反弹。此举对防止物价上涨从而保证出口成本不致过度上涨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4.京九线等重大交通干线投入运行，对于更广泛地组织和运送出口货源，保证出口商品及时启运，都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1996年大幅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使总体关税水平已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上限）水准。1997年，这一措施的运作将基本规范化，这对扩大进口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政策保证。其次，尽管在利用外资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政府仍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既定方针，并通过扩大地方、部门利用外资的权限，全面改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保障。再次，中国海关在其他部门积极配合下，也将促进正常进口的扩大与拓宽。以上因素在1997年所发挥的影响均将比1996年更加有所增长。

从外部角度看，有利于1997年中国对外经济更趋好转的因素主要在于：

（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1997年经济形势将好于1996年，进口需求也会比1996年更大。

1996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除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达到2.5%，属正常态势外，欧洲联盟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只能达到2%左右或更低，属于偏低的水平。其中欧盟中的经济支柱——德国，大约只能增长1%左右。中国近年来新的出口增长点——拉美地区，也因经济增长带有很强的恢复性质，而远远低于墨西哥金融危机前1994年的3.5%这一高度。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各国和拉美地区的失业问题相当突出，刺激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对上述各地区的出口难以大幅度地扩展，反而容易遭到各国明为反倾销、实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上述情况在1997年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预计在1997年，美国经济增长大概仍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而欧盟、日本的增长率也将会提高到2.5%左右。拉美大多数国家经过1995—1996年的经济调整，已收到明显效果，预计明年的整体增长率有望接近3%。作为中国新的出口增长点之一的非洲，1997年的经济增长也将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中国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各国、中东欧各国的贸易，经过为期数年的反复后，自1996年以来已明显回升，同其中某些国家的贸易额甚至增长了几倍、几十倍。在1997年，中国同上述各国的贸易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双边贸易额可望比1997年提高5—10个百分点。中国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经过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相互间立场和利益得到协调，1997年的双边贸易将进一步扩展。综上所述，1997年中国外贸扩大出口是具有国外市场需求方面的保证的。

（二）西方发达国家扩大对华合作的政策仍将延续。

不容置辩的事例已证明，解决失业问题对西方国家而言将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对策之一，便是大力加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这方面起步慢于美国、日本的欧洲各国，在1997年尤其会进一步加快步伐在中国扩大直接投资额，增加合资和独资企业、扩宽在华投资地域，把资金投向更多地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这不仅将保证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高新技术、成套设备和工业原材料得到稳中有增的供应，也将使外资在中国企业“两个转变”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三）香港回归祖国不会对中国对外经济产生较大的震动。

1997年7月1日，香港将正式回归祖国。届时，英、美等少数国家可能将采取迁走公司总部、撤走投资或削减投资规模等手段进行报复性干扰。这类动作可能使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一些消极影响，进而对广泛利用香港进行转口贸易的中国外贸，也可能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香港地位上同我没有利害冲突，不会追随英美对我进行遏制；在港的大多数公司、企业（包括部分英、美企业）也明确认识到，脱离开祖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支持，香港的优越地位将一天也难以维持下去，只有同中国密切合作，才可能巩固和发展自身的市场和机遇。因而，已有314家左右的在港外国企业、公司宣布到1997年7月以后，仍将留在香港营业，继续推进香港地区的繁荣。

（四）台独势力难以阻挠台湾同袓国大陆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下降，占据的市场份额缩小，地价猛跌，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高，失业严重。各界有识之士已达成共识，即只有迅速增强同祖国大陆的全面经贸联系，踊跃投资大陆，扩大从祖国大陆的进口，尽早实现“三通”，才是使台湾经济走出困难的基本对策。因而，尽管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叫嚣“反对以大陆为腹地”的经济发展方针，但早已在同袓国大陆发展经贸合作中得到重大利益的台湾企业界，不可能屈从于这一错误政策。两岸经贸合作在1997年仍将获得一定规模的进展。

当然，我们也应充分考虑到国内外广泛存在的不利因素，诸如：美国、日本可能对中国施加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经济制裁；国际上多方位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反倾销”和打着“技术、卫生、环保检验”招牌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国际市场上工业原材料价格趋升，一般加工产品价格回落、高新技术产品价格一时居高难下的势头于中国不够有利；中国出口商品的档次、质量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突变，中国生产和外贸企业的规模偏小，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中国面临印度、印尼、菲律宾甚至孟加拉等周边国家在吸引外资和扩展国际市场方面的有力竞争等。但是，这些问题对中国而言或属于正在克服中的困难；或属因对手有“投鼠忌器”之虞，不敢轻易动用的手段；或属我方尚有深厚潜力可资挖掘的领域。因而，总的来看，今年的有利因素较之消极因素更占上风，这将保证中国1997年的对外经济形势比1996年更为乐观—些。

为把握住上述种种机遇，趋利避害，这里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支持出口不应视为权宜之计，而应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出口额连增数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至于1994—1995年出口高速增长，因带有种种不可比性，也不能视为我们出口实力已实现飞跃。应当看到，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韩国，出口实力已与中国相当接近。如我放松对出口的支持，中国在世界上的出口位次即可能被它们超过。对此，中国应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大力支持出口提高到战略高度，坚持不懈地从各个领域，特别是从信贷和税务两个方面继续大力支持出口，使中国出口不断跨上新台阶。

（二）国家应从维护民族利益和实行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的高度出发，对引进外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防止外商攫取国民待遇之外的暴利，危害中国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一些外商利用中国一批国有企业在“两个转变”中发生的严重困难，诱使中国企业与之合资，并实行控股。而中国一些地方领导，只单纯追求就业问题的从速解决，不适当地向外商让利，听任外商不正当地挤占中国市场，从而留下中国整个行业受到激烈冲击、出现失业大军的隐患。因而，国家必须尽快加速有关切实保证外资为我所用，制止地方向外商提供超国民待遇的立法工作，明文限制外资进入若干事关中国国计民生的部门和行业，制止多头审批引进外资和重复、盲目引进技术设备，确实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把外资的异已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

（三）以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作为保障中国出口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突破口。当前，影响中国外贸出口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拳头产品依旧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一般性加工产品上，竞争取胜基本靠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战略。这种格局不仅导致中国出口商品遭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而且容易被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夺去优势。中国只有较快地保证把出口商品的“重头戏”转换为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才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继而稳步扩展出口。

（四）切实贯彻外贸伙伴多元化的方针，努力克服西方经济制裁和反倾销的消极影响。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占我出口总值的3/4左右，其中对美国、日本两国的出口即占我出口总值的40—45%。而美、日恰恰是对中国最富敌意、动辄以人权、环保为借口对我进行要挟的国家，欧盟则是对我进行反倾销最甚的国家集团。显然，这种出口地域格局对中国今后稳步扩展出口相当不利。与此同时，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中东欧国家、拉美和非洲国家等与我利害冲突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利害冲突的国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仍偏低。我方应从战略角度转变观念，避免长期受制于人，下决心贯彻落实外贸伙伴多元化方针，明显扩大对俄罗斯、中东欧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大幅削弱对美、日的依赖程度。

（五）尽早过渡到“零税率”。今后的退税应大力向高技术产品和拥有出口自营权的企业倾斜。

出口商品零税率，不应单纯视为国家对企业的一种优惠，而应视为保证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得以与其他国家商品平等竞争的必要保障。因而，国家应从长远利益着眼，克服现下财政紧张的困难，向出口倾斜，尽早过渡到出口商品零税率，以避免中国在国际市场所占股额被他国挤占。

（六）继续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与发展中国家水平看齐。

近年来，中国几次降低进口关税，但目前水平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13—14%。此种情况不利于中国在印度、印尼等国有力的竞争下持续吸引更多的外资，也在客观上成为诱发走私行为的一种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进口关税水平还应在2—3年内持续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