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6年底，经济紧缩政策已实施整整3年，以遏制通货膨胀为中心的宏观调控目标将基本实现。随之而来的是1997年的两件大事：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香港回归祖同。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起点，又面临两件令人鼓舞的大寧，会不会再度掀起一轮新的经济增长高潮，从而重新开启经济过热的闸门？

这是很有可能的。1997年的形势与1992年相比何其相似：都是在3年经济紧缩之后，面对着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开端；都是进入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憋足了大干一场的劲头；都有着关系全国上下的大事，能激发全体人民加快建设和发展的热情。确实，各个方面在经济相对紧缩中都已经感到难受了。企业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因为效率低下的状况使大多数企业只能过宽裕的日子，而难以承受买方市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地方政府难以承受企业效益下降和亏损严重的困扰，以及失业率上升带来的社会压力；中央财政和各个部门不仅背着紧缩经济的沉重负担，而且不断经受着来自地方和企业转嫁困难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方面都不愿意再过紧日子，都盼望经济尽快升温，而企业和地方要求放松紧缩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大批国有企业要依靠新一轮经济扩张来缓解经营困难和效益下降的局面，很多受到经济紧缩冲击的非国有企业也希望在经济回升和需求扩张中东山再起，它们实质上都是要借助市场需求的扩张来掩盖效率低下和竞争力差的状况；地方政府要依靠经济的扩张来减轻当地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缓解地方国有企业的困扰和地方财政的困难，并由此实现地方经济的繁荣，取得任期内的政绩，同时，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很多，也确实需要通过扩大投资来加快建设；许多中央部门则希望在经济松动中减轻所承受的沉重负担，转移来自地方和企业的困扰及冲击。因此，只要中央一旦放松以经济相对紧缩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整个经济就会迅速走向过热。

然而，如果由于需求再度扩张的拉动，1997年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那么将很快带来一系列与“八五”期间相似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货膨胀死灰复燃。这几年通货膨胀的大火被迅速地压下去，较多地是依靠行政手段的作用，1996年价格涨幅虽已下降到较低水平，但还存在着很多涨价因素和涨价压力，只要需求重新扩张，这些因素和压力就会很快表现出来，推动价格涨幅大幅度回升。其二，结构失衡再度加深。1994年以来，在经济相对紧缩中，产业结构矛盾得到缓和，但结构调整尚未展开，结构失衡的局面并未扭转。目前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还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工业超高速增长的需要，而经济高度扩张必然又是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不仅会再度引发产业结构矛盾，而且将进一步加深结构失衡状态。其三，经济增长质量又受冲击。企业在经济相对紧缩中不仅增长速度下降，而且经济效益下降，说明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效率水平不能适应需求约束和市场竞争的伍力，企业只习惯于在经济扩张的宽裕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这种经济相对紧缩形成的买方市场的压力，企业就没有转变经营机制的压力，正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效率一样。经济重新扩张将再度掩盖企业存在的问题，影响企业改革的进展和企业行为的转变，从而冲击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进程。

这样看来，1997年既有经济再度扩张的压力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又面临着经济过热会引发的严重后果。因此，宏观上必须在这种矛盾状态中作出适当的政策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协调变动。

面对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及主要矛盾，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中央可能继续推行以稳定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有利于进一步消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和压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缓解以至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此为目标，1997年必须在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实施若干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