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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在完善中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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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属于政府调控的职能。企图依靠市场调节来控制人口增长,是无法实现中国的人口计划的。”在明确这一点,坚持依靠政府职能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系列与人口控制有关的新形势。对于种种刺激生育的政策不协调因素特别要逐步改革和克服,以把计划生育目标与生育意愿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减小计划生育难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充分强调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从1991年开始,每年“两会”期间,中央都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1996年的座谈会于3月11日召开,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强调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地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挑战,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出了一条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控制人口增长的新路子。这种新型工作方式被概括为计划生育“三结合”,即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这个经验在1996年正式向全国推广,并在各地取得了很多成绩和经验。1997年将是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一致,对有关方面政策继续进行调整的一年。这种调整将既有助于降低农村的生育意愿,又是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还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一旦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决定形成一种环境,达到计划生育目标与农民生育意愿的激励相容,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新思路的形成。这种调整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在农村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土地分配政策。此项政策最初曾在若干地区进行过实验,其直接目的是稳定土地承包期,提高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而实行的结果同时显示出对于计划生育的积极效果。

(2)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虽然家庭规模选择的决策,往往是根据最优化原则作出的,但教育水平和信息局限也有可能使家庭作出不正确的决策。所以,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可以帮助消除这方面的扭曲。此外,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提高其就业机会,以及增加避孕知识降低生育意愿。一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的中学入学率提高1倍,可以在10年内将总的生育率从5.3降低到3.9,而计划生育服务水平的加倍,所产生的效果,只及这种教育效果的1/3。1996年世界人口日(7月11日)的主题是“生殖健康与艾滋病”。配合这一主题的宣传活动和工作重点放在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与生殖有关的健康方面。

(3)加快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乡在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差异,目前农村的高生育意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父母对子女,特别是对男孩作为养老保障的需求。所以,把养老职能从家庭内部转变为社会职能,会相应降低家庭对子女需求的数量。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对65岁以上老人所支出的安全和福利花费,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前者的增加,就使后者降低。

(4)破除城乡隔绝的藩篱,加快城市化进程。无论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还是从中国的情况看,城市的生育率都低于农村。这是因为城市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高,而竞争又导致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要求高。由于这种生育率上的差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就可以降低生育意愿,从而降低人口出生率。此外,劳动力流动本身也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一方面,农村外出劳动力绝大多数年龄在20—30岁之间,正是婚育年龄。较多的流动和挣钱机会,会延缓婚期和生育年龄。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就业需要较高的技能,表现为越是文化水平高,就业机会越多,因而对农村孩子受教育的需求提高,原来用于孩子数量的资源,将倾向于用于对子女教育的投资。

(5)加大农村扶贫力度,在本世纪末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始终是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一种典型恶性循环,消除贫困必须与实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才会取得成效。中国政府下决心在2000年消除中国境内的绝对贫困现象,这意味着从目前仍有6500万贫困人口的现实出发,今后每年需要减贫1300万,任务十分艰巨。而为此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有助于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从而有助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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